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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学校逐步扩充，一九二三年成立女中部，一九二八年复建立实验小学。一九二七年，南开大学创立经济研究所，一九三二年又成立化学研究所。南开大学虽创办较晚，可是在张氏擘画之下，不久即成为一所重要的私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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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办教育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应归于其行政才能。张氏能够聘到卓越年轻学者，且一经聘定，即对之信赖有加。南开大学文学院有徐谟、蒋廷黻等人执教，成为华北最好学院之一。天津乃系重要工业都市，为了研究学术及服务社会，成立一所经济研究中心，实属必要。在何廉、方显廷等经济学家指导之下，南开设立了经济研究所，编纂物价指数，研究工厂情况，并调查对外贸易统计数字。该研究所逐渐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之权威机构，其出版物驰名全球。在南开继续发展与扩充之际，张氏不但能从中国政府及国内私人机构获得财政支援，且能从国外教育及慈善团体，诸如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英庚子赔款委员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当时译作罗氏基金团）等获得资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南开全校陆续拥有二百英亩土地，建造堂皇校舍，当时学生共计三千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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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学生每星期三集会一次，由张氏讲解为学做人之道及国内与国际问题，作为品德训练之一部分。许多学生张氏能直呼其名，张氏并花费许多时间为学生个别解决问题。张氏还领导在天津建立一座不属任何教派的独立基督教堂，为其他城市同样教堂树立楷模。他认为基督教青年会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督教团体，因之花费许多时间与精力推动青年会工作。他做过天津青年会的董事及会长多年，甚至在南开经费困窘期间，他依然努力不懈为天津青年会筹募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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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张氏尚在北洋水师学堂就读之际，他便了解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一九二七年，张氏旅游东北，返回天津后，南开师生合组东北研究会，研究东北问题。一九三一年九月沈阳事变后，日本军事力量直接影响天津。在以后云涌的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运动中，南开学生扮演重要角色，深触在华北的日本军人之怒。南开校舍临近日本兵营，张氏除与潜在危局为伍外，别无他途。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对华北发动攻击。不久后，日本轰炸机于七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日两日低飞轰炸南开，将其校舍全部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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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张伯苓适在南京，在其向蒋介石报告南开被敌人炸毁时，蒋氏以南开为国牺牲，向张氏断言“有中国就有南开”。张氏一向不热衷政治，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国民党秉政之十年间，张伯苓与蒋氏并未建立亲密关系。一九三四年，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举行毕业典礼，蒋、张二氏全都参加，蒋氏名义上兼任该校校长，张氏第四子张锡祜当时在该校毕业，张氏以家长身份参加。两氏均在典礼上致辞。一九三七年南开校舍被毁不久，张氏又遭受另一悲剧，其子所驾之飞机在一次轰炸任务中失事坠落，人机全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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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叶，日本加紧侵华，于是张氏前往四川，目的在找寻适当地址建立南开分校。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前夕，张氏业已在重庆附近获得一片土地，设立了南渝中学。一九三八年，采纳南开校友会建议，南渝中学复名重庆南开中学。在抗战期间，该校为华西重要学府，保持了天津南开的水准及传统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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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卷入战火后，南开大学不得不迁于安全区。最初与北京及清华两大学于一九三七年在湖南长沙合组临时大学，以后又迁到昆明改组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校长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组织常务委员会，督导校政。张氏因须处理国民参政会事务，大部时间均在战时首都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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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在任南开校长期间，政府虽多次畀予高级行政职务，唯在战时方始应召，于一九三八年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该会由各党各派代表及社会贤达组成，为一准民主机构，目的在表达民意及公共舆论。张氏忠诚而小心地执行此项职务。张氏始终拥护蒋介石，盖彼认为蒋氏乃举国抗日之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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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张氏准备将南开迁回天津被日人毁坏的原址。国民政府为了实现蒋介石一九三七年所做“有中国就有南开”的诺言，下令自一九四六年起将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并任命张伯苓为校长。这次改制解除了这位老教育家为南开募款的困难。北平私立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对张氏长期献身于教育称颂备至，他说美国虽惯于响应张氏的募款呼吁，可是张氏仍是中国教育的重要拓荒者，盖教育事业在传统上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国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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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张氏名誉博士学位，张氏特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美接受这项荣誉（译者按：张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尚去欧美一次，未计在内）。颂词由哥大费堪佐（Frank M.Fackenthal）宣读，称誉张氏为“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始人及校长；全球公认造育人类之领导人物；五十年来以无比信心及毅力献身于教育，以使中国新生；全国自信之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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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张氏半世纪以来献身于中国现代教育，其中美友人特撰文集成一书，名为《另一中国》（There Is Another China），大意为尽管中国的政治及军事动乱不宁，可是尚有另一中国在日益进步中。书内有张伯苓传记、张氏的重要成就及中国现代史之有关方面，执笔人有胡适、司徒雷登、恒安石及其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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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一生大部分未参加任何政党，唯在抗日战争发生后加入国民党，一九四五年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新宪法颁布后，张氏虽年逾七十，仍同意于一九四八年出任考试院院长。共产党军队于一九四九年攻占天津时，张氏滞于该城（译者按：滞于重庆，以后返回天津）。张氏于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中风逝世，享年七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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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体格高大，早年喜爱激烈运动，与学生一同运动。张氏演说生动，具有说服力，善于将感情融会于简单的道德伦理。张氏对学校不惜花费巨资，唯自奉极为节俭。他极端重视基督教青年会，认为该会系实施基督教之最佳途径，因此他不遗余力，提高青年会的声望，作为基督徒团体与非基督徒团体之间合作的桥梁，以促进中国社会健全的伦理道德。张氏了解原封输入基督教各种宗派的危险，鼓励反映中国人思想及习俗的基督教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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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遗有数名子嗣，其长子张锡禄曾在芝加哥大学研读数学，后回国任教。其弟彭春（字仲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文学及戏剧，学成后返回天津，协助张氏主持校务并指导南开话剧团。彼对戏剧艺术饶有兴趣，南开每年公演世界名剧，远近为之轰动。彼对中国之传统戏剧兴趣亦高，梅兰芳于一九三〇年赴美公演，张彭春自动出任梅剧团总管及发言人，向完全不懂中国戏剧传统及技巧之美国观众解释梅剧之意义。张彭春后进入外交界，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因心脏病逝世，享年六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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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传记文学》第十二卷第四期（一九六八年四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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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五则故事话“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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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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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是指着天津私立南开学校而言。它包括有小学部、女中部、男中部、大学部和研究所，这些部分都是由那位名驰世界的教育家老校长张伯苓先生一手创办的。凡是在南开求过学的学生或任过职的先生，虽然都已经离开学校几十年，但是每逢遇到南开校友之时，彼此就会兴高采烈地乐道当年在学校的一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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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受教南开中学，距今算来，已隔五十多年，它给我的印象最深，影响也最大。我所毕业的小学、大学以及国外的研究院，它们的校庆是何月何日，我都忘得一干二净，唯有对南开中学十月十七日的校庆，则始终没有忘记。甚至在南开中学求学时期的一切，都记忆犹新。下面的几则故事，就是当年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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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倭寇侵略，处心积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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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有很多学术研究会，如科学研究会、数学研究会、书画研究会、基督教义研究会、满蒙研究会等。这个满蒙研究会给我的印象是永不磨灭的。因为那年（一九二四年）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也就是张作霖入关打败曹锟、吴佩孚的那次战争，京奉铁路（统一后改称北宁铁路）因战争而受阻，关内外的旅客不能通行。东北籍的南开学生在寒假期间要回家过年（春节），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有从天津日租界码头乘轮船直驶大连了。当时有南开同学六十多人，由范大哥（名士奎，字一侯，同学们都称他“开普登范”）领队。于船抵大连之后，就有大连海上警务署的日本刑事（特务人员）盘问我们一个特殊问题。他说：“你们南开学校有一个满蒙研究会，它的组织和内容是怎样的？”我们这一群中，大部分是初中的小孩子，说良心话，在学校仅看到过这个研究会的牌子，实际的情形一点不知道。虽然当时日警没有难为我们，但由此可知，倭寇对我国的侵略处心积虑，是无微不至的。当寒假终了返校之后，我才到这个使倭寇重视的满蒙研究会参观了一下。这乃是老校长请回由日本帝大毕业的傅恩龄先生（也是南开校友）所主持的一个研究会，会内充满了中、英、日文有关“满蒙”自然和人文各种资料的书籍和图表，以供师生研究。可见老校长眼光远大，早有先见之明，提醒国人重视东北及内蒙古与外蒙古，以防日、俄帝国主义者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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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葬”炸弹，犹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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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校长认为教室里、课本中的教育是“死”的，应将所学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才是真正的学问，也是教育的目的，于是请陆善忱先生主持社会视察的活动，每周由他率领南中学生轮流到社会各阶层，如工厂、银行、公司，以及政府的司法、行政机关去参观视察。我记得最有趣也最令人事后恐惧的一次是这样的：冯、李之战时，直隶（河北省）督军李景林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驱走之后，距离天津市最近的战场是杨柳青镇，陆善忱先生率领着南开阵地视察团（由学校师生临时组织的）前往杨柳青参观视察。我们中学生哪里懂得什么军事阵地形势的优劣，只看到村中一道一道横竖的大壕沟和一个一个散布着的大土坑。不过，我们拾到了两种“好玩”的东西，那就是几个地雷的空木匣子和几枚鸭蛋圆形的“铁球”，球体上有凸出的格纹，头上有绳。回到学校之后，老师中有“识货”的，说：“那是手榴弹呀！”这时一个个的脸色都骇得发绿了，不知如何处理是好。有人突然想起学校后边有一片深广的大臭水塘，决定将这几枚危险的“玩具”加以“水葬”。现在回想起来，尚有余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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