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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如果也只不过是好像做一个凄凉寂寞的生日，那么，校长，我应该为您高兴，而且引以为安慰，因为您不是最爱清静的吗？至少今晚在极乐殡仪馆，您还可以清静一夜，不过，明天天亮以后，吊客就盈门了。好在您虽然爱清静，有时候却也爱热闹，至少您爱看、爱听我们热闹。您听了，看了，一定会悄悄地微笑，轻轻地点头，于是，我们好像一群小孩子在一棵大树底下躲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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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像？速写？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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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张光世（“中国石油公司”协理，兼营业处经理）、崔兴亚（“中国石油公司”营业处副经理）两位级友匆匆赶来找我，希望我尽量安排做两件急事：第一件是请一位画家给校长速写最后的遗像，第二件是请一位雕塑家来给校长抢做一副最后的面具，为了纪念，为了将正式画传神像和做雕塑像的参考，光世和兴亚二位仁兄多么有心！充满诗人气质的学人孟昭彝（“中国石油公司”总地质师）也非常赞成，而我当然乐意为这两件事奔走。为了争取时间，为了节省手续，我心目中自然立刻想找杨英风先生（名雕塑家兼画家，台湾艺术专科学校副教授，台南延平王祠郑成功新像、檀香山“总领事馆”孙中山先生新像、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院长”适之先生新像等制作人），请他同时做那两件事，他一定愉快胜任。事实上，去年和前年，我曾经问过校长本人，有没有兴趣做雕塑像，我说纽约的李叔明先生（上海中华书局前总经理，“中央信托局”局长，业余雕塑家）已经为适之先生做了一座像，杨英风先生也已经为蒋梦麟（孟邻）先生做了一座像。校长本人毫不迷信，立刻说：“欢迎。”但是，他周围一些人认为那是不吉利的，于是作罢。现在画最后的遗像和做最后的面具也因为他们而作罢，说是“必须征求梅师母同意，因为那是要惊动校长的”。我也明白此等比较现代的处理，在人多嘴杂和感情激动的景况下，在我们这神州古国，是不容易顺利进行的。生前没有能够安排为他雕塑像，死后没有能够安排为他画像和做面具，校长，我们太对不起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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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园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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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决定安葬在新竹新“清华园”，承蒙梅师母韩咏华夫人和张建筑师昌华学长（“清华”原子炉设计人，台北市艺泰建筑事务所总负责人）不弃，邀我参与墓园地点的选择和勘察，一致同意了梅园所在。师母非常客气地问我：“我们是不是应该挑一块最清静的地方，教校长好好地安息？在纽约的八九年，你是常常见到他的，请你多给想一想，咱们得教他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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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梅墓设计人的昌华兄，在他照例的周密考虑之外，我知道他最注意通盘的建筑美，就是建筑物本身的真善美是绝对不够的，必须相对地顾到环境美、庭园美、风景美、形势美，也可以说是“新”的风水美——中国古代的风水最近已经引起相当多的欧美现代建筑家和风景设计家的注意和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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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见到南港胡墓和新竹梅墓的人，相比之下，恐怕都会发生这样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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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墓朴素，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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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墓简陋，令人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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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荣自然梅先生不如胡先生，长眠处胡先生却逊梅先生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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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论梅园或胡园，在经营风格上，都远胜台湾大学里的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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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我们都很容易联想到三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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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想追记他的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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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五期（一九六三年五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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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怀念梅校长——月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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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二十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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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贤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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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的秋天，中国南方正在闹水灾，在南京过江的时候目睹灾情严重，想不到三十小时后，到了北平，却是万里晴空、秋高气爽的天气。一进清华大学，首先呈现在眼前的是巍峨的大礼堂、庄严的科学馆、藏书丰富而尽量开放（书库）的图书馆，加以水木葱茏的校园……这一切令一个来自小城的中学毕业生印象深刻，不期而然地产生了肃然之情。面对这样良好的求学环境，更立下了自身砥砺、力图报国的志愿，这种心情，想必是每位青年初入大学校园的普遍感想。足见环境与学风，对青年的将来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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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后才几天，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梅校长到校履新，记得梅校长第一次对学生讲话，提出“大师比大楼”更重要的主张，强调学术上成就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成为数十年来清华不断努力的目标，影响至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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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不久，有些学生觉得日本侵华的意图已明，向校长请愿，要求迁校，有“爱国有心，避难乏术”的妙文。梅先生认为这种要求是懦弱苟安的心理表现，极为痛心失望，并且剀切地告诫：国家的将来依赖青年的努力与作为，“自强不息”是清华的校训，期勉青年负起时代的神圣责任，不可妄自菲薄。而且清华大学是用庚子赔款退还部分成立的，含有很沉痛的历史背景，因此清华学生对国家更多一份“饮水思源”“自强不息”的责任。文告的原文我记不太清楚了，大意如上。这篇文告为一九三一年以后的同学播下了优良的种子，加以清华运动场上所提倡的“公平竞争”（fair play）和“尽你所能”（do your best），造成一种很重要的学风，无形中发挥了精神力量，坚强了爱国情操，值得现在办大学的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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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梅先生主张职责分明、分工合作与各尽所能。记得抗战前清华有过一段有意义的小插曲。当时的清华总务长是一位很有声望而干练的“回国学人”，对清华建筑和校务有很大的贡献，他要求校长聘他为教授，以“重”视听。梅先生则认为学校行政人员与教授对大学而言各有贡献，相辅相成，同样重要，但是各有任务，职司不同，不可混为一谈。教授主要的任务在学术上的努力，研究讲学，孜孜不倦，始称其职。五十年前梅先生已有此卓识。结果总务长辞职而去，梅先生不为友情所动，不畏压力，择善固执，留人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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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爱护同学犹如家人弟子。一九三六年，抗日情绪非常激昂，青年在直觉的爱国动机下往往有偏激的行为，往往容易为人利用。而最容易受人煽动的题目，是反对当时的政府。因为青年的心情是纯真的，而行为比较冲动，不能做冷静判断。当然，青年的正义感、历史观是值得敬佩与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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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治下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有些好事同学一听，这倒方便了，竟抢了他们的枪支，把他们缴械了，扣留他们领队的团长，打翻了运输的车辆。一时群情激昂，奋不顾身。护校的组织应运而生，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久对抗的意思，一有发现，便鸣钟示警，集合同学，以扩大声势。想不到当天晚上，竟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在门口首先遭遇的是资深的英文教授陈福田先生，他们这次来校，态度不同了，不由分说地先把陈先生吊了起来，来势甚猛。试想这时节做校长的困难，听说去各宿舍遍找同学不着，最后还是在新体育馆中，找到近千的“避秦”的同学。当时同学们手挽着手，以示团结，但是敌不过大刀的威力，还是分散了，个别地接受“访问”，结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都是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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