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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顺祥”是名副其实的大杂院，后院相当宽敞，“幻想”餐厅在院子里还建了一个大冰窖。那年代没有电冰箱，每年松花江解冻前，“幻想”餐厅为夏季消暑而订购的巨型冰块，用大板车一车一车地运进后院。冰块入窖前，小山一般堆在院子里，成了孩子们游戏的乐园。我和桂云不放过机会，手持彩色手帕在冰块上跳跃，载歌载舞。进入冰天雪地的漫长冬季，大院的孩子们会同心协力，在院子中间，把积雪堆成七八尺高的冰橇台，再平成坡度和缓的长滑道，形状如台湾的溜滑梯台。最困难的工作是把一桶桶水浇在雪堆和斜坡上，直到形成坚硬如石的平坦冰坡。这以后，每天还要不断浇水，使之保持平滑。冰橇台搭好后，孩子们手提自制的小雪橇（用木板拼成，底部钉铁条），轮流由冰台后边登级，在最高处，或坐、或卧、或立，溜下来。孩子们欢笑，高呼，喧闹声充满大院，打破北方冬天的沉寂和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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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云的哥哥桂籍，小名“震洋”（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字），是民国前一年出生的。他当时已在广益小学校读六年级，虽然比桂云和我只大两三岁，但给我的印象是“高不可攀”。他自视也高，完全是个有抱负的“爱国青年”的架势，十分神气，很少理会我们。次年（即民国12年）他就读的小学扩充为中学，他成了第一届中学生。该校是哈尔滨的第一流中学，采用新学制，多数教师由北京师范大学重金聘来，皆一时俊彦，他们对哈尔滨的启蒙和教育革新贡献很大。许多年以后，桂籍还常提起一位教历史的孟老师，是前清秀才，后来参加革命，成为同盟会会员，他讲述中国历代兴亡和东北受侵略的惨况时，声泪俱下，给学生留下难忘的印象，并影响学生的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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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云的弟弟桂毓，是1916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出生的，因此小名叫重阳，比我小两岁，比桂云小三岁。桂毓小时候瘦小孱弱，动不动就哭，老当妈妈的跟屁虫。有一年冬天，我们一群孩子在院子里抛雪球，不知为了什么事，我和桂毓争吵起来，我顺手撕掉了他头上戴的新毛皮帽子上一个护耳，他蹲在雪地上号啕大哭，不肯罢休。院子里的玩伴，还有伊戈，他是白俄，从小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他的父亲经营一家书店，一家三口是桂云家的近邻。伊戈强壮有力，不喜欢讲话，所有体力活，像冬天提水浇冰橇塔，他都默默地干，从无怨言。秋红的岁数比我们都大一些，梳一条过腰的长辫子，发根缠的红头绳比别人的宽，喜欢穿色彩鲜艳的花布裤褂，十分抢眼。秋红家在三楼，就在我家上面，我每天清晨上学前，都到她家，让她妈妈给我梳小辫子。我的头发太短，很难梳拢，学校里规定女学生一定要梳辫子，瓦娃无能为力，只好请秋红的母亲代劳。她每次给我梳头发，先在头发上涂上“刨花水”（所谓“刨花水”，是把一种有黏性的木材刨成薄片，泡在水中，作用类似现在的“发胶”），扎起左右两条羊角辫，缠上红头绳。有时候，和我们一起的，还有脚踏车店的两姊妹，她们的后母很凶，年纪虽小，但煮饭、洗衣一类家务都由她们做，很少有空闲的时间出来玩。孙家二叔的宝贝儿子桂荣，小名跟养，年纪太小，跟我们玩不到一块。院子里还有其他小朋友，已不记得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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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五 “东顺祥”大院主人孙宝书先生，孙府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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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顺祥大院的主人孙家户长孙宝书先生，字省三，后来成为我的公公，他就是桂籍的父亲，宇同、宇立、宇昭兄妹的祖父。瓦娃和我由懒汉屯迁居东顺祥大院那年，他不到50岁，是受人尊敬的仁厚长者。身材不高，结实健壮，两目炯炯，十分威严。他性格爽朗、豁达，讲起话来，声音洪亮有力。他的思想进步，爱国，富正义感。桂籍于1965年在“国防研究院”受训时所写《自述》中，曾这样描述他的父亲孙宝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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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刚强豁达，茶余酒后，乐道大彼得、俾斯麦、伊藤博文等俄德日各邦维新轶事。对彼时中国官场腐败颟顸，时扼腕太息；对国父孙中山先生暨先烈黄克强、宋钝初，言下窃深表敬佩。说国家文明维新之道有“要考究实学，大家守法、讲理、知耻、莫忘根本”数语，言犹在耳。先父至孝，勤劳节俭处异乎同侪缙绅。市居，严冬子女皆必轮班扫雪。还乡，尝命余负粟六升，往十里外集市，亲手卖粮，换铜钱数十吊，再买鲜鱼回村为家人添菜。农忙，必到田间帮工或送饭。虽在乡小住二三个月，余亦必入村塾叩圣牌，补习国文。曾遣余聆听塾师讲易经阴阳消息、元亨利贞之道，时余方十岁，茫然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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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同兄妹的祖母孙于氏，是位温顺体贴、处处忍让、不多言语的小妇人，1935年（民国24年）在山东老家逝世时，不过40余岁。她嫁到孙家时是“填房”（继室），“先房”郝氏逝世后留有三子二女；长子桂馨，次子幼年夭折，三子桂山，另有二女桂香和桂美。桂籍排行老四，桂毓为老五。桂籍还有一位哥哥，为于氏所生，小名孟阳，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在港、台的郝姓亲戚如郝如九、郝铭三、郝晋谱，都是先房郝氏方面的亲戚。桂馨、桂山较桂籍年长许多，都在东北及天津一带经商，颇有积蓄，同父异母兄弟之间感情融洽。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桂籍受政府派遣，以“接收委员”的名义返东北，途经天津，得以会见多年不见的三哥桂山，桂山以有弟能光耀孙家门楣而骄傲。桂籍兄妹的外祖父，祖籍山东潍县，寄籍旅顺，经商远至俄国海参崴，人多称他“于五爷”。桂籍的母亲居长，另有弟弟一人及继母所生的两个妹妹。桂籍的外祖父我没有见过，听说交游甚广，为人潇洒、慷慨。但见过桂籍的舅舅、二姨和三姨，小时候的印象，桂籍的母亲处处以长姊的身份照顾她的弟妹们，二姨和三姨的婚事由她做主。后来二姨夫（曲铭三）事业发达了，在哈尔滨拥有几个面粉厂，还有数艘轮船在松花江行驶，跟着家里添了两三个姨太太，家庭纠纷时起。道外大舞台戏院常有演出，除了平剧，也演“文明戏”——话剧，二姨夫在那里常年订有包厢，桂云和我也常和大人被邀去听戏。三姨出嫁后又离了婚。舅舅是于家独子，从小被娇纵，长大游手好闲，这些都是桂籍母亲的烦心事，加上孙家家人的闲言闲语，受到的困扰更多，但她处处退让。桂籍在他《自述》中提到他的母亲时说：“先母晚年体弱多病，子女游学远飏，光景寂寞，居家对亲戚委屈忍让，感人至深。维今，故园庐墓荒芜，国难未平，事变方殷，缅怀慈亲鞠育之恩，曷胜愧怍。”桂籍母亲逝世时年不满五十。随着年龄的增长，桂籍思亲之情益发殷切，每逢年节，常见他独自默念，黯然泪下，我也感伤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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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祖籍山东省掖县，世居县北的麻渠村。掖县濒临渤海，为胶东平原富饶之区，居民世代务农。桂籍在他的《自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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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祖父瑞麟公，先祖母王氏，忠厚仁慈，见重于乡里。先父讳宝书，初在故都北京麻刀铺营造行习商，未久，出关自营致富，卜居哈尔滨市。壮年产业多处，散在松花江以北，远及边陲，在故乡麻渠村增殖良田数百亩，广拓祖居，为瞳中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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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宇同兄妹的祖父不但在东北有产业多处，他旅居俄国海参崴多年，在该地的商业区也颇具声望。桂籍、桂云和桂毓都是在海参崴出生的。他们全家直到1917年俄国发生革命才离开该地，途经日本返国，定居哈尔滨。后来，桂籍的母亲叙述他们乘坐日本轮船离俄返国时，中国乘客遭受日本人的凌辱的情景：桂毓年幼，爱哭闹，触怒了一位日籍船员，他挥手掴了桂毓一个耳光，当母亲的只有忍气吞声，不敢有所表示。这位娴雅瘦小的妇人在有生之年，每次提到这件事，眼神依然充满屈辱和愤恨。他们定居哈尔滨那一年，桂籍六岁，开始上“直鲁豫同乡旅哈小学校”（后来改成“广益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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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笼统地称呼桂籍的父母为“大大”，而不是“大爷”“大娘”，需要分辨的时候，我会很自然地叫“男大大”或“女大大”，这是我初学中文的缘故。在语言上，我还闹了许多笑话，诸如把“戴帽子”说成“穿帽子”。桂籍、桂云和桂毓也随着我，称我的养母为“瓦娃”。两家相处得十分融洽愉快。我有了这么多玩伴，再也不感到孤单寂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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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东顺祥大院以后，我的中文进步很快，在小学校的成绩很快就赶上了班上的同学，名列前茅。孙家教育子女的规矩很严，任何时间，父亲一进门，子女马上停止言笑，起立问安，再垂手旁立。遇到这种情形，只有我仍坐在原处。“男大大”走过来，摸摸我的头，对我笑笑，逗逗我。我还记得，有一次“女大大”对人开玩笑，说：“我们家可娶不起这个媳妇啊，完全外国脾气，就喜欢吃巧克力糖。”（是指给桂毓做媳妇）。就在那个时候，我从孙家长辈的交谈中知道，桂籍在山东乡下老家有一个从未谋面的未婚妻，姓史，是孙、史两家老人指腹为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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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后时间过得特别快，一眨眼我已读完了六年小学。当时的小学是“四二制”，即小学四年，高小两年。上到高小，课程中多了英文和古文。我在1928年（民国17年）毕业，那一年北伐成功，不久东北易旗，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改成“青天白日满地红”，归顺中央政府，全国实现统一。这一年桂云在哈市第一女子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桂籍则于前一年，即1927年（民国16年）考入东省特别区立法政大学预科。当时东北的政治环境十分艰险复杂，他年方十七，仍奋不顾身，秘密参加了国民党，投身革命，领导学生运动，奔走呼号，呼吁全国团结，共同抵御外国侵略。哈尔滨街道上，中、大学生及群众不时举行游行及演讲。有一次，日本计划修筑吉会铁路（从永吉到朝鲜边界会宁），以便由朝鲜直接运兵，侵略东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哈尔滨爆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那时我还读高小，小学生不准许参加游行，经我向桂籍大哥哥再三要求，他终于答应，游行队伍绕道到十四小学大门前，敲锣打鼓，硬把我们接进游行的大队。我随着队伍走到道外一处广场上，看见桂籍站在高处，对挤满四周的人群慷慨激昂地讲话。一大群警察开来，手拿枪、棍，连推带打，把人群驱散。我魂飞魄散地回到家中，牵挂着桂籍大哥哥的安危，却不敢向家人透露。小学的中国历史科中有关朝代的更换，我一直弄不清楚，瓦娃请桂籍来给我补习，每周一两次，有时他也讲解古文，彼此有了接近的机会，也更加深了我对他的钦佩和敬重。美术科杨老师知道我对绘画的兴趣浓厚，每个星期六也到家来教我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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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六 哈尔滨女一中——我的少女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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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毕业后，我和桂云顺利地考进哈尔滨市立女一中初中部。入学前桂籍建议，把我原来的名字“玉莲”改成“郁廉”。他说，“郁”有“文采美盛”之意，“廉”是清清白白，我父亲表示赞同。我从上初中到今天，都以“郁廉”为名。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知道桂籍开始“在乎”我。我和桂云又像小时候那样，清晨一起上学，傍晚一起回家。女一中在南岗区，离我们家不近，往返都要乘电车，一程需半个小时以上，有一段路还要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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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一中是哈尔滨两所女子中学之一，但女二中的名气远远不及女一中。女一中的孔校长（学生们私下称她为“孔大牙”）是哈尔滨妇女运动的领导者，甚受各界和学生们的敬重。民国十八、十九年间，哈尔滨女一中出尽了风头，因为运动比赛中屡夺冠军，参加田径赛的“五虎队”，更是所向无敌。“五虎队”成员有孙桂云、王渊、刘静贞、吴梅先和萧淑贞，而以孙桂云最为出色。北伐胜利后的第一届全国运动大会在杭州市举行，其时为民国19年5月，各省及特别行政区都组队出阵。开幕典礼时，蒋介石总司令亲临会场致辞，全场爆满，气氛极为热烈。事隔50余年，台湾《联合报》于1984年3月31日还刊发《历史镜头报导系列》，以《中国体育的早春》为题，记述当时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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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九年第一届全国运动大会，以田径赛为大会最主要项目。事前，大家认为上海市队最具夺标希望，结果男女总锦标分为辽宁省和哈尔滨市获得。辽宁省的刘长春与哈尔滨市的孙桂云各获得四面金牌，为大会风头最健人物。孙桂云获本届“全运之花”的荣誉。孙桂云除运动成绩优异外，其容姿秀丽，谈吐甜美，深为一般人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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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云还代表中国参加过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亚洲运动会。她的100米及200米的全国短跑纪录，保持了十多年，无人打破。桂云从第一届运动会抱回金牌、银盾、银杯、奖品和各式纪念品，由沪返哈，受到哈尔滨各界英雄式的欢迎，名字风靡全国，报纸杂志上不断刊登她的消息和照片。上海为表彰她，命名了“桂云桥”“桂云路”，还在衬衫、毛巾、手帕上印上她的照片。仰慕、追求的信件自全国各地甚至从美国纷纷寄来，有的信内附上仰慕者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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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震夏（伯威）就是狂热的追求者之一，他远从浙江绍兴寄信来，数年不断。每天下课后桂云和我可有事情做了，躲在一角拆读陌生青年人的来信，常常会相拥大笑不止。桂云也说些参加运动会时的见闻：哈尔滨去的女运动员在衣着方面最新潮、最抢眼，除了身材矫健外，每人头戴米黄色法式帽，身穿同色外套及短裙，足蹬米色马靴，神气十足。参加比赛时则改穿圆领短袖、绣“哈尔滨”三字的白色衬衫，深色短裤，白袜白球鞋，全场观众的眼睛为之一亮。反观全国首屈一指的都会上海，派出的女运动员穿着长袖衬衫和齐脚面的“灯笼裤”，裤脚紧绑着，老气横秋。桂云除了勤练短跑外，生怕被他人讥笑为“脚比脑好使”，对学校课业也不敢掉以轻心，常见她手捧古文课本背诵。桂云的中文根底深厚，文笔流畅，这得力于苦读。初中三年，桂云在运动场上春风得意，而我埋头读书，课业成绩一直领先全班，课余在家补习俄文。瓦娃仍利用闲暇或睡前的时间为我诵读，但不再是儿童故事和童话诗，而是俄国古典文学名著，以及言情小说和诗词（附录二）。瓦娃最喜欢对我读普希金的诗和烈尔曼脱夫的《我们时代的英雄》，还读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至于托翁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瓦娃说太长了，让我以后自己慢慢读。我到现在还拥有这部长篇的原著四大册。我和桂云不放过任何娱乐和学习节目。每年冬季白雪覆盖大地时，我们不再玩冰橇台的游戏，利用寒假，每天提着溜冰鞋到溜冰场学习溜冰。哈尔滨的夏天虽然很短，但瓦娃不放过难得的机会，带着我和桂云到松花江北岸“太阳岛”去晒太阳、学游泳。瓦娃也带着我们参加俄人组成的短程旅行团，乘火车到哈尔滨附近的小村镇度周末，欣赏大自然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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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顺祥大院，九年欢乐而充实的童年和少女时光转瞬过去，我和桂云长成大姑娘。1931年（民国20年）6月我初中毕业，桂云已读高中，桂籍于一年前（1930年）读完法政大学预科及本科一年级后率先离开哈尔滨，转学到北平入国立北平大学商学院二年级，主修经济。我和同班好友林楚华、衣家瑛三人早已仰慕以注重学业、管理严格闻名于全国的天津南开女中，初中毕业前我们就开始筹划，并和家人商量。最后还是瓦娃说服了我父亲，我才得以如愿成行。在当年那是一件大事，却没有想到我这一走就永远离开了东顺祥大院，离开了生长的哈尔滨，也结束了我和瓦娃的因缘。两年后，瓦娃孤单、寂寞地辞世，我永远失去了亲爱的养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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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现在，我还在后悔，为什么自己那么轻易地离开了养育我的瓦娃？她当时已年迈多病，正需要有人陪伴扶持；而我年少无知，脑子充满对未来的幻想，一心想学医做医生，济世救人，报效国家，根本没有想到严重的心脏病随时可能夺去瓦娃的生命。我后悔，为什么没有留在哈尔滨瓦娃的身旁读完三年高中再走？若然，她可能不会那么快就离开人世，临终时也不会那么凄凉、孤独和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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