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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后，即与黄兴、张謇、汤寿潜、章炳麟等参加筹建中华民国各省代表会议。十二月四日，各省代表在会中公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假定副元帅。关于选举经过，蔡元培在《辛亥那一年》文中记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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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日，说是有一个省代表会，将于第二日举大元帅，大约举黎宋卿先生的多一点。我因为听说黎先生本来不是赞成起义的，又那时候很有与北军妥协的消息，觉得举黎不妥，特地到汤蛰仙先生处，同他磋商，适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详细讨论，彼等亦赞成我举黄的提议。但汤先生不肯于第二日直接举黄，而要求我亦到会，于会中推我为代表而投票举黄，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时也不求甚解而允之。第二日，开选举会，依汤先生所定之手续，我投票举黄，章先生及其他有选举权者皆举黄，盖事前受章、汤两先生疏通了。大元帅举定后，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说：“黎先生究系首难的人物，不可辜负他，现在大元帅既选定，请设一副元帅，并举黎先生任之。”全体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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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曲折，与一般记载稍有出入。黄兴当选大元帅后，并未赴宁就职。各省代表会又于十二月十六日重行选举，推黎为大元帅，黄为副元帅。黎初不接受，经赴鄂四代表解释后，始允承受。十二月二十九日，各省代表会在南京公推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大总统，于一九一二年元旦在南京就职，并着手组织内阁，任命蔡元培为教育部总长，于一月三日在各省代表会中通过。其间经过，据蔡元培在《自写年谱》手稿中云：“（孙中山先生）欲组织临时政府，命薛仙舟先生来招我，将以任教育总长，我力辞之。……我到南京后，见孙先生面辞，不见许。”于一月五日正式任命为教育总长。从此，蔡元培便将其精力投注于教育、学术及文化事业，因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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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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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括蔡元培在清末的革命活动，他所做的不是冲锋陷阵的工作，而是弃其所短，用其所长，从教育方面着手，以启发青年爱国的思想，培养革新人才，透过教育的潜移默化，而促成革命的新形势。尽管在辛亥以前，他曾将教育当作革命的一种手段，但他是真相信教育的永久价值，所以在民国成立后，便一直站在教育的岗位上，出其多年所学，为国家贡献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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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以后的上海，志士云集，朝气蓬勃，蔡元培曾以领导者的地位，用不同的方式为革命而努力，如组织团体，以言论鼓吹，下暗杀与暴动的种子等，都是启发民智、开通风气的重要工作。这期间的种种活动，就整个革命运动来说，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是国内革命的伏流，直接间接促成了同盟会的组织，而使各革命团体走上联合的路子。唯光复会系以偏狭的民族主义为主，不及同盟会的目标远大。蔡元培之所以由光复会而加入同盟会，这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以后两会之间所发生的种种冲突，蔡元培总是站在整个革命团体的立场上予以调和、弥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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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的成立，似乎是蔡元培在清末革命事业上的分水岭：在此以前，他多半居于领导地位，显得相当活跃；加入同盟会后，由于人才济济，他已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而且革命前途也不太乐观，所以决心改从学术方面报国。虽然他曾谦虚地说，“对于创建共和，亦未稍尽汗血之劳”（见《我之欧战观》一文），但总起来看，他对整个清末的革命运动，还是有其重要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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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一九八一年三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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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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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口述马星野（伟）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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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所大学来转移一个时代学术或社会的风气，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青年的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现在已经有三十二年的历史，最初是京师大学堂，里面分进士馆、史学馆、医学馆等，无一馆的学生不是官气十足的。据最初一班的人说，差不多一个学生要用一个听差，上课的时候，有听差来通知“老爷，上课了！”于是，这些学生老爷才由鸦片床上爬起来，睡眼蒙眬地带着一个听差到课堂去。医学馆比较多些洋气，但是和进士馆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别而已。等到辛亥革命以后，称为国立北京大学，最初一些做过校长的人，对于这个学校也没有什么改革，到了袁世凯时代，由胡仁源代理校长。胡仁源为人，一切都是不足道，但是听说当时不曾列名于筹安会，上劝进表，倒也算是庸中佼佼者。蔡孑民做北京大学校长这件事，是范源濂发动的，因为他对蔡孑民极其推重，同时国民党的人分为两派，一派是赞成蔡去的，一派是反对蔡去的。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反对派之态度才改变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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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到北大的一年，适巧是我进北大的一年，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暮气沉沉，真是腐败极了。教员之中，没有一点学术兴趣的表现。学生在各部挂名兼差的很多，而且逛窑子个个都是健将，所以当时北京窑子里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者参议院、众议院，一堂者京师大学堂也）。蔡初去时，本科分为四科，有四个学长，蔡接事后，重聘四科的学长——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宇，并决定工科按期结束以后，并入北洋大学，而将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大。这件事自然引起工科中很多人反对，只是教员也很不高兴。文科方面，则生气较多，胡适之是新从美国回来，章行严也到学堂来教几点钟逻辑。国文方面，蔡挑了一批章太炎的学生，如黄侃（季刚）、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更有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和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还有一位刘半农，本来是在上海作无聊小说的，后来陈独秀请他到预科教国文。当时大家很看不上他，不过慢慢地他也走上正路了。英文方面，则有辜鸿铭教外国诗，从前有几个英国人——英国下等流氓——在里面教英文，蔡到以后，一气把他们辞退了。这件事闹到英国公使馆出来干涉，而蔡不为之动，所以把无聊的外国教员肃清了一下，但是以后所添的外国教员也并不高明，除了一位地质系的葛利普是一位特出的学者，替中国在地质学上打下了一个很坚固的基础。理科方面，则有秦汾、何育杰、王烈、王星拱一般人。法科则以官僚任教为多，如余棨昌、张孝簃等都是大理院厅长一流的官。法科一直等到一九二〇年下半年王世杰、周鲠生等加入北京大学以后才日见起色，最初实在没有什么大的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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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化运动的出发点，还是文科。我方才说过，文科的人物很有趣味，因为蔡对于聘请教授是主张兼容并包的，凡是一种学说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只要在学术上是说得过去的，他总让其在大学中有机会去发展。所以，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急进的陈独秀，都能熔化在一炉，而北京大学遂有百派争鸣之势。（蔡之取兼容并包主义，有时候也有太过度的地方。从前有一位刘少少，作了一部《新改老》，可笑极了，蔡先生也让他在北大开一门功课，可笑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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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派之中，势力最大而且最易号召者便是所谓新旧文学两派。陈独秀没有进北京大学以前，就在上海亚东书局办了一本杂志，叫作《青年》，胡适之不过是一个投稿的人，而易白沙这些人都是这本杂志的主干。胡适之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以八事相号召，此文发表以后，陈独秀就作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其主张较胡适之更为激烈，故“文学革命”四字乃是陈独秀提出来的。胡适之接上又作了一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因为他本来于革命二字有点害怕，所以于文学革命之前面戴了一个“建设”的帽子。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我曾去看他，他的胆子还是很小，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之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当时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时候，大家已经吓得目瞪口呆了，而钱玄同更加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所以许多人更目之为怪诞。他们因为要找一个反对的人做骂的对象，所以钱玄同便写了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轩”的假名字，这封信是特地用旧派口吻反对文学革命的。当时刘半农就作了一篇什么连刁刘氏、鲜灵芝都包括进去的复信，狗血喷头地把这位钱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轩骂了一顿。这封信措辞轻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后来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丧。刘半农还有一篇《作揖主义》，也是同样轻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不大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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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新青年》是由六个人轮流编辑的，陈独秀笔锋很厉，主张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他的毛病是聪明远过于学问，所以只宜于作批评社会的文字，而不宜于作学术研究的文字。胡适之在当时还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国第一年的工夫，拼命地在写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他自己亲手抄了两道，的确下过一番苦功。（但是，这是以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骨干而以中文写成的，所以写起来比较快，一年就完事了。）当时他所作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作了一些似词非词、似诗非诗的所谓白话诗，虽然失之于浅薄，但是在过渡的时代里，是很适合于一般人口味的。钱玄同本来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是章太炎的学生，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满口说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满口说新东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他的哥哥钱洵，做过意大利公使，他很怕他的哥哥，他在外面一向主张很激烈，见到了哥哥，却一点也不激烈了。他当时主张废姓、废汉字，因此大家更觉得这种主张可怕，而更觉得他同疯子一样。沈尹默也是一个编辑，但他是很深沉而喜治红老之学（《红楼梦》与《道德经》）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态度。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他不做文章，也不会做，但是因为他常作白话诗，而胡适之赞赏他的诗作得好，所以也就成为《新青年》六编辑之一。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之之能得简，且没有综括之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后来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为他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所以他也成为一位编辑。第六位编辑是刘半农，他的地位和工作，我以前已经说过一点了，当时大家对他很不重视，乃是一种实在情形。后来北京大学派他到法国研究音韵学，对他乃是一种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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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除了六位编辑以外，更有许多投稿的人，如李大钊是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人也很朴素。周作人是极注意写小品文字的，他的《自己的园地》等一类稿件，都是那时候写成的。鲁迅即周树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当时在教育部做一个科长，还是蔡孑民做教育总长时代找他进部的。以后他宦隐于教育部者多年，这时候也出来打边鼓，作《狂人日记》《药》等传诵一时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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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旧派方面，刘师培在学问方面是被公认为泰斗的，他赋性柔弱，对于此类问题不去计较。黄季刚则天天诗酒谩骂，在课堂上不教书，只是骂人，尤其是对钱玄同，开口便说玄同是什么东西，他那种讲义不是抄着我的吗？他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主张，见人便提出来骂，他有时在课堂上大声地说：“胡适之说作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这种村夫骂座的话，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学生从而和之，以后遂成为国故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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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人，读书很多，自命不凡，并太息痛恨于新文学运动，便是陈汉章。（陈汉章乃是前清一位举人，京师大学堂时代，本要请他来做教习，他因为自己没有得到翰林，听说京师大学堂毕业以后可得翰林，故不愿为教师而自愿为学生。他有一个兄弟，乃是一个进士。当年他兄弟中进士的时候，要在他家祠堂中央挂一个表，他坚决反对，他说你的表不能挂在祠堂中央，中央要留给我中翰林的时候才可以挂。哪知道他在当年十二月可以得翰林的，八月间便是辛亥革命，所以到了现在，他到祠堂里尚不敢抬头仰视。）他所读的书确是很多，《十三经注疏》中三礼的白文和注疏，他都能个个字背出。他一上讲堂，便写黑板，写完以后，一大篷黑胡子变成了白胡子。他博闻强记而不能消化，有一次，我问他中国的弹词起于何时，他说，我等一会儿再告诉你。我问他是上午九时，到了十一时，接到他一封信，上面写了二十七条都是关于弹词起源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结论，只是一篇材料的登记而已。他自负不凡，以为自己了不得，只有黄季刚、刘申叔还可以和他谈谈。这位先生也是当时北大一特色。还有朱希祖、马叙伦等人，则游移于新旧之间，讲不到什么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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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青年》出来以后，学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像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流人，本来中国诗作得很好的，黄季刚等当年也很器重他们，但是后来都变了，所以黄季刚等因为他们倒旧派的戈，恨之刺骨（最近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黄季刚马上要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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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除了读书以外，实在有一种自由讨论的空气。那时我们几个人比较读外国书的风气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个人尤其喜买外国书。大学的图书馆，对于新书的设备比以前也好些。大家见面的时候，便讨论自己所读的书籍，而回去的时候，便去看书或写信给日本凡善书社定买外国书。除了早晚在宿舍里常常争一个不平以外，还有两个地方是我们聚合的场所：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如钱玄同等人，是时常在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房子）。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大约每天到了下午三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都是满的。当时大家称二层楼那座房子为群言堂（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语），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一层楼那座房子，则称为饱无堂（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语），而在房子中的则以北方人为主体。（李大钊本人是北方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顾亭林批评北方人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是他批评南方人的话。）这两座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观念，有时候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饱无堂还有一种好处，因为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所以每逢图书馆有新书到，他们可以首先看到，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之资料。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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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地方的人物，虽然以教授为主体，但是也有许多学生时常光临，至于天天在那里的，恐怕只有我和傅孟真（斯年）两个人，因为我们的新潮社和饱无堂只隔着两个房间。当时学生界的思想也有一个剧烈的变动。最初北大学生看外国书的很少，到了我们的时候，看外国书的便比较多起来。傅孟真和我两个人，每月都要向日本凡善株式会社（代收西书的书店）报效一点款子。傅孟真是抛弃了黄季刚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叛了他的老师来谈文学革命的。他的中国文学很有根底，尤其是于六朝时代的文学，他从前最喜欢读李义山的诗，后来骂李义山是妖。我说：“当时你自己也高兴着李义山的时候呢？”他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与傅孟真同房间的有顾颉刚，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间里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争辩。还有一位狄君武（膺）是和傅孟真同房间的，但是他一天到晚咿咿唔唔在作中国小品文字，以斗方名士自命。大家群起而骂他，且当面骂他为“赤犬公”（因“狄”字为“火”及“犬”构成），他也无可如何。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可见北大当时各种分子杂居一处的情形及大家有一种学术自由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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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家谈天的结果，并且因为不甚满意于《新青年》的一部分文章，当时大家便说，若是我们也来办一本杂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于是《新潮》杂志便应运而生了。《新潮》的英文名字为The Renaissance，也可以看出当时大家自命不凡的态度。这本杂志第一期出来以后，忽然大大风行，初版只印了一千份，不到十天便要再版，再版印了三千份，不到一个月又是三版，三版又印了三千份。以后亚东书局拿去印成合订本，又是三千份。以一部学生所做的杂志，陡然有这样大的销数，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最初大家办这本杂志的时候，还抱着好玩的心理。等到社会看重了，销数一多，大家一方面有一种高兴的心理，一方面有一种害怕的心理。因为害怕，所以研究的空气愈加紧张，而《新潮》第二、三、四、五各期，从客观方面看来，却比第一期要进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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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负责编辑的是我和孟真两个，经理人是徐彦之和康白情两个，社员不过二十多个人，其中有顾颉刚、汪敬熙、俞平伯、江绍原、王星拱、周作人、孙伏园、叶绍钧等几位。孟真当时喜欢谈哲学，谈人生观，他还作了几个古书新评，是很有趣味的；我着重于谈文学和思想问题，对当时的出版界常常加以暴烈的批评。有些文字，现在看是太幼稚了，但是在当时于破坏方面的效力，确是有一点的。比较起来，我那篇《什么是文学》在当时很有相当的影响，《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也很受当时的注意。颉刚的文字，多半是关于掊击旧家庭制度和旧社会制度，关于妇女问题，也有许多篇文章加以讨论，当时大家以为是骇人听闻的话。有妇女人格问题一篇，主张女子应当有独立的人格，这篇东西被江瀚看见了，拿去给徐世昌看，说是近代的青年思想至此，那还得了。于是徐世昌拿这本《新潮》交给傅增湘，傅示意于蔡孑民，要他辞退两个教员，开除两个学生，就是当时所谓“四凶”，两个是《新青年》的编辑，两个是《新潮》的编辑。蔡孑民先生当时坚持不肯，他复林琴南的那封信，不只是对林琴南说话，并且是对徐世昌而发的。林琴南的背后是徐树铮，也就是段祺瑞，是代表当时军人派之意见，而徐世昌也是所谓北洋文治派的领袖，当时北大同时受北洋文武两派之反对，其情形之危险也可想而知。但是蔡孑民这封信，得到了绝大舆论上之胜利，反因而学术界对他非常敬仰，这真是蔡先生有道德勇气（moral courage）的地方。于是所谓新文化运动，到了这个时候，其势遂不可遏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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