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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原是一份同情变法及君宪的报纸，直到爱国学社成立后，《苏报》主人陈范与蔡元培、吴敬恒、章炳麟等相结纳，方与学社订约，每日由学社教员撰论说一篇，苏报馆则每月津贴学社一百元以为酬，这才转变为革命性的报纸。南洋公学的风潮，已揭开了近代中国学生革命运动的序幕，《苏报》又特辟“学界风潮”一栏，报道各地官立学堂腐败情形，鼓动学生退学。于是，学生反抗学校当局不合理的压迫乃成为全国普遍的风气。南京陆师学堂、浙江求是大学堂、杭州陆师学堂等，相继发生学潮。年轻的一代从驯服变为反抗，使清廷穷于应付。学潮发生的原因很多，但《苏报》的鼓动要为重要原因之一，则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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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除了在学校中鼓吹革命外，又以教育会的名义在张园举办了一连串的演说会，发表革命及“排满”言论，遂使张园成为一处讨论政治或鼓吹革命的集会场所，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所有的演说词以及教育会、爱国学社与东京方面各革命团体的活动，《苏报》均以显著地位予以披露，气势甚壮，可以说是教育会成立后的全盛时期。至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五月，教育会与爱国学社为主属问题发生内讧，而《苏报》则改请章士钊为主笔，刊载章炳麟之《康有为》《客民篇》《读〈革命军〉》《序〈革命军〉》等文，言论之激烈，达于极点，并直呼清帝为小丑，遂引发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上海的革命活动，受到严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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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排满”而渐及反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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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被封后，蔡元培又与陈竞全、王小徐等创办《俄事警闻》报，于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发刊，其发刊的动机为“同人因俄占东三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起国民，使共注意于抵制此事之策”，并在创刊的同时发起组织“对俄同志会”，以研究对付东三省问题之法。这时上海革命志士的注意力，显然不再像《苏报》时代专致力于“排满”，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在谋求抵制之策。蔡元培曾用白话写了一篇小说《新年梦》，在《俄事警闻》报上发表。在该文中，他假借一自号“中国一民”者梦游之见闻，表达一个严肃问题：怎样才能造一个新中国？在外交方面，他提出了应办的三件事：第一，恢复东三省；第二，消灭各国的势力范围；第三，撤去租界。等这三件事完成后，再由中国提出弭兵会，设万国公法裁判所，练世界军维持和平，于是世界大同。论者谓这是国人倡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最早记录。至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正月十一日，《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正式揭出以“抵御外侮，恢复国权”为目的，其反帝国主义之旗帜，益为明显。终因揭露德国人在山东经营铁路、开采煤矿等密谋，引起上海德领事交涉，而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二月被迫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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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成立前后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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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七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蔡元培于九月二十九日由何海樵介绍入会，旋由吴春旸推荐为上海分会会长。在当时同盟会的领导阶层中，他与黄兴、张继在上海即相熟，对中山先生虽然心仪已久，但尚未谋面。他之所以被推为上海分会会长，因素很多，主要是与他在上海所主持的种种革命活动及光复会会长的身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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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会是由留日学生所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演变而来。暗杀团团员龚宝铨等到沪，与蔡元培洽商，于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冬成立光复会，推蔡为会长。光复会之组织，本为暗杀计，然亦招罗暴动者。暴动则须借重秘密会党，时陶成章在浙江金、衢、严、处等地联络各处会党，准备联合行动；绍兴一带，则另有一派会党，由徐锡麟、王金发、竺绍康等统率。二派之间各不相谋。蔡元培因与陶、徐二人均相识，特邀二人到沪，恳切商谈，促使浙东两派革命党互相合作，均加入光复会（见蔡元培《自写年谱》手稿）。蔡元培德行有余，声望亦高，足资号召，但就从事实际工作和活动而言，则非其所长。故自陶、徐入会后，光复会领导之重任便落在他们两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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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成立后，革命的重心在日本，上海因《苏报》案后部分同志星散，声势大不如前。蔡元培在此期间的活动，显然也没有加入同盟会之前那么活跃。据现存一份不太完全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记载，经他主盟入会的有十三人。又曾加入暗杀团，赁屋学制炸弹。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五月十二日，邹容墓前纪念塔落成，特举行纪念会，蔡元培当场发表演说，据蒋维乔在《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一文中说：“蔡先生是日之演辞，特别警策。因此，陈英士闻而感奋，回里变卖不动产，从事实际革命工作，后来成就伟大事业，发端乃始于此。”足见其感人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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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成立后，兴中会和华兴会的名义不复存在，但光复会在江、浙、皖一带的组织，并未因同盟会的成立而改组，仍沿用光复旧名。光复会的骨干如章炳麟、陶成章等，在同盟会筹组期间都没有直接参与，在同盟会成立后，虽与不少光复会会员相继加入了同盟会，但终因两会领袖间的个人冲突导致分裂，分途发展。蔡元培虽曾为光复会会长，由于素性恢廓，并无自限于光复会之意，自加入同盟会后，即以整个革命团体之一分子自居，不似章、陶诸人之隘。其革命救国的事业，从此即与三民主义的革命大业化合为一，凡事均以整个革命团体的立场为着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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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欧游学吸取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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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五月，蔡元培随出使德国大臣孙宝琦赴德留学。他之所以决心赴德留学，固然是由于追求新知的志愿心切，但对革命前途的悲观也是因素之一，这可由他于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致吴敬恒的信中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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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之所见，恐平民革命之剧，在支那终不能有好结果，现在所可预期者，唯有两途，幸则为土耳其之革命，如汉民君《以土耳其革命告我国军人》篇所言，弟颇赞成之；不幸，则支那民族演犹太人之印版文字，分居于各强国政府之下，而守其不洁、贪、吝、迷信旧宗教（以儒家之祖先教代摩西教）之习惯，历劫不变，其中一部分占势力于经济（界），又有一小部分为忽出忽没之暗杀党，一小部分为学术家，而平时受人诟詈凌虐，又无端而忽受虐杀，一一如犹太人以往及现在之历史。二者何去何从，恐不出十年，可以解决也。……弟自与爱国学社诀别时起，脑筋之历史，出入于犹太的支那民族之最后两小部分中，在上海时，因后小部分之目的无可进行之路，而专注意于前者，其间颇有艰难秘密之历史，其后卒以途穷而移于后者。到德以后，则专向后者之路进行，而于前者之关系，则尚时时触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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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函对他离开爱国学社以后的活动——或从事暗杀或立志学术，有一非常具体的说明。事实上，在光复会成立后，大权落在徐锡麟和陶成章身上，他已不被重视；同盟会成立后，更是人才济济，显不出他的重要；而暗杀活动又困难重重。所以，只有本着他的专长向学术方面发展，才有留学之举。他之出国留学，只是暂时放下国内的实际革命生活，去求取新知，再充实自己，以贯彻其戊戌政变后培养革新人才以达到革命目的之素志。他在旧学方面已经有了深厚的根底，但在西学方面，自己感到不能满足。他到德国后，入来比锡大学，尽管过的是半佣半丐、十分艰困的生活，但仍潜心研究，心无旁骛，所听的课甚多，凡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实验心理学、美学等，只要时间不冲突，都去听，兴趣非常广泛。其求知若渴及苦学的精神，可于一九一一年一月四日与吴敬恒的论学书中见其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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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赴学问云云，则虽不敢不以此自鞭辟，而来此已逾三年，拾取零星知识，如于满屋散钱中，暗摸其一二，而无从连贯；又或拾得他人弃掷之钱串，而曾不名一钱，欲摸索一二相当之钱以串之，而顾东失西，都无着落，唯终日手忙脚乱，常若债负，与日俱增，而不知所届，偶或悍然不顾，引我无目的之乐天观，以强自排遣，则弟之避债台也。盖弟从前受中国读书人之恶习太深，年来虽痛自洗濯，而终未能脱去。又生平有小题大做之脾气，详于小则不能不遗其大，自知其失而终不能改，故沉溺于苦海之中而不能度也。所幸半佣半丐之生涯，尚可勉强过去，再历数年，或者摸得之散钱稍富，而渐有适当于断烂钱串者，得联合以为小小之结束，则庶几不负故人之期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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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恒复函谓：“先生学问愈高，则不自满之处愈多。此即进步锐速之证。”但闻其半佣半丐之窘状，则兀然不自安，为之搔首踌躇者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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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革命的领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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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德国虽然专心苦读，但对整个革命活动，特别是影响革命大业的事，仍然十分关心，可由下述二事见之：（一）章太炎与吴敬恒为《苏报》案的论战；（二）章炳麟与陶成章攻击中山先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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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在爱国学社时，即对吴敬恒有意见，及《苏报》案发，章、邹入狱，乃疑为吴氏所陷。至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二月十二日，所撰《邹容传》在日本刊行之《革命评论》第十号发表，文中对吴颇有微词，因而引起两人之笔战。时章主编之《民报》与吴主编之《新世纪》，遂成为笔战战场。这两个同为宣传革命之重要刊物，至是竟因《苏报》案旧事而内部互讦，诚为革命阵营中一大不幸事件。吴质问章氏之重点，在求《邹容传》中所云之证人，证人既不可得，若章承认为想当然语，即不再追究，但章则避重就轻，不做正面答复，只一味漫骂，不仅攻击吴氏本人，并且词连《新世纪》的主张。笔战伊始，蔡元培即曾仗义为吴剖白，以《苏报》案当事人之一的资格，谓章、邹之入狱绝非吴氏所陷害，并列举事实为证，希望此案早作结束，以免造成分裂，但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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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又发生章炳麟在日本神户之《日华新报》撰文攻讦中山先生，以及陶成章假七省同盟会会员名义在海外散发攻讦中山先生传单事件。吴敬恒在明了真相后，特于《新世纪》连续撰文指责章、陶，主持公道。此举之重要性，正如吴相湘师在《吴稚晖促进国家统一》文中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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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生这一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章、陶文字在华侨社会间所引致的误解和混乱，获得了澄清。中国同盟会的大分裂在千钧一发间因此没有真正爆发开来，这对于中国国民革命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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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蔡元培虽在闭门读书，但对此等大事，则无法忘情。他虽曾对陶成章之“朴挚耐劳”自认“万万不及”，颇致好评，但于陶之厚诬中山先生则极为不满，此可于他致吴敬恒函中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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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末路如此，已矣，不能复有所为矣。吾党凋枯，亦复尔尔，令人痛哭。陶君之内讧，尤为无理取闹。此公本有此等脾气，前与徐（锡麟）、陈诸君结为特别死党（凡五人），在东京时，亦以党款故，与徐君龃龉，驰函各处攻徐君，谓其有异志，然徐君卒不出一诋陶语，识者曾以是判徐、陶之优劣。及徐君殉义，则是非更昭然矣。吾族终不免有专制性质，以政府万能之信仰，移而用之于党魁，始而责望，终而怨怼，真令人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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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致吴敬恒的另一函中，对章炳麟之“大放其丑语”，认为尤不可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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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惠书并承示各函件，感谢之至。先生曾于《新世纪》中斥陶氏攻孙之檄，而特先之以保皇党之丑历史，苦心孤诣，深可感动。不意枚叔又以《民报》题名之小故，而大放其丑语，不特使反对党畏忌中山之梦为之惊醒（反对党心目中恐亦只有孙文，未必有普通革党之观念，盖专制国无论政府或文人，其观念皆如此也），而且因以洞悉党中穷困崩析之状，此人真党中下愚不移之败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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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短短数语中，其维护革命团体安全及领导中心威信之精神，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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