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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这些年你并没有离开我们，你随时都在我身旁鼓励我、支持我，让我能坚强的支撑下来。不然，相继而来的不幸，我如何对付？你去后不数月，你的胞妹——与我一起长大、情同姊妹的小姑桂云，因肠结核在香港病故；我们的长子宇同，与你辞世相隔一年半，也就是1978年1月5日，因意外撒手尘寰。年老折翼又丧子，其悲痛谁能承受！只有在想及“宇同此去是为了陪伴你”时，心里才稍稍好过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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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你在大陆济南医学院当眼科医师的弟弟桂毓，因胰脏癌不治。去年（1984年10月29日）我最疼爱的同母大弟复成也因肝硬化而去世。九年前，1976年7月3日，这天是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七，下着大雨，天空阴暗。早晨八时多，国际关系研究所派车来接，你离家时一再嘱咐，中午宇立夫妇由大湖来，要我问清楚日丽喜欢吃福州菜还是西餐，全家要出去用餐，因为日丽即将离台返马来西亚娘家，要为她饯行。万万想不到你竟一去不返！你出门前脱下来搭在卧房一张坐椅背上的便服衣裤、皮带等，至今在原处，未曾挪动过。衣橱内，你的西装衬衫、领带、内衣裤也按原来样子挂着、放着。饭桌旁，你经常坐的椅子，一直虚位以待，好像你随时要回来，和家人一起进餐。席间，你照例谈笑风生，爱夸奖大媳妇秀珠，说她做的炸酱面，哪里都吃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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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是青梅竹马的一对，相随相伴五十四年，从童年、青年、壮年、中年到老年，我们一起欢笑歌唱，一同悲痛流泪，亲历多少苦难、战火、离乱、挣扎、奋斗！家国有多少艰危，我们就有多少磨难。国民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内战、军阀火拼、北伐成功、家乡东北易旗，这些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植入我们的生命史。1931年（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占领东北，我在此前不久，才和同学三人结伴，由哈尔滨到天津，考取了慕名已久的南开高中，开始上课。因受东北事变的影响，天津局势不稳，学校被迫停课，我只好到北平，转学慕贞女中。主要原因是慕贞女中是基督教美以美会创立的学校，管教严格，学生可以住校。这时我和在哈尔滨的家人不能通信，失掉了联系，真正尝到了家破人亡、有家归不得的痛苦。1934年，我以优异成绩从慕贞女中毕业，被保送至北平燕京大学。入学试只考国文、英文，加上智力测验。被保送的四人中，只有我被录取。我主修医预，一心想做医师。但因数、理两科学业繁重，十分吃力，一年后我转读教育系，副修新闻。日本占领了东北，还不罢休，开始侵入华北。1937年（民国26年）7月7日，日军蓄意挑衅，制造震惊天下的卢沟桥事变。此时国民政府已忍到最后关头，毅然宣布全面抗战。我再次被迫转学，离开了已就读三年的北平燕京大学，随同学们开始流亡，由北平到南京再到武汉，辗转流落四川。对日抗战八年期间，我在陪都重庆，先后在苏联塔斯通讯社、中央党部国际宣传处及中央通讯社服务，用英、俄语做抗日宣传工作。1942年（民国31年）北平燕京大学在四川成都复校，梅贻宝先生任代理校长，我离职赴成都，遵守父亲临别时的嘱咐，返校续读，一年后完成大学学业，那是1943年。父亲在这一年的5月10日在哈尔滨逝世，享年56岁。1944年（民国33年）我结婚生子，次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结束，我们随政府还都南京。你毅然辞去外交部工作，放弃业已内定派赴苏联任外交官的机会，奉召返故乡东北，服务桑梓。先任哈尔滨特别市社会局长及代理市长，后又奉派任旅顺及长春市市长。我则被中央通讯总社调派到沈阳分社担任采访组组长。你任长春市长时，我被派到长春分社工作。那些年头我们都年富力强，一心以自己的能力、学识报效国家，为家乡做点事。但好景不长，内战迫在眉睫。你于1948年当选为代表哈尔滨选区的立法委员，卸去长春市长职务，携眷赴南京就任。次子宇立于该年5月25日诞生于南京中央医院。越一年，1949年5月，我们一家四口，携带简便行囊又随政府乘立法院包机，飞抵宝岛台湾，转眼36年于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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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1980年），我自服务了27年之久的台湾银行退休。在台湾我只和长媳秀珠、长孙元宁同住。次子宇立一家在新加坡，小女宇昭远嫁美国。赋闲虽略感空虚和寂寞，但日子无拘无束，无所牵挂。我已过了“从心所欲”的70岁，本该恬淡自适，优游岁月，可是连续经历亲人们的死别，我对人生的必然更加洞悉，每个人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抵达有先后而已。大自然的法则，谁也无法逃避。印度诗哲泰戈尔诗云：“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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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都说我很会安排退休后的生活，其实并不完全如此，我是在不断勉励自己“要坚强愉快地活下去！”尽量使日子充实忙碌起来，一再告诉自己要活得轻松洒脱点，绝不要自寻烦恼，对人对事都往简单里想，尽量避免求人，多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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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我养成了每天早晨六时左右到附近植物园的习惯，散步、打太极拳，自由自在地消磨两个小时，独来独往，却不感到孤寂，总觉有你在我身旁。我踏着我们一起走过的土地，眼前还是那些你一再给我指点的树木：世界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苏铁，苍翠如昔，一棵棵高大的棕榈，随风摇摆，一年年刮台风，它们依然屹立；荷花池旁的老杉树，不改的是昂然挺立之姿，不挠不屈，使人生敬。细看它，从主干中段分长的副枝，并列而上，茁壮坚强，只比老干矮了少许，二者相伴相依，亲密如父子。我不禁把这棵树当做你和宇同。每天晨光熹微之际，我迫不及待地走向老杉树，也就是走向你们，抬头相视，亲切地默默地喊着：“老孙，博比，早！你们好！”然后，一边缓缓绕湖而行，一边以心音把家中每个人的最近情况，详细地告诉你们，一些困扰自己或需解决的问题，也请你们协助。向你们倾吐了心中积压的话后，顿感轻松自在，加强了勇气和自信。我曾告诉你们，我们孙家又多了一个孙女叫怡宁，一个孙儿叫祐宁，去年还有了外孙儿刘家恩。我们的长孙（宇同的儿子）元宁，今夏考取了建中补校高一，他晚间上课，每天下午四时左右会走进植物园，经过湖边花架长廊，去学校上课，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他需要你们的指点和保护。青少年时期最怕交到坏朋友，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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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我过去没有想到，来台湾后为了兴趣，在上班及相夫教子的余暇，从黄君璧老师学国画山水，这点技艺到了老年，尤其是退休后，竟派上用场。现在我每周有两个半天教授国画山水，精神有所寄托，交上新朋友，也有收入贴补家用。如今我垂垂老矣，体力精神大不如前，但为了我们的子孙，我仍会像你所希望的一样，坚强地支撑下去，以余年尽你我末完成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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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依旧，白云悠悠，你在何方？人生际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实在奇妙，难以索解。茫茫人海中，你我竟能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在人生短暂的旅途中，并肩携手，走过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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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彼此不以名字而以姓称呼，我叫你“孙”，你喊我“张”，是那么自然，那么深情！一声声“张，我回来啦”，你每次进家门第一句话的声调，仍然无限亲切地萦绕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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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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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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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第一辑 离散岁月（1914—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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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取名聚聚，然我两岁半就失去亲生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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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14年（民国3年）夏天在哈尔滨齐红桥（南岗通往道里的要道）旁的中东铁路局附属医院出生。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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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畔的哈尔滨，是我国东北三大名城之一（另两个是沈阳和大连），“哈尔滨”三字是满族语，意思是“晒渔网的地方”。当时的人口250万。此地从前是荒凉的渔村，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清政府和帝俄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密约》，俄取得特权，在东北修筑由满洲里经哈尔滨到海参崴的“东清铁路”（后改称“中东铁路”），哈尔滨遂成为铁路的重要交汇点和欧亚交通中心，正式成为商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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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大体上分为三大部分：道里、道外、南岗。郊区有上号、顾乡屯、偏脸子、马家沟、懒汉屯等。1917年（民国6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沙皇被推翻。大批俄国人逃亡到欧洲或我国东北，尤以哈尔滨为多，几乎占哈尔滨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白俄”（“白俄”一词，来源可能是：苏共自称“红党”“红军”，把帝俄时代的官员、地主、富商以及自由知识分子视为“白”）多属于上流社会，文化程度高，经济富足，生活优裕，在哈尔滨从事文化艺术传播工作，组织音乐、文学社团，成立绘画、戏剧机构，举办演奏、出版、展览。城里的学校、书局、画廊、博物馆、教堂、商店、餐馆，从建筑到室内装潢完全欧化，尤其是道里，街道及市容最是俄国化，有一条马路叫“中国大街”，全部用石块砌成，路灯明亮，宽敞的人行道上有座椅，两旁大多是俄国人或欧洲人开的商店及餐馆。哈尔滨开风气之先，最先接触欧洲的书籍、刊物、影片、唱片、美术、音乐、文学和歌舞，成为中国最为欧化的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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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被国人称为“东方小巴黎”，欧俄文化在城市里日益发展，居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受到程度不等的潜移默化。俄语成了中国人所学习的第一种外国语。在这座华洋杂处、亦东亦西的都市，我生活了17年，一直到1931年初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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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后，父母为我取名“聚聚”。后来父亲告诉我这个名字的寓意：他厌倦了离乱的生活，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家，夫妻子女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但是，事与愿违，我们的家不但没有“聚”，反而“散”了，散得那么彻底，那么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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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中最遗憾的事，是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几乎一无所知，就连同她的长相模样都不复记忆了。她去世时我仅仅两岁半，弟弟复成刚刚出生。我身边曾经有过一张父亲母亲和我合拍的照片，后来，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继占领东北后向华北进犯，全国人民忍无可忍，奋起展开抗日战争。战乱期间，学校停课，各地学生纷纷向大后方流亡，颠沛流离中，我遗失了这仅有的珍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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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知道母亲娘家姓李，名字不详，出生于山东掖县平里店东路宿村。她是大姐，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她和父亲结婚后，到了哈尔滨，在那里大概住了三四年，生了两个孩子，年纪轻轻一生就结束了。她故去时有多少岁？因何病而丧生？我都不知道。那年代，从山东、河北到关（山海关）外闯荡的人，假若在外死亡，灵柩一定要运回老家安葬。就为了这，父亲辞去工作，安顿好两个失去母亲的孩子，护送母亲的灵柩，离开哈尔滨，往山东老家掖县平里店朱由村。这是一段艰辛漫长的路程：得先乘南满铁路的火车，自哈尔滨到辽东半岛尖端的商埠大连；在大连改乘轮船，横渡渤海湾，到山东省烟台；再从烟台乘汽车沿烟潍公路（烟台到潍县）到掖县平里店；下车后，换乘由马或骡子拉的大板车，走二十来里田埂小路，其间经婴里村（晏婴故里）、麻渠村（孙家世居）、东路宿村（我外婆李家住地）和西路宿村（复钧兄弟外婆王家住地），最后到朱由村。朱由村是濒临渤海莱州湾的一个村庄，属鲁东掖县（掖县是军阀张宗昌的家乡，因他的胡作非为而闻名全国），大概有三百多户人家，多半姓张。这里的居民忠厚、朴实、勤俭、乐天知命。据说我家祖先是明朝张献忠在四川大屠杀时，逃离成都，几经播迁，终于定居鲁东。到底有几代在山东掖县居住，我也不清楚，只知道我祖父张吉亨早年丧偶，膝下只有我父亲张日高（字升三）和一个叔叔（不知道名字），世世代代以种田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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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孙两家的老人们，大约在清朝光绪廿二年即1896年前后从原籍鲁东，随着一批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背着简单的行李，不顾清廷禁令，千里跋涉，私自出关（山海关），赤手空拳地到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的东北闯天下。那个时候的东北，是俄国和日本争吃的肥肉。俄国借口代我向日本索还辽东半岛，要求酬谢，获得了在东北筑铁路的权利，并且租借辽东半岛的旅顺和大连。俄人在1898年，以哈尔滨为起点，向东、西及旅顺大连三方面，分别铺设路轨，于1903年即以闪电方式建成中东铁路。中东铁路全长2430公里，以哈尔滨为中心，西北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修筑铁路需要大批年轻力壮的劳工，而当时山东、河北两省民众，因为在原籍谋生不易，纷纷冒险出关另寻生路。我的父亲张日高和弟弟，才十七八岁，有的是力气，离开家乡，随闯关东的大流，到了完全陌生的东北。他们在冰天雪地之中，忍饥耐寒，走遍松花江流域的大小城镇，胼手胝足，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吃尽苦头，付出血汗的代价，建立起自己的家园，繁衍后代，家族日渐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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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开辟草莱的群体，年富力强，敢冒险，能吃苦，其中一部分人将多年积蓄投入工商业，另求发展，风生水起，渐渐掌握了东北经济的命脉。另外一部分，苦学俄语，在铁路筑成后，成为中东铁路局的员工。由于精通俄语，很受俄人重视，所获待遇以金卢布计算，格外优厚。我父亲在东北奋斗了十余年后，有了谋生技能，也薄有积蓄，遂返回老家成亲，带着新婚的妻子，再度返回哈尔滨。至于那位我不知道名字的叔叔，不知是和父亲同时还是几年后才动身，千里迢迢去了东北，一去就失去了联络，至今渺无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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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村虽然不是我出生和生长的地方，但是我对这个靠海的小村庄怀着深厚的感情。那是我们张家祖先和我父母出生和埋葬之处。1936年和1937年，我两次到朱由村去，那时我已就读北平燕京大学，利用寒暑假期回到山东老家，和从哈尔滨赶回去的父亲相聚。我之所以没有前去父亲定居的哈尔滨，是因为1931年（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强占东三省，对中国人百般刁难，对知识分子实行严密的控制，无辜者遭逮捕和杀害的消息时有所闻。因此，父亲报我“已死亡”，名字从户籍上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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