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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娃的灵柩停放在希腊正教教堂中，四周围绕着黄色和白色的菊花。瓦娃神态安详，闭着双目好像睡着了。祈祷仪式过后，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吻她冰冷的额头，热泪滴满瓦娃的脸，我怎样呼唤，怎样哭泣，都唤不醒我最亲爱的瓦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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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扶起我，说：“不要再哭了，让她安心地走向天堂去吧！”瓦娃入殓后，我伏在冰冻的坟土上，失声大哭。父亲在旁边不断安慰我说：“聚聚，不要再哭了，哭坏了身体，你还有爹爱你关心你呢！”伏在我身旁的佳家说了一句：“让她哭吧！”同时听到他的哭泣声。过了一阵，他悄悄对我说：“瓦娃在我心目中是天使。”瓦娃埋葬在哈尔滨边区俄人坟场，离中国人坟场“极乐寺”不远。这两处地方听说早已被铲平，作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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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由于连年战乱，我再也没有见过养育我的佳家了。八年抗战胜利后，我由四川回到南京，再到东北，才有机会见到了一别十余年的大弟复成。他告诉我，佳家的晚年，情形十分凄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苏维埃政府清洗沙皇时代的白俄贵族，先在国内，逐渐轮到在外国服务的人员。年老体衰的佳家失了业，花光积蓄以后贫病交加，同居的女人弃他而去。幸好，仁慈的瓦娃在生前所立的遗嘱中，把懒汉屯那幢房屋的三分之一产权给了佳家，其余三分之二由我父亲和我分承。佳家在晚年总算有一处避风雨的住处。复成弟还告诉我，中日战争的那几年，东北人民在傀儡伪满政府和日本军阀的压榨下，生活苦不堪言，连温饱都谈不上。那时，他见过佳家两三次，都是在冰天雪地的严冬：佳家走投无路，上门求食，父亲总是尽量把自己那一份浇上白菜汤的热高粱米饭给他。以后他没有再来。写到这，我热泪满眶，孤苦伶仃的老佳家，结局有多凄惨，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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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汉屯是瓦娃和佳家分居后的两年，我和瓦娃度过孤寂生活的地方。瓦娃过去拥有堪称美满的婚姻、充满笑声的家庭，如今面对的现实却这般冷酷。我年幼无知，没法察觉、也难以体会她内心所经历的煎熬。从此瓦娃把全部的爱和关注都放在我的身上，那一段日子在我一生中留下了最丰富的记忆、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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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地处北纬45度45分，一年结冰期就有190天，冬季长达七个月，气温常在零下30至40度。家中窗户都是双层，里外玻璃窗相距三四寸，严冬来临前，玻璃之间的空隙早已铺上木屑、木炭，上遮棉花，用来保暖和防潮湿；窗户四周的缝隙，也用木条密封。正门早已封闭，停止使用，木板门从里边用整块粗厚毛毡覆盖，钉死。我们家中养了一只纯白色长毛猫，是珍稀品种，它有阴阳眼，眼珠子一个蓝色一个赭色，它成了我寂寞中的良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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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漫长的严冬，在偏僻地广人稀的懒汉屯，瓦娃开始实行有计划的家庭教育。她给我朗读许多世界上最美的童话故事，教我背诵童话诗（其中有些我到现在还能背得出来），教我画画、弹琴、唱歌，带领我从多方面去认识和欣赏自然景物，奠定了我终生对艺术的热爱。那时我六七岁，她最常读的是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作品，每次照例先由我背诵一段普希金的童话，作为开场白，然后瓦娃开读。事隔70多年，我对这一段诗句仍记忆犹新，琅琅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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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 Лукоморья дуб зеленый，золотая цепь на дубе о том，и днем и ночю ученый все ходит по цели кругом，Идет направка-песнь заводит，налево сказку говорит，Там чудеса，там летний бродит，Русалка на ветвях сидит……И там я был и мед пил，У моря видел дуб зеленый，под ним сидел и кот ученый свои мне сказки говори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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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在海湾边一棵苍绿的橡树上，系着一条金锁链。一只饱学的公猫昼夜不断，拖着金链绕着走；向左走——引吭高歌，向右——开始讲故事。那里充满新奇，那里，野兽在漫步。女妖坐在枝头上……我到过那个地方，也喝了蜜汁，在海边看到了绿色橡树，我坐在树下，听那只有学识的公猫，向我讲述它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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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瓦娃讲《皇帝与三姊妹》《金公鸡》《渔翁与小鱼》《熊妈妈》《公主和七个矮子》《王子和燕子》等，这些不朽的童话故事，在风声呼呼的冬夜，被瓦娃富于情感的语调化为涓涓暖流，流进我幼小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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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懒汉屯的住所，是按照佳家和瓦娃的构想建造的半圆形平房，从前夫妻俩避暑休闲时居住，现在我们住左端有两房两厅的别墅式部分，其余四分之三租给一所俄国小学。大家都是从半圆形建筑的后面进去，如果以后门作正门，瓦娃和我的住房位于最右端，半圆形建筑凹进去的院子，成了学校的操场。建筑的四周有广阔的园林，树木苍绿有致。正门两旁有林荫路，一直伸展到一望无际的农田边沿，这里成了瓦娃和我牵着手朝夕散步、谈心、采花、赏春、踏雪的地方。我们住下来不久，有一天清晨，拉开窗帘，意外地发现昨晚下过大雪，满眼是皑皑的白色。光秃秃的黑褐色枯树，一棵棵戳在白茫茫的旷野，更显萧瑟。白天还好，学生来上课，嬉笑吵闹的声音不断，傍晚人散屋空，只有微弱的灯光从我们住处的一端，投在黑暗寂静的院落里。不止一次，瓦娃和我发现，下过雪的次晨，有明显的脚印，散布在我们家的正门前和窗台下，教我们产生莫名的恐惧。直到现在，每到黄昏，孤寂之感便油然而生，这就是懒汉屯那段和瓦娃相依为命的日子的余悸。也因这个原因，对门户的安全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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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冬过去，春天在我们的期盼下来临，到处都是生机和喜悦。封闭窗门的木条拆下来，重新打开。瓦娃迫不及待地带领我出门踏青去，寻找融雪后第一朵探出头的二月兰。在化冻的池塘边，还看到了“青蛙的眼泪”。花草虫鸟这些和我缔交终生的朋友，都是童年时代由瓦娃介绍而相识的。春天到来，瓦娃教我画的画，色调为之一变，构图柔和、亮丽，充满希望——近处，几栋白色小屋，门前一条小径，伸向湖边，蔚蓝的湖水中，几双白色天鹅悠闲地遨游；远处，浓淡有致的树丛，一抹远山似隐似现。这种诗情画意，在数十年之后，依然对我学习国画山水施以强烈的影响。到了夏天，浓密苍绿的林荫路上，常常出现瓦娃牵着我的手散步、背诵诗歌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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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懒汉屯，第二个秋季开始时，我突然发高烧，被火速送往中东铁路局附属医院，经诊断，我患的是正在儿童中间蔓延的猩红热。医护人员把我的头发剃光，再送我进传染病房住下。病房很大，有两个大玻璃窗户，靠墙放着十多张病床，住满了患同样病症的儿童。瓦娃和父亲把我安顿好以后，离开了，我看着亲人远去，眼泪簌簌涌流，但不敢哭出声来。我感到头晕舌干，只想赶快躺下，闭紧眼睛。一群已接近痊愈的病童围拢在我的病床边，七嘴八舌，问东问西。几个顽皮的室友，拿来铅笔权当温度计，嬉笑着要量我的体温。忽然，传来大人威严的声音：“нужно еёповесить！”（需要称称她！）。我睁开眼，惊骇地呼喊：“нет，не надо весить！”（不，不要吊我！）原来俄文单词“повесить”有两个意思：一是“称重”，一是“吊起来”，当然是虚惊一场。住院十天后，我可以起床走动了。差不多每天或隔一天，瓦娃都来看我，我像其他病童一样，早早就坐在窗台上等候。远远看到瓦娃手提装食物的篮子走来，我雀跃欢呼。传染病房外人不能进入，瓦娃就隔着玻璃窗和我开始用手比划，临走前她把带来的食物送到医护人员那里，委托她们转交给我。我最喜欢吃瓦娃烤的苹果，她把苹果带蒂一端挖开一个小洞，放进糖或蜂蜜，再把挖出的部分当盖子盖上，用牙签定牢，或烤或蒸，松软香甜，既易消化又富营养。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病全好了才回家。这所医院——中东铁路局附属医院，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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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记得，我回家不久，正是秋天。储备冬季蔬菜的季节到了，家家户户开始用大白菜腌渍一大缸一大缸的酸菜。我家也一样，买来一大筐包心菜、一筐胡萝卜和洋山芋，放进厨房里面的地窖储存。那天正巧父亲来看我，他指着装包心菜的筐子说：“聚聚，你又有了一个新弟弟，是从这堆包心菜中找到的。”他说的是我的二弟复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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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四 瓦娃的明达——中国人必须上中国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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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到入学年龄，瓦娃就作了个最明智的决定：佐雅是中国人，必须接受正规中国教育。因此，她舍弃了邻近的俄国小学。她一边在家中教我算术，一边先送我到附近的中国私塾学中文。从前，我们和佳家同住时，我上的是俄国人开的幼稚园，我只会说俄语。这所私塾是萧老师开的，设备简陋，土炕中央摆着方桌，师生盘腿而坐，老师坐对着门口的首位，学生分坐两边。陪伴我来的农家女孩，和我岁数相仿，是邻居的孩子，名叫老妞。每次上课，只有我和她两个。老师教《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也教当时小学课本上的内容——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等。懒汉屯成了我开始接受中国教育和学说中国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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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娃请我父亲协助，积极而慎重地寻找新的住所。她所着眼的，主要是附近有没有优良的中国小学。1922年（民国11年）夏末初秋一个下午，瓦娃带着我，离开居住了两年的懒汉屯，结束近似隐居的孤单生活，住进哈尔滨商业区——道里十六道街“东顺祥”大院，住所在二楼，有三个房间，厨厕俱备。我们乘坐一辆马车，跟随一辆装满简单家具和衣物的马拉大板车，缓慢地由后门驶进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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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长以后，回想当年的情形，才透彻理解到，这时瓦娃自己心灵深处的创伤并没有痊愈，而如此果断地做了迁居的决定，完全是为了我的学业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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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料不及的是，这次搬迁竟成了我生命的转折点，否则，我此生无法和孙家结下终生之缘。马车一驶进“东顺祥”的院子，我们就被住在这里的一群孩子包围了，围观者中有桂云和桂毓。一个洋太太带着一个中国小女孩，而小女孩穿的衣服和短发，又和他们的不同，引起他们的好奇。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我穿的是带白点的淡蓝色连裙洋装，下摆上印着许多敲鼓打锣的小人儿。在孩子们的注视下，我那份难为情和兴奋，现在好像还能隐约感觉出来。尽管不太懂他们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他们以后就是我的朋友和玩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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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搬进新居的当天，一个梳着一条小辫子、发根缠着红头绳、穿着中国裤褂的小女孩，静静地站在我家敞开的大门外面，向里面窥看。她就是桂云，小名竹青。那年我八岁，她九岁。从此以后我以“竹青姐姐”称呼她。她不但是我的好玩伴，还成了我的小老师，她教我说中国话，带领我去上学，从小学到中学。我们一起度过欢乐的童年和彩色多梦的少女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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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进东顺祥大院不久，我就跟着竹青姐姐到和家仅隔一条街（十五道街）的十四道街“第十六小学校”就读，开始接受正规的中国教育。开学前，父亲来看我，再三叮咛，一定要听竹青姐姐的话，她让做什么，就照着做什么，跟着竹青姐姐走，不能乱跑，还嘱咐我对老师要恭敬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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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的初秋，凉意已深，竹青姐姐小心翼翼地牵着我的手，迎着晨曦，踏着落叶，走向她已读了两年的学校。十六小学规模不大，名声很好，师资优秀，许多老师是由“关里”请来的“南方人”，教学方法新颖。我们走进校门，一位少女模样的老师正穿梭于学生丛中。她看到来了新生，便走到我们面前。竹青姐姐赶紧用手推推我，说：“这是老师，行礼！”我光顾端详对面的姑娘，没有反应。竹青姐姐连忙再推了推我：“行礼，行礼，这是老师！”我小声对她说：“这是大姑娘啊，怎么——”在我的想象中，老师必须是个老头儿，像懒汉屯教私塾的萧老师那样，只会盘腿坐在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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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这些新生在一间很大的教室里就座，每张供两个人坐的书桌前，挤着四五个孩子。女生都梳着扎红绳的小辫子，只有我不同——短短的头发上戴着小帽子，身上穿着同料同色的长及膝盖的外套。一会儿，一位男老师登上前面高高的讲台，开始说话，他说的中国话我听不太懂，只见他招手喊我，我由座位中间挤过去，到讲台前面，仰头看着他。他忽然问我：“你是‘小子’，还是‘蛮子’？”我不懂什么是“蛮子”，但知道“小子”是“男孩”的意思，因此猜到他问我什么。我低着头，吞吞吐吐地回答：“我是‘蛮子’。”多年以后我才弄清楚，山东人和其他有些省份一样，称小女孩为“妹儿”，“妹”在山东土音为“蛮”，但说不定当时老师看我装扮不同，故意开玩笑地喊我“蛮子”，含有“外来异族”之意。我被分到一年级。其实，我的数学和常识的程度足够读二、三年级，因为瓦娃在家里已教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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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顺祥大院是正方形的四合院，前排是一幢三层楼房，面临通往松花江畔的新城大街，但只楼下四个临街单位有门开向新城大街，这一栋的其他各层楼的住户，以及左、右两排和后排平房住户，都由十六道街后门出入。从后门面向大楼看，最右一侧是房主孙家兄弟所经营的五金杂货店，宝号“东顺祥”，“东顺祥大院”因此得名。它的隔壁是一家经营脚踏车的商店，左边拐角两个单位及二楼一部分是一家名叫“幻想”（俄语：фантазия）的西餐店，由一位白俄经营，类似夜总会，晚间可跳舞，还有表演。正楼左右两旁及对面都是平房。右边一排是“幻想”餐厅的厨房、储藏室等，左边及对面平房住着几户人家。孙家是左边靠后门的第一家，孙家二叔一家也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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