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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后协助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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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时，蔡元培正由德国民族学家但采尔（T.W.Dantzel）之介绍，与维坎斯多弗一新式中学教员野该尔相识，往该校参观。在该校住一星期，忽见报载武昌起义的消息，为之喜而不寐。有一位德国朋友问他，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即肯定地答以必可成功，因为革命预备已很久了。他在阳历十月十八夜致吴敬恒函中亦持同样乐观的态度：“盖弟意蜀事本早有头绪，湖南、广东、安徽皆迭起而已者，得湖北为之中权，必将势如破竹。”及见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之讯，他对革命前途之“十分乐天观，生一顿挫”。他在致吴的同信中谈及对此事的看法：“弟以为袁世凯者，必不至复为曾国藩，然未必肯为华盛顿，故彼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而即借此以自帝。”就在这几句话中，把民国成立后几年中国历史之演变，看得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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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蔡元培“一方面愧不能荷弋行间，稍尽义务；一方面以为大局旦夕可定，日盼好消息，或无目前自尽国民一分子义务之余地”。袁之出山，使其脑中乐观悲观更起迭现，遂决定先积极从事影响德国舆论的工作，“以杜其干涉之渐，而为他日易于承认新政府之地”。此与中山先生在美获知武昌起义消息后，不立即返国，而认为当时应先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乃在樽俎之间，遂绕道欧洲从外交方面致力的见解，可谓不谋而合。蔡元培因即于十月十八日回来比锡，转赴柏林，与留德学界俞大纯、李倜君、顾兆熊（孟余）等，集资发电致上海《民立报》及香港《中国日报》，表赞成新政府之公见，谓外国均赞同吾党，绝不干涉。此举甚为重要，不仅可助长国内革命运动的声势，亦有促使各省共起响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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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拍电报之事，蔡元培在阳历十月二十四日致吴敬恒函中说：“同人之意，用汉文及英文皆将为上海电局所捺，乃用德文，不意德国电局既收而又打回，谓语涉妨害治安。现则改用骈文式，冀电报生不甚了解，或不至搁置也。”后来罗家伦阅读此信时说：“我至今看到这种波折，一方面佩服蔡先生及其友人用心之苦，同时也不禁大笑；笑的是原来‘骈文’有此用处，我现在才了解其不可废也！”（见《逝者如斯集》第八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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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同一信中，又提到对外国宣传之事，于致国内报馆电中，“又加入孙文举袁世凯为总统事，于昨夜始发也。孙之推袁，确否固不可知，然此等消息，除离间满、袁外，于半新半旧之人心极有影响，外交亦然。如德国政界推服袁甚至，故俞慎翁特奉一电，请公以英文电示此讯，并勿参疑词，以便转示德报馆，易于取信”。中山先生于阳历十一月十六日，也就是蔡等电报发出后的第二十四天，才自巴黎致电国内，主张速定临时总统人选，举黎元洪或袁世凯皆可，目的在求早日巩固国基。蔡元培之所以在电报中加入并不确有之举袁为总统事，目的在离间清廷与袁的关系，并影响人心和外国政府对革命党的态度。可见他为求达到革命成功的目的，竟不惜捏造消息，其热爱国家、戮力革命之精神，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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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同时又与留德同学共同研商如何使我新政府易为外国所承认，决定公推数人与新闻记者交涉，并作文数篇，送登各报。他们每天聚集在同学会，购报传观，将革命新闻用朱笔画出，并节译大要书于黑板，大家或欢跃，或叹惋，或怀疑，莫不发于革命速成之心，情绪十分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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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汉阳炮厂派到柏林调查制炮之术的刘庆恩，为四川人，将同学会中的龙旗撕破，代以三色旗。他也觅得克虏伯厂所调查之清军现在炮位及其实力表，认为革命战争非短期内可结束，而北攻最重要的武器为炮，革命军如欲迅速获胜，必须向克虏伯速购具有更为优越性能的炮位。此种新式攻城炮，每尊约五万马克，八尊则四十万，折合美金十万，留德学界无力筹出，乃于阳历十月二十六日与蔡元培联名致函中山先生，商请筹款。如获见允，运输之事，由炮厂任之；选购、验收及军中运用之事，则由刘庆恩及另一在柏林研究炮术之周树廉任之。时中山先生适由美抵英，与吴敬恒约晤于伦敦。蔡元培恐他与刘的名字，中山先生未必记得，或未足取信，故特致函吴氏，请他设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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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诸事，当可看出辛亥武昌起义时，蔡元培与留欧革命党人积极活动的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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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然返国参赞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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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阳历十月二十四日致吴敬恒函中，即有“弟恐不能久留此间”之语，当时正是革命初起，成败未定，国命尚极度艰危的时候，他在协助留德学界致力宣传工作之余，显然已有回国赴难、共同奋斗的决心。在柏林将近一个月，接陈其美电报，催其回国，乃取道西伯利亚东归，于阳历十二月一日抵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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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后，即与黄兴、张謇、汤寿潜、章炳麟等参加筹建中华民国各省代表会议。十二月四日，各省代表在会中公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假定副元帅。关于选举经过，蔡元培在《辛亥那一年》文中记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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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日，说是有一个省代表会，将于第二日举大元帅，大约举黎宋卿先生的多一点。我因为听说黎先生本来不是赞成起义的，又那时候很有与北军妥协的消息，觉得举黎不妥，特地到汤蛰仙先生处，同他磋商，适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详细讨论，彼等亦赞成我举黄的提议。但汤先生不肯于第二日直接举黄，而要求我亦到会，于会中推我为代表而投票举黄，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时也不求甚解而允之。第二日，开选举会，依汤先生所定之手续，我投票举黄，章先生及其他有选举权者皆举黄，盖事前受章、汤两先生疏通了。大元帅举定后，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说：“黎先生究系首难的人物，不可辜负他，现在大元帅既选定，请设一副元帅，并举黎先生任之。”全体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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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曲折，与一般记载稍有出入。黄兴当选大元帅后，并未赴宁就职。各省代表会又于十二月十六日重行选举，推黎为大元帅，黄为副元帅。黎初不接受，经赴鄂四代表解释后，始允承受。十二月二十九日，各省代表会在南京公推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大总统，于一九一二年元旦在南京就职，并着手组织内阁，任命蔡元培为教育部总长，于一月三日在各省代表会中通过。其间经过，据蔡元培在《自写年谱》手稿中云：“（孙中山先生）欲组织临时政府，命薛仙舟先生来招我，将以任教育总长，我力辞之。……我到南京后，见孙先生面辞，不见许。”于一月五日正式任命为教育总长。从此，蔡元培便将其精力投注于教育、学术及文化事业，因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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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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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括蔡元培在清末的革命活动，他所做的不是冲锋陷阵的工作，而是弃其所短，用其所长，从教育方面着手，以启发青年爱国的思想，培养革新人才，透过教育的潜移默化，而促成革命的新形势。尽管在辛亥以前，他曾将教育当作革命的一种手段，但他是真相信教育的永久价值，所以在民国成立后，便一直站在教育的岗位上，出其多年所学，为国家贡献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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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以后的上海，志士云集，朝气蓬勃，蔡元培曾以领导者的地位，用不同的方式为革命而努力，如组织团体，以言论鼓吹，下暗杀与暴动的种子等，都是启发民智、开通风气的重要工作。这期间的种种活动，就整个革命运动来说，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是国内革命的伏流，直接间接促成了同盟会的组织，而使各革命团体走上联合的路子。唯光复会系以偏狭的民族主义为主，不及同盟会的目标远大。蔡元培之所以由光复会而加入同盟会，这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以后两会之间所发生的种种冲突，蔡元培总是站在整个革命团体的立场上予以调和、弥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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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的成立，似乎是蔡元培在清末革命事业上的分水岭：在此以前，他多半居于领导地位，显得相当活跃；加入同盟会后，由于人才济济，他已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而且革命前途也不太乐观，所以决心改从学术方面报国。虽然他曾谦虚地说，“对于创建共和，亦未稍尽汗血之劳”（见《我之欧战观》一文），但总起来看，他对整个清末的革命运动，还是有其重要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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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一九八一年三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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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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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口述马星野（伟）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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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所大学来转移一个时代学术或社会的风气，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青年的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现在已经有三十二年的历史，最初是京师大学堂，里面分进士馆、史学馆、医学馆等，无一馆的学生不是官气十足的。据最初一班的人说，差不多一个学生要用一个听差，上课的时候，有听差来通知“老爷，上课了！”于是，这些学生老爷才由鸦片床上爬起来，睡眼蒙眬地带着一个听差到课堂去。医学馆比较多些洋气，但是和进士馆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别而已。等到辛亥革命以后，称为国立北京大学，最初一些做过校长的人，对于这个学校也没有什么改革，到了袁世凯时代，由胡仁源代理校长。胡仁源为人，一切都是不足道，但是听说当时不曾列名于筹安会，上劝进表，倒也算是庸中佼佼者。蔡孑民做北京大学校长这件事，是范源濂发动的，因为他对蔡孑民极其推重，同时国民党的人分为两派，一派是赞成蔡去的，一派是反对蔡去的。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反对派之态度才改变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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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到北大的一年，适巧是我进北大的一年，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暮气沉沉，真是腐败极了。教员之中，没有一点学术兴趣的表现。学生在各部挂名兼差的很多，而且逛窑子个个都是健将，所以当时北京窑子里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者参议院、众议院，一堂者京师大学堂也）。蔡初去时，本科分为四科，有四个学长，蔡接事后，重聘四科的学长——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宇，并决定工科按期结束以后，并入北洋大学，而将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大。这件事自然引起工科中很多人反对，只是教员也很不高兴。文科方面，则生气较多，胡适之是新从美国回来，章行严也到学堂来教几点钟逻辑。国文方面，蔡挑了一批章太炎的学生，如黄侃（季刚）、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更有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和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还有一位刘半农，本来是在上海作无聊小说的，后来陈独秀请他到预科教国文。当时大家很看不上他，不过慢慢地他也走上正路了。英文方面，则有辜鸿铭教外国诗，从前有几个英国人——英国下等流氓——在里面教英文，蔡到以后，一气把他们辞退了。这件事闹到英国公使馆出来干涉，而蔡不为之动，所以把无聊的外国教员肃清了一下，但是以后所添的外国教员也并不高明，除了一位地质系的葛利普是一位特出的学者，替中国在地质学上打下了一个很坚固的基础。理科方面，则有秦汾、何育杰、王烈、王星拱一般人。法科则以官僚任教为多，如余棨昌、张孝簃等都是大理院厅长一流的官。法科一直等到一九二〇年下半年王世杰、周鲠生等加入北京大学以后才日见起色，最初实在没有什么大的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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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化运动的出发点，还是文科。我方才说过，文科的人物很有趣味，因为蔡对于聘请教授是主张兼容并包的，凡是一种学说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只要在学术上是说得过去的，他总让其在大学中有机会去发展。所以，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急进的陈独秀，都能熔化在一炉，而北京大学遂有百派争鸣之势。（蔡之取兼容并包主义，有时候也有太过度的地方。从前有一位刘少少，作了一部《新改老》，可笑极了，蔡先生也让他在北大开一门功课，可笑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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