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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德国虽然专心苦读，但对整个革命活动，特别是影响革命大业的事，仍然十分关心，可由下述二事见之：（一）章太炎与吴敬恒为《苏报》案的论战；（二）章炳麟与陶成章攻击中山先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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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在爱国学社时，即对吴敬恒有意见，及《苏报》案发，章、邹入狱，乃疑为吴氏所陷。至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二月十二日，所撰《邹容传》在日本刊行之《革命评论》第十号发表，文中对吴颇有微词，因而引起两人之笔战。时章主编之《民报》与吴主编之《新世纪》，遂成为笔战战场。这两个同为宣传革命之重要刊物，至是竟因《苏报》案旧事而内部互讦，诚为革命阵营中一大不幸事件。吴质问章氏之重点，在求《邹容传》中所云之证人，证人既不可得，若章承认为想当然语，即不再追究，但章则避重就轻，不做正面答复，只一味漫骂，不仅攻击吴氏本人，并且词连《新世纪》的主张。笔战伊始，蔡元培即曾仗义为吴剖白，以《苏报》案当事人之一的资格，谓章、邹之入狱绝非吴氏所陷害，并列举事实为证，希望此案早作结束，以免造成分裂，但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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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又发生章炳麟在日本神户之《日华新报》撰文攻讦中山先生，以及陶成章假七省同盟会会员名义在海外散发攻讦中山先生传单事件。吴敬恒在明了真相后，特于《新世纪》连续撰文指责章、陶，主持公道。此举之重要性，正如吴相湘师在《吴稚晖促进国家统一》文中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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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生这一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章、陶文字在华侨社会间所引致的误解和混乱，获得了澄清。中国同盟会的大分裂在千钧一发间因此没有真正爆发开来，这对于中国国民革命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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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蔡元培虽在闭门读书，但对此等大事，则无法忘情。他虽曾对陶成章之“朴挚耐劳”自认“万万不及”，颇致好评，但于陶之厚诬中山先生则极为不满，此可于他致吴敬恒函中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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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末路如此，已矣，不能复有所为矣。吾党凋枯，亦复尔尔，令人痛哭。陶君之内讧，尤为无理取闹。此公本有此等脾气，前与徐（锡麟）、陈诸君结为特别死党（凡五人），在东京时，亦以党款故，与徐君龃龉，驰函各处攻徐君，谓其有异志，然徐君卒不出一诋陶语，识者曾以是判徐、陶之优劣。及徐君殉义，则是非更昭然矣。吾族终不免有专制性质，以政府万能之信仰，移而用之于党魁，始而责望，终而怨怼，真令人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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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致吴敬恒的另一函中，对章炳麟之“大放其丑语”，认为尤不可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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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惠书并承示各函件，感谢之至。先生曾于《新世纪》中斥陶氏攻孙之檄，而特先之以保皇党之丑历史，苦心孤诣，深可感动。不意枚叔又以《民报》题名之小故，而大放其丑语，不特使反对党畏忌中山之梦为之惊醒（反对党心目中恐亦只有孙文，未必有普通革党之观念，盖专制国无论政府或文人，其观念皆如此也），而且因以洞悉党中穷困崩析之状，此人真党中下愚不移之败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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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短短数语中，其维护革命团体安全及领导中心威信之精神，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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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后协助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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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时，蔡元培正由德国民族学家但采尔（T.W.Dantzel）之介绍，与维坎斯多弗一新式中学教员野该尔相识，往该校参观。在该校住一星期，忽见报载武昌起义的消息，为之喜而不寐。有一位德国朋友问他，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即肯定地答以必可成功，因为革命预备已很久了。他在阳历十月十八夜致吴敬恒函中亦持同样乐观的态度：“盖弟意蜀事本早有头绪，湖南、广东、安徽皆迭起而已者，得湖北为之中权，必将势如破竹。”及见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之讯，他对革命前途之“十分乐天观，生一顿挫”。他在致吴的同信中谈及对此事的看法：“弟以为袁世凯者，必不至复为曾国藩，然未必肯为华盛顿，故彼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而即借此以自帝。”就在这几句话中，把民国成立后几年中国历史之演变，看得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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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蔡元培“一方面愧不能荷弋行间，稍尽义务；一方面以为大局旦夕可定，日盼好消息，或无目前自尽国民一分子义务之余地”。袁之出山，使其脑中乐观悲观更起迭现，遂决定先积极从事影响德国舆论的工作，“以杜其干涉之渐，而为他日易于承认新政府之地”。此与中山先生在美获知武昌起义消息后，不立即返国，而认为当时应先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乃在樽俎之间，遂绕道欧洲从外交方面致力的见解，可谓不谋而合。蔡元培因即于十月十八日回来比锡，转赴柏林，与留德学界俞大纯、李倜君、顾兆熊（孟余）等，集资发电致上海《民立报》及香港《中国日报》，表赞成新政府之公见，谓外国均赞同吾党，绝不干涉。此举甚为重要，不仅可助长国内革命运动的声势，亦有促使各省共起响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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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拍电报之事，蔡元培在阳历十月二十四日致吴敬恒函中说：“同人之意，用汉文及英文皆将为上海电局所捺，乃用德文，不意德国电局既收而又打回，谓语涉妨害治安。现则改用骈文式，冀电报生不甚了解，或不至搁置也。”后来罗家伦阅读此信时说：“我至今看到这种波折，一方面佩服蔡先生及其友人用心之苦，同时也不禁大笑；笑的是原来‘骈文’有此用处，我现在才了解其不可废也！”（见《逝者如斯集》第八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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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同一信中，又提到对外国宣传之事，于致国内报馆电中，“又加入孙文举袁世凯为总统事，于昨夜始发也。孙之推袁，确否固不可知，然此等消息，除离间满、袁外，于半新半旧之人心极有影响，外交亦然。如德国政界推服袁甚至，故俞慎翁特奉一电，请公以英文电示此讯，并勿参疑词，以便转示德报馆，易于取信”。中山先生于阳历十一月十六日，也就是蔡等电报发出后的第二十四天，才自巴黎致电国内，主张速定临时总统人选，举黎元洪或袁世凯皆可，目的在求早日巩固国基。蔡元培之所以在电报中加入并不确有之举袁为总统事，目的在离间清廷与袁的关系，并影响人心和外国政府对革命党的态度。可见他为求达到革命成功的目的，竟不惜捏造消息，其热爱国家、戮力革命之精神，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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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同时又与留德同学共同研商如何使我新政府易为外国所承认，决定公推数人与新闻记者交涉，并作文数篇，送登各报。他们每天聚集在同学会，购报传观，将革命新闻用朱笔画出，并节译大要书于黑板，大家或欢跃，或叹惋，或怀疑，莫不发于革命速成之心，情绪十分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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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汉阳炮厂派到柏林调查制炮之术的刘庆恩，为四川人，将同学会中的龙旗撕破，代以三色旗。他也觅得克虏伯厂所调查之清军现在炮位及其实力表，认为革命战争非短期内可结束，而北攻最重要的武器为炮，革命军如欲迅速获胜，必须向克虏伯速购具有更为优越性能的炮位。此种新式攻城炮，每尊约五万马克，八尊则四十万，折合美金十万，留德学界无力筹出，乃于阳历十月二十六日与蔡元培联名致函中山先生，商请筹款。如获见允，运输之事，由炮厂任之；选购、验收及军中运用之事，则由刘庆恩及另一在柏林研究炮术之周树廉任之。时中山先生适由美抵英，与吴敬恒约晤于伦敦。蔡元培恐他与刘的名字，中山先生未必记得，或未足取信，故特致函吴氏，请他设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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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诸事，当可看出辛亥武昌起义时，蔡元培与留欧革命党人积极活动的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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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然返国参赞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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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阳历十月二十四日致吴敬恒函中，即有“弟恐不能久留此间”之语，当时正是革命初起，成败未定，国命尚极度艰危的时候，他在协助留德学界致力宣传工作之余，显然已有回国赴难、共同奋斗的决心。在柏林将近一个月，接陈其美电报，催其回国，乃取道西伯利亚东归，于阳历十二月一日抵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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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后，即与黄兴、张謇、汤寿潜、章炳麟等参加筹建中华民国各省代表会议。十二月四日，各省代表在会中公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假定副元帅。关于选举经过，蔡元培在《辛亥那一年》文中记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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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日，说是有一个省代表会，将于第二日举大元帅，大约举黎宋卿先生的多一点。我因为听说黎先生本来不是赞成起义的，又那时候很有与北军妥协的消息，觉得举黎不妥，特地到汤蛰仙先生处，同他磋商，适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详细讨论，彼等亦赞成我举黄的提议。但汤先生不肯于第二日直接举黄，而要求我亦到会，于会中推我为代表而投票举黄，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时也不求甚解而允之。第二日，开选举会，依汤先生所定之手续，我投票举黄，章先生及其他有选举权者皆举黄，盖事前受章、汤两先生疏通了。大元帅举定后，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说：“黎先生究系首难的人物，不可辜负他，现在大元帅既选定，请设一副元帅，并举黎先生任之。”全体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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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曲折，与一般记载稍有出入。黄兴当选大元帅后，并未赴宁就职。各省代表会又于十二月十六日重行选举，推黎为大元帅，黄为副元帅。黎初不接受，经赴鄂四代表解释后，始允承受。十二月二十九日，各省代表会在南京公推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大总统，于一九一二年元旦在南京就职，并着手组织内阁，任命蔡元培为教育部总长，于一月三日在各省代表会中通过。其间经过，据蔡元培在《自写年谱》手稿中云：“（孙中山先生）欲组织临时政府，命薛仙舟先生来招我，将以任教育总长，我力辞之。……我到南京后，见孙先生面辞，不见许。”于一月五日正式任命为教育总长。从此，蔡元培便将其精力投注于教育、学术及文化事业，因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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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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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括蔡元培在清末的革命活动，他所做的不是冲锋陷阵的工作，而是弃其所短，用其所长，从教育方面着手，以启发青年爱国的思想，培养革新人才，透过教育的潜移默化，而促成革命的新形势。尽管在辛亥以前，他曾将教育当作革命的一种手段，但他是真相信教育的永久价值，所以在民国成立后，便一直站在教育的岗位上，出其多年所学，为国家贡献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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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以后的上海，志士云集，朝气蓬勃，蔡元培曾以领导者的地位，用不同的方式为革命而努力，如组织团体，以言论鼓吹，下暗杀与暴动的种子等，都是启发民智、开通风气的重要工作。这期间的种种活动，就整个革命运动来说，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是国内革命的伏流，直接间接促成了同盟会的组织，而使各革命团体走上联合的路子。唯光复会系以偏狭的民族主义为主，不及同盟会的目标远大。蔡元培之所以由光复会而加入同盟会，这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以后两会之间所发生的种种冲突，蔡元培总是站在整个革命团体的立场上予以调和、弥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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