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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十余万字的文稿，还记录了许多精彩有趣的文史人物故事，例如周光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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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瑚是张郁廉在燕京大学经常来往的同学好友之一，中国、比利时混血儿。抗战时，她以笔名写了一本自传体小说《瑰宝》，被好莱坞拍成电影《生死恋》，获得三项奥斯卡奖，轰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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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瑚的笔名，就是“韩素英”（又译为韩素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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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郁廉和韩素英两位老同学，抗战时都在重庆，1944年张郁廉结婚，婚礼上所穿的枣红色旗袍布料、麂皮灰蓝色鞋等物，都是那一年刚到英国留学的韩素英托人带回来送给她的。据孙宇立称，50年代以后张韩两人还继续通信，那套婚服也一直保留在家中衣橱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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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素英的丈夫唐保黄，任中国驻伦敦大使馆武官多年，抗战后回国担任师长，率军驻防沈阳城外的打虎山时，曾特别到当时在沈阳的张郁廉一家探访，还对张郁廉说他生肖属虎，这次奉命驻防打虎山，“好像不太妥当”，不久果然在山上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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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韩两人，当时并不知道两人还有一段二代因缘。原来韩素英50年代初到马来西亚，在柔佛新山开设环球大药房，住在距药房五分钟步程的一栋单层大宅，她家斜对面有一户郭家，韩素英是郭家的家庭医生。她从小看护的郭家千金郭日丽，后来留学美国，在华盛顿世界银行邂逅孙宇立，两人一见钟情，并蒂连理，成为孙太太，也就是张郁廉的媳妇，延续前缘，再成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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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是孙运璿，台湾科技产业最主要奠基者及台湾经济起飞的主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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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郁廉丈夫孙桂籍，和孙运璿是东北的同学和终身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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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透露，当年孙运璿在哈尔滨工大读书时，因为是全班最矮、年龄最小、读书却最好，还因此得了个绰号“小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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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战胜利那一年，孙运璿刚自美国受训返重庆，就成孙桂籍和张郁廉夫妇家中常客，经常和一群东北同学好友，为了张郁廉煮的俄式风味“罗宋汤”而到这里聚会“解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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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结束时，孙运璿和同事被国民政府派往东北辽宁接收电力资源，到了重庆郊外的飞机场，还有十分钟就要起飞，忽然接到电话，要孙运璿留下接待几位美国工程师，他只好从机场折回，行李先由同事带去东北。没想到不久东北爆发内战，孙运璿辗转到台湾，平步青云，最后当了行政机关最高领导人——“行政院长”，还几乎成为“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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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一通电话，就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大时代的悲喜，如此简单就决定人的一生，令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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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运璿和孙桂籍是终身莫逆之交，后来孙运璿成家，两家人成为通家之好，来往密切。孙桂籍在台湾担任“立委”党部书记长，孙运璿在他的自传中谈及这位相交40年的好友：“把政坛派系、官场惯例、党国大老的好恶，都一一传给了这位小老弟，并摆平他与‘立委’间的歧异”，对孙运璿在政坛的发展有重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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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难交深，爱我如弟，视君如兄，后死敢忘一言诺”，孙运璿亲自为孙桂籍撰写的挽联，就流露出他们之间如兄如弟的深厚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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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萧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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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郁廉自述文稿，写作时只想为家人留个纪念，并未想过出版，只凭记忆书写，不免会有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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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她留下许多旧照片和一些信件，可以补充一些有意思的故事。例如，我就在旧照片里发现了一张著名作家萧红从未出现过的“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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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郁廉和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39人一起被《大公报》列为“东北作家群”（1940年9月《大公报·九一八纪念特刊》），但在她的这部文稿中，并未见到有关萧红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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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孙宇立忆称，当年台北有一杂志社访问张郁廉时，张郁廉谈到萧红，可惜已忘了期刊名称和文章内容，但此事可证明她们两人应该相识。张郁廉还提起过家里有一张和萧红的照片，可惜好像是被杂志社借走，下落不明，据我查考，张萧二人早期生活行迹，除了在1927—1930年同时就读哈尔滨第一女子中学外，并无其他交集。但是，1938年12月22日，萧红曾在塔斯社重庆分社，接受苏联记者（社长）罗果夫的采访，当时张郁廉就在塔斯社负责翻译采访，两人再次见面及拍照，最有可能就是在这时候，但没有照片佐证，只能揣测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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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孙宇立和我一起查阅旧照片，突然发现一张略有折痕的老照片，正是张郁廉和萧红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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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是在一幢石块砌成的两层洋式楼房前拍的，楼房就是位于重庆枣子岚垭的塔斯社办事处。证明我原先推断是正确的，两人果然是在萧红接受访问这一天见面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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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还有一个特别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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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萧红生平记录，她是在这一年（1938年）9月中旬，怀着七八个月身孕，从武汉来到重庆，不久就到郊外江津的白沙镇，投靠东北作家友人白朗罗烽夫妇待产。11月下旬在江津产子夭折后，12月初就离开江津返回重庆，和日本友人同住在米花街小胡同池田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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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萧红到塔斯社接受访问，并拍下这张合照。这一天，正是她满月刚过的时候，所以照片中她的神色，显得浮肿憔悴，还要张郁廉一旁略微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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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萧红生产后唯一拍摄的照片，张郁廉保留照片原件半个多世纪，这回“出土”，可说是萧红研究一项最新发现，是一次难得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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