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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位于天津南郊，离南开中学有三英里左右。校址原先是一大片水洼地带，风景秀丽。几座新建的教学大楼、学生宿舍以及全校员工生活区的建筑点缀其间，虽然处于中国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的京畿地区，校园倒是一派田园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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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南开大学的全年预算超过了现洋五十万元。据我回忆，其中大约十分之一用来充实图书馆。教员之间意气相投，关系十分融洽。除去讲授中文课和中国文学课的教师外，所有的教员都是从美国“留学生”中延聘的。大家都很年轻，平均年龄三十岁左右，其中大部分在美国就学时就是朋友了。行政部门的人员大部分是张伯苓在南开中学的学生，是在长时期为学校服务中提拔起来的。他们对学校和校长都忠心耿耿，工作埋头苦干，极其自觉，而且工作能力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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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七月中旬，我刚到达天津不久，就去校长办公室拜谒张伯苓校长，他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我立即被他的堂堂仪表所吸引，因为他比一般的中国人都要高大魁梧得多。当时他约为五十岁，神采奕奕，生气勃勃。多年来，我与他的交往发展到十分亲密的程度，对于他的为人，我了解得也比较多。张伯苓成了鼓舞我工作的动力。他的语言质朴、真诚、恳挚，他是个著名的有感染力的演说家。然而，在私人交谈中，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听着，很少开口。该他说话的时候，他就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回答别人的提问，非常认真仔细。他把权力下放给各系教师与行政人员，可是从不推卸自己的责任。尽管他克勤克俭，为了学校花钱，他却绝不怕超过预算允许的范围。凡是为扩展学校而进行新的筹划的时候，资金的匮乏绝不会妨碍他把规模设想得更宏大一些，对未来，他总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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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拜见张伯苓的那一天，他带我登门对严修做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严修当时已年近古稀，隐居在家。在退隐期间，严修虽然一向深居简出，远避尘嚣，却总是乐于与张伯苓议论学校大事，并为之出谋划策。我在对他的初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拜访中，就能深切感受到他对南开大学的热爱，以及他与张伯苓之间的相互信赖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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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一九〇三年以来，政局一直混乱，动荡不安。在此期间，南开的学校体系却迅速地、按部就班地发展和完善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两位领导人——严修与张伯苓亲密无间的合作。他们是中国最优秀的智慧与道德传统的最名副其实的代表。严修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与哲学家，张伯苓是出类拔萃的创业人才与管理专家。他们又都是忧国忧民的爱国者。他们通过教育青年使国家富强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和坚定不移的信念，他们对于新时代的新知识的深刻了解与兼收并蓄的胸怀，以及他们在京津一带德高望重的社会声望，都是这个由私人开办的现代最大的教育机构之一的南开大学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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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这种气氛所激励，作为商科的财政学与统计学的教授，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南开大学教授的生活是简朴、充实而繁忙的。在严修和张伯苓的荫庇之下，南开在内战以及日本人侵入华北的不断威胁之中依然安定平静、蒸蒸日上。当政府机构由于缺乏地方和国库的正常资助而财政困难的时候，南开都能通过捐款收入、基金捐赠和私人资助维持住局面。此外，这里虽然薪金水准很低，却可以按时如数照发。南开的生活费用是极其合情合理的。教工的房租是低廉的，我住在大学教工区的一所配有家具的四间一套式的房子中，每月现洋十八块钱。教工之间的社交活动很少，不正当的消费开支既被禁止也不存在。我们衣着简朴，生活节俭而又心满意足。校园的气氛可谓简朴、安定、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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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教授负责的教学包括四门每周三个学时的不同课程，每周总共十二节课。要胜任这么重的教学任务，备课工作是极其繁重的。回想起来，我们每个人确实都是以一种献身精神工作的，大家都全力以赴，尽量当好年轻一代的师表。我们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学生身上，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南开校园，教授中没有一位到别处兼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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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年教的四门课是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和公司理财学。我的学生和南开所有学生一样，都是从像南开中学和扬州中学那样当时中国的好学校的学生中认真挑选出来的。他们来自全中国，出身各异，有商人、地主和官僚。他们的社会观和经济观大体相同，因为他们都经过了现代化的良好的高中教育，接触过比较先进的思想，他们都受过良好的语言和数学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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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教学工作的时候，我在我们学校有个比较有利的条件：在美国的那几年中，我有了一些积蓄，到了天津之后，我就用这些积蓄找了一名助手协助我收集教材。我从事统计学研究时，他便帮我做些计算、绘制图表的工作。华文煜是我的第一位助手，也是我统计工作的弟子。他是一名高中毕业生，我每月付他现洋二十块钱，还管吃管住。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以同样的报酬雇了一个名叫李惠灵的年轻人。他也为我工作了一年，和我同居一室，作为我的弟子，学会了统计方法。华文煜埋头工作，自觉而勤奋，在第一年我就问他是否愿意上大学。他很渴望上大学，我帮助他在当年进了南开，这样一来，他就不能再全力以赴地帮助我了。因此，他介绍了两位同学给我，我给生物学教授李继侗推荐了一名，另一名是李惠灵，就开始和我一起工作。华一九二七年进入南开大学，一九三一年毕业，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当了几年助理研究员，然后进入了银行界。李作为新生进入南开是在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三年毕业，成为一名记者，现在他在联合国秘书处的中文翻译部工作。看到这两个年轻人孜孜不倦地为自己创造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我是非常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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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春末，北京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社会研究部需要一名研究导师，国立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兼系主任陶履恭（孟和）邀请我担任此职，对此邀请，我的直觉是不以为然的。我的根本兴趣在于使大学中的教学与研究相辅相成，对于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的高级职务本身并不感兴趣。我坚信研究会使教学生动活泼，而教学有益于研究工作的丰富多彩和不断深入，而中国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才，当务之急还是在大学中教学与研究并举，使年轻人在学业和工作能力上都得到最好的训练。由于这些原因，后来我谢绝了一个类似的邀请。那是一九二八年夏季，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时邀请我参加。然而，对于陶教授的邀请，我很难一口回绝，部分原因是那里的高薪（比我在南开的薪水的两倍还多），部分原因是工作和职责都更自由自在。此外，陶是张伯苓在严修家最早的五名学生之一，又是南开大学校董会的成员。他被公认为当时文化界的领导人物之一，在京津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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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不定之中，我去找张伯苓征求他的意见。他作为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成员，已经知道了这项邀请以及任职的薪金。他像往常一样诚挚地接待了我，可是一直沉默不语。然而，当我把我对此邀请的直接反应，以及我难于做出决定的情况讲给他听的时候，他站起身来，极其热切而真诚地说，我应该留在南开，因为南开比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更需要我。他答应对陶教授说明我的情况，并且提出从大学预算中拨一部分款项供我下一学年研究之用。他还建议减少我的授课时间。我深受感动，当即决定留在南开。我向他建议在南开成立一个研究机构，他同意了，并且叫我准备一份书面建议，提交大学校董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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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开始了我教学生涯的一个新时期，我的时间越来越多地花费在行政和研究工作方面。我为张伯苓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我提议在南开设立一个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不属于任何学科，主要的研究任务是探讨和评价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工业存在问题的实况。提案很快就提交大学校董会，并获得了批准。为了委员会的工作，从大学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度预算中拨出现洋五千块钱。我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主任导师，并兼任商科的财政学和统计学的教授。我用一半时间从事研究，另一半时间做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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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北京拜访陶教授，向他解释我实难接受他的邀请。他理解我的处境，对我的想法表示赞赏。我还代表委员会向他请教用什么方式可申请获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他答应帮助我，我照他的话去申请，结果获得了四千块钱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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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头一年，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手中有将近一万块钱现洋的研究经费：大学预算拨款五千块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现洋四千块钱，以及费希尔教授的赠款五百美元。按照当时中国的标准看来，这笔款子是颇为可观的，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大喜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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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陶履恭的帮助，南开建起了一个独立的研究委员会。陶是一位爽朗豁达、聪明睿智的正人君子。在年龄和学术研究上，他都是我的前辈，我曾多次得到他的帮助，获益不浅。在以后的几年中，我们交往频繁，共同讨论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研究中的问题。我是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社会研究部的咨询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他是该部门的负责人，直到一九三〇年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然而，我们都不自觉地成了同行间嫉妒的牺牲品。“北大派”（他是成员之一）控制中国高等教育的“唯我独尊”的政策及其某些领导成员党同伐异的作风使得教育界的“少数派”（我是成员之一）忧心忡忡，深为不安。这对在后几年交往中我和北大的陶教授的友谊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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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在秀山堂的一套宽敞的办公室里正式开始办公。秀山堂是李纯将军的纪念大楼，也是大学的主要办公楼（李将军是天津人，曾任江苏省督军，他在自杀以前留下遗嘱，将他的一半遗产捐赠给南开大学）。委员会最初的人员有：我作为主任，两位大学毕业生做研究助手，还有几位实地调查员，包括直到一九二九年才进入南开的李惠灵，以及很少的几个属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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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委员会承担的工作是：一方面收集与中国经济有关的以各种文字写成的材料，这些材料最后经整理编成了《南开中国经济文集》；另一方面做经济统计资料方面的编制与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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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学任务规定为每周六课时，包括三门课：两门学期的课程统计学和财政学，一门全年的课程经济学。这几门课我一直教到一九三一年。行政工作的压力使我必须把财政学让给李锐，并将统计学让给了吴大业。这两位都是我在南开的学生，后来他们分别到哈佛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在教学和行政工作之外，我还要参加委员会的一切研究计划以及我本人的教科书编写和物价指数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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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之后，中国进入国家重建的新阶段，并且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工农业发展方面。学术讨论围绕着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开始工业化的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决定让委员会通过对中国工业化的程度与影响进行探讨来开展研究工作，就以天津地区为专门的研究对象。由于在这方面未受过训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能邀请一些经济史专家或工业经济专家来指导这项研究工作。我在耶鲁的同学和密友方显廷在克莱夫·戴伊教授的指导下刚刚完成了经济史的博士论文，这时正在返华途中，他对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工业结构很有研究，而中国的工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的情况颇有与其相似之处。我向张伯苓校长推荐由他担任研究委员会的研究主任兼文学院经济系的经济史教授。张校长对我的推荐十分赞同，并且提议在十二月份方到达时，由我去上海接他，我照办了。方在上海接到了许多聘书，他只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和我一起来到了天津。一九二九年一月上旬，他就走马上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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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南开从一九二九年一直待到一九四八年，这一年他转到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任研究主任。在这二十年间，他是我最亲密的益友良师。南开经济研究的发展与成功，很多应归功于他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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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本来一帆风顺，但到了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委员会发生了财政困难。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展，开支也大大增加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那一点津贴已中断了。那时想要从金融机构和工业部门多集一点资金是不现实的，然而我并没有完全失望。我们只有依靠唯一可靠的资金来源——大学经费。张伯苓校长一直鼓励我，并且竭尽全力地支持我。他那永远乐观的精神犹如春风一般，使他的同事们感到愉快，受到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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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六月，北京协和医院的罗杰·格林代表他的朋友，斯坦福大学的食品研究所主任卡尔·阿尔斯伯格，向我提议搞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合作，研究东南亚从自给自足到专供销售的农业商品生产的趋势。津贴为每年七千五百美元，出差和生活另有补助。我对于合作很感兴趣，可是又离不开南开，于是我写信给阿尔斯伯格，说明我对于合作的兴趣以及我难于离开南开的处境。我直言不讳地问他，食品研究所是否能信任南开的规划，我作为导师将对委员会的成果负责。我以为我的建议与他的提议并不一致。出乎我意料的是，阿尔斯伯格的回信使事情大有希望，他答应在秋季开过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京都会议之后，到天津来与我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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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詹姆斯·T.肖特韦尔教授和太平洋国际学会秘书长爱德华·C.卡特携家眷到南开来访问我们，在天津停留了许多天。我有机会使他们了解南开，特别是了解委员会的工作，他们对于我们的研究目标很感兴趣。我把卡尔·阿尔斯伯格对我的提议和我对此事的反应告诉了他们，他们认为我确实离不开南开。肖特韦尔教授知道阿尔斯伯格获得那项规划东南亚农业生产的基金的来源，他还在无意中说到，对于具有同等国际意义的华北地区，也应当有个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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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特韦尔教授和卡特先生邀请我的妻子和我（我们于八月刚结婚）陪同他们访问北京，我们作为他们的客人住在北京饭店。一天，在讨论社会与经济研究中的问题时，我建议对山东、河北的人口向东北边疆迁移进行研究——研究其迁移和定居的情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从华北向东北地区每年迁居的人口数量是惊人的，这是在中日争夺的最关键地区具有重大意义的人口移动。肖特韦尔教授被我的提议打动，请我准备一份关于这个题目的备忘录，他要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国际研究委员会于奈良为京都大会召开的预备会议上与阿尔斯伯格讨论这个问题。张伯苓校长和我已经被指定为出席京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了。肖特韦尔教授劝我提前动身去日本，以便使我也能够参加在奈良的国际研究委员会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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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令我称心如意，在奈良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国际研究委员会的会议上，建议每年拨款七千五百美元，为期三年资助我指导下的对山东、河北向东北边疆人口迁移运动的研究，建议另外每年拨款五千美元，资助一项为期三年的对华北工业化的研究。该研究以天津地区为主要对象，由方显廷指导。这两项提案均委托大学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全权处理所拨款项，这次拨款对于委员会和我们个人来讲都是巨大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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