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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276 武昌起义后协助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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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278 武昌起义时,蔡元培正由德国民族学家但采尔(T.W.Dantzel)之介绍,与维坎斯多弗一新式中学教员野该尔相识,往该校参观。在该校住一星期,忽见报载武昌起义的消息,为之喜而不寐。有一位德国朋友问他,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即肯定地答以必可成功,因为革命预备已很久了。他在阳历十月十八夜致吴敬恒函中亦持同样乐观的态度:“盖弟意蜀事本早有头绪,湖南、广东、安徽皆迭起而已者,得湖北为之中权,必将势如破竹。”及见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之讯,他对革命前途之“十分乐天观,生一顿挫”。他在致吴的同信中谈及对此事的看法:“弟以为袁世凯者,必不至复为曾国藩,然未必肯为华盛顿,故彼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而即借此以自帝。”就在这几句话中,把民国成立后几年中国历史之演变,看得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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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280 当时,蔡元培“一方面愧不能荷弋行间,稍尽义务;一方面以为大局旦夕可定,日盼好消息,或无目前自尽国民一分子义务之余地”。袁之出山,使其脑中乐观悲观更起迭现,遂决定先积极从事影响德国舆论的工作,“以杜其干涉之渐,而为他日易于承认新政府之地”。此与中山先生在美获知武昌起义消息后,不立即返国,而认为当时应先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乃在樽俎之间,遂绕道欧洲从外交方面致力的见解,可谓不谋而合。蔡元培因即于十月十八日回来比锡,转赴柏林,与留德学界俞大纯、李倜君、顾兆熊(孟余)等,集资发电致上海《民立报》及香港《中国日报》,表赞成新政府之公见,谓外国均赞同吾党,绝不干涉。此举甚为重要,不仅可助长国内革命运动的声势,亦有促使各省共起响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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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282 关于拍电报之事,蔡元培在阳历十月二十四日致吴敬恒函中说:“同人之意,用汉文及英文皆将为上海电局所捺,乃用德文,不意德国电局既收而又打回,谓语涉妨害治安。现则改用骈文式,冀电报生不甚了解,或不至搁置也。”后来罗家伦阅读此信时说:“我至今看到这种波折,一方面佩服蔡先生及其友人用心之苦,同时也不禁大笑;笑的是原来‘骈文’有此用处,我现在才了解其不可废也!”(见《逝者如斯集》第八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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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284 蔡元培在同一信中,又提到对外国宣传之事,于致国内报馆电中,“又加入孙文举袁世凯为总统事,于昨夜始发也。孙之推袁,确否固不可知,然此等消息,除离间满、袁外,于半新半旧之人心极有影响,外交亦然。如德国政界推服袁甚至,故俞慎翁特奉一电,请公以英文电示此讯,并勿参疑词,以便转示德报馆,易于取信”。中山先生于阳历十一月十六日,也就是蔡等电报发出后的第二十四天,才自巴黎致电国内,主张速定临时总统人选,举黎元洪或袁世凯皆可,目的在求早日巩固国基。蔡元培之所以在电报中加入并不确有之举袁为总统事,目的在离间清廷与袁的关系,并影响人心和外国政府对革命党的态度。可见他为求达到革命成功的目的,竟不惜捏造消息,其热爱国家、戮力革命之精神,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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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286 蔡元培同时又与留德同学共同研商如何使我新政府易为外国所承认,决定公推数人与新闻记者交涉,并作文数篇,送登各报。他们每天聚集在同学会,购报传观,将革命新闻用朱笔画出,并节译大要书于黑板,大家或欢跃,或叹惋,或怀疑,莫不发于革命速成之心,情绪十分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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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288 当时汉阳炮厂派到柏林调查制炮之术的刘庆恩,为四川人,将同学会中的龙旗撕破,代以三色旗。他也觅得克虏伯厂所调查之清军现在炮位及其实力表,认为革命战争非短期内可结束,而北攻最重要的武器为炮,革命军如欲迅速获胜,必须向克虏伯速购具有更为优越性能的炮位。此种新式攻城炮,每尊约五万马克,八尊则四十万,折合美金十万,留德学界无力筹出,乃于阳历十月二十六日与蔡元培联名致函中山先生,商请筹款。如获见允,运输之事,由炮厂任之;选购、验收及军中运用之事,则由刘庆恩及另一在柏林研究炮术之周树廉任之。时中山先生适由美抵英,与吴敬恒约晤于伦敦。蔡元培恐他与刘的名字,中山先生未必记得,或未足取信,故特致函吴氏,请他设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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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290 由以上诸事,当可看出辛亥武昌起义时,蔡元培与留欧革命党人积极活动的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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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292 毅然返国参赞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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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294 蔡元培在阳历十月二十四日致吴敬恒函中,即有“弟恐不能久留此间”之语,当时正是革命初起,成败未定,国命尚极度艰危的时候,他在协助留德学界致力宣传工作之余,显然已有回国赴难、共同奋斗的决心。在柏林将近一个月,接陈其美电报,催其回国,乃取道西伯利亚东归,于阳历十二月一日抵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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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296 到上海后,即与黄兴、张謇、汤寿潜、章炳麟等参加筹建中华民国各省代表会议。十二月四日,各省代表在会中公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假定副元帅。关于选举经过,蔡元培在《辛亥那一年》文中记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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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298 有一日,说是有一个省代表会,将于第二日举大元帅,大约举黎宋卿先生的多一点。我因为听说黎先生本来不是赞成起义的,又那时候很有与北军妥协的消息,觉得举黎不妥,特地到汤蛰仙先生处,同他磋商,适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详细讨论,彼等亦赞成我举黄的提议。但汤先生不肯于第二日直接举黄,而要求我亦到会,于会中推我为代表而投票举黄,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时也不求甚解而允之。第二日,开选举会,依汤先生所定之手续,我投票举黄,章先生及其他有选举权者皆举黄,盖事前受章、汤两先生疏通了。大元帅举定后,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说:“黎先生究系首难的人物,不可辜负他,现在大元帅既选定,请设一副元帅,并举黎先生任之。”全体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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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300 此中曲折,与一般记载稍有出入。黄兴当选大元帅后,并未赴宁就职。各省代表会又于十二月十六日重行选举,推黎为大元帅,黄为副元帅。黎初不接受,经赴鄂四代表解释后,始允承受。十二月二十九日,各省代表会在南京公推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大总统,于一九一二年元旦在南京就职,并着手组织内阁,任命蔡元培为教育部总长,于一月三日在各省代表会中通过。其间经过,据蔡元培在《自写年谱》手稿中云:“(孙中山先生)欲组织临时政府,命薛仙舟先生来招我,将以任教育总长,我力辞之。……我到南京后,见孙先生面辞,不见许。”于一月五日正式任命为教育总长。从此,蔡元培便将其精力投注于教育、学术及文化事业,因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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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302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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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304 综括蔡元培在清末的革命活动,他所做的不是冲锋陷阵的工作,而是弃其所短,用其所长,从教育方面着手,以启发青年爱国的思想,培养革新人才,透过教育的潜移默化,而促成革命的新形势。尽管在辛亥以前,他曾将教育当作革命的一种手段,但他是真相信教育的永久价值,所以在民国成立后,便一直站在教育的岗位上,出其多年所学,为国家贡献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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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306 甲午以后的上海,志士云集,朝气蓬勃,蔡元培曾以领导者的地位,用不同的方式为革命而努力,如组织团体,以言论鼓吹,下暗杀与暴动的种子等,都是启发民智、开通风气的重要工作。这期间的种种活动,就整个革命运动来说,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是国内革命的伏流,直接间接促成了同盟会的组织,而使各革命团体走上联合的路子。唯光复会系以偏狭的民族主义为主,不及同盟会的目标远大。蔡元培之所以由光复会而加入同盟会,这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以后两会之间所发生的种种冲突,蔡元培总是站在整个革命团体的立场上予以调和、弥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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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308 同盟会的成立,似乎是蔡元培在清末革命事业上的分水岭:在此以前,他多半居于领导地位,显得相当活跃;加入同盟会后,由于人才济济,他已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而且革命前途也不太乐观,所以决心改从学术方面报国。虽然他曾谦虚地说,“对于创建共和,亦未稍尽汗血之劳”(见《我之欧战观》一文),但总起来看,他对整个清末的革命运动,还是有其重要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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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310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一九八一年三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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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315 民国三大校长 [:1706119528]
1706120316 民国三大校长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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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318 罗家伦口述马星野(伟)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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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320 以一所大学来转移一个时代学术或社会的风气,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青年的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现在已经有三十二年的历史,最初是京师大学堂,里面分进士馆、史学馆、医学馆等,无一馆的学生不是官气十足的。据最初一班的人说,差不多一个学生要用一个听差,上课的时候,有听差来通知“老爷,上课了!”于是,这些学生老爷才由鸦片床上爬起来,睡眼蒙眬地带着一个听差到课堂去。医学馆比较多些洋气,但是和进士馆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别而已。等到辛亥革命以后,称为国立北京大学,最初一些做过校长的人,对于这个学校也没有什么改革,到了袁世凯时代,由胡仁源代理校长。胡仁源为人,一切都是不足道,但是听说当时不曾列名于筹安会,上劝进表,倒也算是庸中佼佼者。蔡孑民做北京大学校长这件事,是范源濂发动的,因为他对蔡孑民极其推重,同时国民党的人分为两派,一派是赞成蔡去的,一派是反对蔡去的。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反对派之态度才改变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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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322 蔡到北大的一年,适巧是我进北大的一年,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暮气沉沉,真是腐败极了。教员之中,没有一点学术兴趣的表现。学生在各部挂名兼差的很多,而且逛窑子个个都是健将,所以当时北京窑子里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者参议院、众议院,一堂者京师大学堂也)。蔡初去时,本科分为四科,有四个学长,蔡接事后,重聘四科的学长——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宇,并决定工科按期结束以后,并入北洋大学,而将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大。这件事自然引起工科中很多人反对,只是教员也很不高兴。文科方面,则生气较多,胡适之是新从美国回来,章行严也到学堂来教几点钟逻辑。国文方面,蔡挑了一批章太炎的学生,如黄侃(季刚)、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更有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和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还有一位刘半农,本来是在上海作无聊小说的,后来陈独秀请他到预科教国文。当时大家很看不上他,不过慢慢地他也走上正路了。英文方面,则有辜鸿铭教外国诗,从前有几个英国人——英国下等流氓——在里面教英文,蔡到以后,一气把他们辞退了。这件事闹到英国公使馆出来干涉,而蔡不为之动,所以把无聊的外国教员肃清了一下,但是以后所添的外国教员也并不高明,除了一位地质系的葛利普是一位特出的学者,替中国在地质学上打下了一个很坚固的基础。理科方面,则有秦汾、何育杰、王烈、王星拱一般人。法科则以官僚任教为多,如余棨昌、张孝簃等都是大理院厅长一流的官。法科一直等到一九二〇年下半年王世杰、周鲠生等加入北京大学以后才日见起色,最初实在没有什么大的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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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0324 所谓文化运动的出发点,还是文科。我方才说过,文科的人物很有趣味,因为蔡对于聘请教授是主张兼容并包的,凡是一种学说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只要在学术上是说得过去的,他总让其在大学中有机会去发展。所以,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急进的陈独秀,都能熔化在一炉,而北京大学遂有百派争鸣之势。(蔡之取兼容并包主义,有时候也有太过度的地方。从前有一位刘少少,作了一部《新改老》,可笑极了,蔡先生也让他在北大开一门功课,可笑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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