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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九二九年，南开又面临新问题了。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治理下，公立大学从一九二八年开始接受国库的正常拨款。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情况日趋正规。国立清华大学在罗家伦校长的治理下，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由于有庚子赔款这一得天独厚的资金来源，清华在学院建制上拟定了一系列发展规划，为教授们提供了充裕的基金，兴办图书馆和购置实验设备。教学任务减轻了，薪金提高了，最重要的是为教授们规定了每七年出国休假一年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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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动乱之中，处于“世外桃源”的南开却蓬勃发展了近十年。现在，在全国比较和平稳定的局面中，南开就不能再指望在与世隔绝的状况中继续发展下去了。一九二九年夏季，许多工作多年的骨干教员，包括萧蘧、蒋廷黻、萧公权和李继侗，一起离开南开，去了清华，给学生的工作和学校的名声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由于南开拿不出那么多的薪金，让他们复职简直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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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使张伯苓大伤脑筋。我了解他的困难处境，对于离去的同事，我也深感同情。他们曾忠诚地为南开工作过，薪水刚够维持温饱，很难有积蓄，而他们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大，消费日益增加，他们趁机到其他有关机构就任报酬更丰厚的职务，也是理所当然的。我本人则已骑虎难下，只能尽力而为，为南开的继续生存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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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南开教员中发生的危机激烈地反映在对于当前事务的重新评价与对于发展计划的重新设想上。张伯苓校长常常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讨论学校的问题。清华不择手段地招聘教师，大大地激怒了他。我告诉他，在招聘教师上，竞相增加工资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在这一方面的一贯道德准则必须重新考虑，重新评价。对于南开的资金匮乏以及在一个根本谈不上工业化的社会中提高薪水的困难，我们均深有体会。出于坚强的信念和天生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决心不向困难低头。他坚信像南开这样的私人机构，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问题在于私立的南开如何在为国服务中发挥最大的作用。他承认南开竞争不过国立清华和国立北大，然而我们有必要去竞争吗？我们难道不应当决定停止竞争，争取互相合作，同心协力，取长补短吗？南开坐落于商业都市天津，天津还有一个成为华北大工业中心的前景，南开应当把重点放在培养企业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上，而当时的国立清华和国立北大尚未包括这两个领域。在我们的讨论中产生的这个想法，促使张伯苓校长千方百计地加强商学院，并且一旦有可能，就建立一所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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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三〇年春天，张伯苓校长要我在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之外，再主持商学院和文学院经济系的工作。我体会到他对我的信任，但是感到这样一来，责任太重大了。我需要考虑一段时间，才能做出决定。我和我在京津的亲密同事和朋友们交换了意见，他们一致劝我接受这个聘请。我自己则认为这个聘请既是个挑战，又是使大学经济学教学合理化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好机会。通盘考虑过后，我去拜访张校长，接受了他的聘请，并提出三项建议，即：第一，把商学院、文学院的经济系和大学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采用南开经济学院这个新名称，承担起教学与研究双重任务；第二，根据每门课程教学的需要，按照精减课程、突出重点的要求，重新改编大学的经济学与商业方面的教材；第三，为经济学院组织一个独立的董事会，负责政治指导与寻求新的支持赞助。张伯苓校长完全接受了我的建议。不久，大学校董们也批准了这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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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中会给南开带来危害的竞争不仅给南开的任务带来了可喜的变化，而且促使南开成立了经济学院。大学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通过与商学院和经济系合并，从研究机构变成了兼做研究工作与培养大学生工作的机构。为了突出重点与合理化的要求，重新制定了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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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学年中，南开经济学院正式开始工作。由于是一种一半教学、一半研究的体制，员工薪金也有某种程度的提高。在新的教学人员的招聘上，我们很少遇到困难。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学年，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开办时仅有一名主任和两名研究助手，发展到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学年，经济学院的工作人员扩充到三十二名，包括十位教授、九名讲师、五名教员和八名研究助理员。聘请来校的，多是在国外得过博士学位的，其中来自耶鲁大学的有方显廷、张纯明，哈佛大学的有丁佶，伊利诺斯大学的有李适生（庆麟）和陈序经，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有李卓敏和林同济，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林维英以及纽约大学的袁贤能。后来研究所的毕业生也有益于教学与研究两部分人员的扩大。这些人，包括那些出国的研究生，有上哈佛大学的吴大业、陈振汉、吴保安和胡光泰，上康奈尔大学的叶谦吉，上威斯康星大学的杨叔进，上剑桥大学的宋侠，以及上伦敦大学的李锐、冯华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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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阶段，经济学院扩大了大学本科。注册的新生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学年的六十九人到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学年增到一百三十九名，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学年达到了一百七十二名的顶峰。经济学院的研究内容最初只面向城市，到一九三一年秋季，扩大了研究范围，研究方向也转移了。三项针对农村方面的研究课题是经济学院实地考察的主要内容，这些课题涉及农业经济、乡村工业和华北地区的地方政府与财政。在新开辟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更令人满意的成果。由于研究机构不断扩大，由于教学与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研究的范围也扩大到包括资料的调研和教科书的编纂等工作。回想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天津的南开校园，研究气氛是很浓的。经济学院中教职员工们的刊物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师生们的工作兴趣都大大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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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济学院的经费经常朝不保夕，总是靠不住的。由于教学与研究范围的扩展，开支也加大了。要进行实地考察的新的研究项目比起老的研究项目的开支要大得多。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的年度预算大约是现洋十万元，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度则超过现洋三十万元。大学每年为经济学院拨款现洋十万元左右，所以还得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来填补所需总数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不足部分。经济学院的董事会以颜惠庆博士为董事长，包括中国工业和金融方面的头面人物。在一九三〇年秋季的第一次董事会议上，批准了一项提升十名教授和为二十名学生提供奖学金的计划。计划向工业和金融组织建议，对教授的职位和领奖学金的具体个人不要采取在中国难以行得通的基金的方式，而采取每年赠款的方式。颜博士建议董事会成员应当向各个组织与个人提出建议，然后由张伯苓校长和我来做下一步的工作。回想起来，在一九三〇年冬季，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做出了决定：支持提议的教授职位与奖学金。然而，做出决定仅仅是经费运动的开始，募捐来实现这些决定则要经历一个旷时日久、徒劳无功，有时还要忍受痛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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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还处于前工业化的社会，做任何事都主要依靠私人关系，而且往往受地区的限制。在筹集经费的活动中，我们与京津地区的组织与个人打交道的麻烦比与上海、南京一带的要少一些。在京津地区，那些与张伯苓和我本人有过私人交谊的组织和个人，比那些只是间接地知道我们和我们工作的人，在态度上总要更积极一些。对研究所支持贡献最大的组织中，有华北的“四大”商业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这些银行的经理中，有很多是我本人的朋友。坐落在塘沽的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化工厂都是一个著名的湖南人范旭东开办的，他也是我的一个私人朋友。在华北开办纺织、水泥以及煤炭业的天津退休文武官员，对张伯苓和他的工作都非常熟悉。我们研究所的董事中，有许多来自上海、南京地区的杰出的工业家和金融家，如张嘉璈和穆藕初，但他们要在上海地区帮助我们的努力都落空了。南方的“三大”商业银行——上海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我们每次与它们打交道都大失所望。颜惠庆博士的一位朋友刘鸿生保证从他控制和经营的在南京、上海的两家水泥和纺织厂中，为研究所提供一名教授的开支。尽管我们一再要求，他的保证却从来没有兑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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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战争时期，我有缘在重庆与张嘉璈和陈光甫结成密友。我问他们为什么南开在上海的金融和工业组织中征募基金会这样困难，他们回答说根本原因就是地方性，因为一家上海的工业企业或银行去支持天津的一家教育机构是不可想象的。经济上的地方主义原则居然殃及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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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捐款的保证是以对其个人或专业业务有所酬报为默契的，这就为研究人员特别是我增加了大量的额外工作。由于捐款总是一年一个样，基本来源无法确保，有时真让我这个直接负责人无所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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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夏季，当我在上海千方百计地寻求对研究所的财政援助时，我接到方显廷的电报，催我返回天津会见洛克菲勒基金会的S.M.冈恩，他是从香港来天津看望我们的。冈恩先生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一直在欧洲负责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国际卫生工作。一九二七年，他成为基金会的副主席，一九三〇年成为社会科学部的副主任。一九三一年，他本来打算在夏天返回美国，可是基金会社会科学部的主任E.E.戴博士请他取道远东返回美国，顺便在天津逗留一下，看一看我们南开的经济教学与研究工作。尽管当时长江地区正在发大水，我还是设法立即返回了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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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恩先生一到天津，我就和他见了面。他告诉我戴博士从他的朋友欧文·费希尔那里知道了我和南开的工作，想要进一步了解。我借此机会让他了解到我们工作的详细内容以及我们的期望和困难。他在天津逗留了数日，反复研究了我们的工作、困难和需要。冈恩先生是一个经验丰富、富于想象，极其热情而又通情达理的人，他对我们的工作和存在的问题都深表同情。他动身之前对我说：“何——我可以称呼您为‘何’吗？你们在这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是个定期增加财政支援的问题，我们会给你想办法的，你尽管推行你的计划好了。”我很受鼓舞。通过他的推荐，南开经济研究所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笔为期五年，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拨款，为我们的毕业生到国外继续深造学习增加了奖学金的数额。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拨款，在我们年度预算最高峰时，差不多相当于三分之一的款项，确实为我们研究所开展工作带来了非常必要的稳定性。战争时期，这项拨款只不过数额少了一点，却一直维持到一九四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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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南开经济研究所加入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我被选为该会主席，这使得研究所（包括培养研究生在内）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研究所农村调查的内容增多了，研究生的课堂教学与参加实地工作结合起来了。根据协进会的任务，一九三五年秋季开办的研究生班有十一名学生，都是从全国主要大学毕业生中通过竞争考试挑选出来的。这样挑选出来的学生每人都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奖学金。第一班的学生还能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不久完成学业。第二班的学生有六名，是在一九三六年以同样方式挑选出来的，到一九三七年夏季，在日军摧毁了南开大学之后，不得不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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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南开大学的第一个十年到一九三六年夏为止。由于当时形势所迫，做出一项决定：南开准假，让我参加南京政府的工作。任命一九二九年进入南开的方显廷代替我担任研究所代理所长。在战争期间，他都在南开担任这个职务。在中国学术界最困难的时期，他承担起了应当由我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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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史资料汇编》第一〇〇辑，选入本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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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节选其中与张伯苓相关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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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张、梅两校长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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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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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以教学为职业的悠长的一生中，先后遇到与交接的大学校长，中国与美国的，为数实在不少。在他们中间，与我会面次数较多而年代最长久的，要推南开校长张伯苓与清华校长梅贻琦。但就是他们两位，我所知道与能叙述的，也只是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而已，他们的伟大人格与办事精神，曾给我莫大的鼓舞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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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梅两位校长，同是了不起的教育界领袖，以造育青年人才与提倡学术为终生事业，他们的成就将永远昭垂后代。张伯苓是一位综合教育集团的创造者，他一手开办与毕生支持的南开学校，包括男中、女中、小学、大学，以及研究所。他眼光远大，在卢沟桥事变前一二年，预知邻近日本军营的天津南开学校将朝不保夕，就在重庆沙坪坝另设一所南开分校，为后来抗战期间的南开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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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与清华关系密切，非但二校同在华北，又同为战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员，而且张伯苓与他的弟弟张彭春都当过清华教务长。同时，梅贻琦是张伯苓的学生，曾就读南开。张、梅二校长的办学作风不尽似，但同样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没有张伯苓，当然没有南开，但没有梅贻琦，与他的周流潜默的教化，清华也不能获得它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张校长有如一座巍巍南山，令观者不胜仰止，生着尊敬的心情；梅校长可比一棵高矗的枝叶茂盛的长松，在他的坦荡而宁静的荫蔽下，旅途中的学人获得了慰藉与爱护。这些就是我对于他们二位的概括的印象，因为是亲自经验到的，也许值得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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