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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170612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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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九 海滨老家朱由村，和父亲最后一次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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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下旬，燕大放暑假。我按照事先和父亲的约定，提着简单的行李离开学校，乘平沪火车到济南，换乘烟潍（烟台、潍县）公路的客运汽车到掖县朱由村，和先我从哈尔滨回来的父亲会合。父女已三年没见面了。我们的计划是在乡下同度暑假，然后，父亲返哈，我回北平燕大读完最后一年（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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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海的朱由村，是充满温馨亲情的小村庄，宁静、淳朴，没有人世血腥的战乱，只飘散着咸咸腥腥的气味，那是海风送来的。七月和八月，我和父亲在这里一起生活了近两个月，记忆所及，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经过一连串忧患离乱，我长大了，懂事了，深深体会到亲情的可贵，亲人相聚的不易。我和父亲分住在里院一排的三间房子里。碰巧三弟复合和四弟复善也在朱由村上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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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千方百计为父亲做事，以尽孝道，为父亲洗衣服，他睡午觉时，我坐在炕边为他扇扇子。傍晚放下蚊帐，铺好被褥、枕头，再用大蒲扇扇凉，并驱除帐内的蚊虫。也在那个时候，我向父亲承诺，将来我负责弟弟们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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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的第二天清晨，瞎了眼的奶奶把我叫到她房里，我坐在炕沿边，她用双手轻柔地摸遍我的脸，又爱又怜地说：“瓜子脸盘，宽额头，高鼻梁，是你娘的模样哩。”前院大伯、奶奶见到我们父女俩，不断摇晃着头，叫嚷：“想吃猪头肉！”乡村的墟场，五天一集，每次父亲赶集回来，两手提的都是蛮好吃的，有猪头肉，有大螃蟹腿，有夹卤肉的烧饼、小土鹅、鱼、海蛎子，还有西瓜，够吃四五天了。西瓜马上用木桶盛着，放在井中。土鹅熬汤下面疙瘩（面粉加蛋）。前院瞎眼奶奶嘀咕着，“抗议”父亲用了她的锅。两个幼弟放学回来，喊肚子饿，家中的气氛要多亲热有多亲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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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个性开朗达观，心地良善，思想进步，对我这个独生女特别钟爱。从前在哈尔滨，父亲总抽空提着我爱吃的香蕉和巧克力糖，到瓦娃家看我。巧克力在北方很是稀罕名贵，从欧洲进口的白巧克力是我父亲最先买给我吃的。我上中国小学开始练毛笔字，父亲认为我写的“飛”字最出色，逢人就夸奖，有时还要我当场表演写给人看。我在他的扇面上画了一串绿叶红荔枝，他整夏拿在手中，到处向众友炫耀。从我能记事开始，父亲每年送给我的生日礼物，都是纯金戒指，有时一个，有时两个，有的镶宝石，他说将来我都用得着。可惜离家求学时，我只带了一个金戒指作纪念。我在北平慕贞高中上学时，有一年生日，父亲送给我一个镶钻石的戒指，我戴在指上，同学不断问我是不是“订婚戒指”，我烦了，摘下放进宿舍衣橱内，被室友看到，一天下午室友请假外出，我的钻戒不翼而飞。为此我继母责怪父亲，说他太宠女儿，没见过学生戴如此贵重的戒指的。父亲只说：“破财免灾，丢掉就算了。”父亲是美食家，不但懂吃也会做菜，他的拿手菜有“熬松花江白鱼”，做法是：鱼切段，放醋加胡椒粉。还有“干烧明虾段加大葱”。他也十分讲究衣着，即使在乡下，也穿着绸缎裤褂，口袋里装着带盖的挂表，金表链系在对襟衫的纽扣上。他是哈尔滨一家大绸缎庄的老顾客，做了衣服都是年底结账。我的衣服也是在那里订制的，记在父亲账上。我离哈赴平时，父亲为我定做了一件冬天穿的咖啡色毛呢料长大衣，水獭皮做领子，里子是狐狸皮毛加绸衬，配上镶水獭皮的帽子和手笼，还做了一件灰蓝色毛呢夹大衣。瓦娃也把她自己的一件名贵的黑紫羔皮大衣，改成短外衣、帽子和手笼，送给我。这些衣服，质料上乘，款式帅气新潮，在燕大校园里出过大风头。我的溜冰衣、裙、围巾、帽、袜、手套，都是在哈尔滨特别定做的，全是深蓝色加紫红边，十分美观考究，获得不少赞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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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由村居住时是夏天，父亲带我到离家约二三里的莱州湾。海边天气晴朗，眼前一片浩瀚的大海和金色的沙滩。父亲说，我们下海玩。他找来一根长竹竿插在沙子里，把我脱下来的旗袍和他的衣褂挂在竹竿上，我穿着衬裙跳进海水里。正赶上退潮时间，我们也随波涛越漂越远，海上游来各种小鱼，有一种圆圆的，像皮球似的，身上有刺，瞪着眼睛，十分滑稽，父亲说这种鱼叫“气鼓鱼”，爱生气才长成怪模样。走回沙滩，看到不少人弯腰捡“真凉鱼”，这种鱼，嘴巴比身体长两三倍，长嘴陷进沙里游不走。真凉鱼体内只有一条灰蓝色的骨，肉细味美，我们也捡了不少回家。父亲拿来熬汤，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第二天，复合、复善弟放学回来，说村里议论纷纷，大家都声称，看见女生下海，是“生平第一次”。有时父亲骑脚踏车，带着我到平里店买报纸、寄信、打听外边的消息，顺路到东路宿外婆家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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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后悔，父亲好几次要带我到张家祖坟，让我拿纸笔，记下地点、方向及家人埋葬的位置，好在日后祭拜我的亲娘、祖父母和别的祖先。父亲还说，也该让我知道他将来过世后埋葬的位置，可是我说什么也不肯去，恐怕是不愿也不敢面对事实的缘故。事后总觉对不起父亲一番苦心。数十年后回顾，老家的祖坟早就被夷平，种上稻粮，即使当时清楚记下，也无法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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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傍晚，平里店传来消息：日军在河北宛平县卢沟桥制造事端，炮轰县城。国人推定，这次日军行动不是突发的“意外事件”，而是实施侵占华北的计划。7月下旬，烟潍公路上出现一批一批逃亡的年轻人和学生，他们由北方各地辗转到大连、旅顺、营口各港口，乘船到烟台，改搭烟潍公路的客运车，经掖县平里店、潍县到济南，再乘平沪铁路火车到首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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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海路逃亡的人越来越多，从父亲在平里店收集到的消息看，局势越来越严重。北平于8月4日沦于敌手，政府不再忍让，我军奋起抵抗，全面抗战一触即发。我和父亲再三商量，结论是：我既无法回北平，也不可能回哈尔滨，更不能留在朱由村，只有随流亡学生去南京一途。到了那里，再看情形，转学读完大学或找工作。决定做出，父亲和我都极彷徨痛苦，但此外没有可行的办法。好在父亲对我应付恶劣环境的能力很有信心，他再三叮咛：女孩子家绝对不要到前线工作，一定要完成大学教育。临行前又嘱咐我，若有机会到四川，别忘记去到成都张家铁角湾看看。那里是我们张家的根。常言道：“蜀道难于上青天”。谁想到，父亲的期望我一一付诸现实，但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到前线”这项承诺我未能遵守。抗战八年，我都在四川。进成都燕大读四年级时，没忘遵父嘱去找张家铁角湾，但张家祖先之根已渺不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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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动身日期，父亲送我到平里店，我手提由北平带来的简便行李，两人心情异常沉重。没有想到，在等候南下汽车时，遇见了桂毓。他也是利用暑假，由上海到麻渠村探望父亲。见到暌违多年的父子俩，大家很是惊喜。“男大大”带着期许的眼光对我说：“有桂毓和你结伴，我们都可以放心了。到南京找桂籍，他会替你们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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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无比拥挤和慌乱的旅程，终于抵达南京。但不见桂籍的踪影，原来他已被派往沿陇海、津浦、平汉铁路的车站，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所编定的小组，组织培训，并进行宣传，在河南、山东、苏北工作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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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我遇到不少流亡的燕大同学，也见到家在南京的朱祥麟。大家纷纷到“流亡同学服务中心”报到，接受分到的食宿地方，并填写个人志愿。我参加了医护训练班，但不是和流亡的同学同住，而是应周克太太康淑敏之邀，住在傅厚岗三号桂籍空出来的房间，白天外出参加各种活动。就在这个时候，我和周太太建立了良好友谊，此后维持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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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安定日子过不了几天，北方局势日益紧张，日军大举向南侵犯，南京方面人心惶惶，机关、学校、居民纷纷作疏散及撤退的准备，逃进南京的各地难民和学生也与日俱增。教育当局对流亡学生采取了紧急疏散措施，分批将他们由长江水路送往武汉（武昌、汉口）。大统舱内不分男女，沙丁鱼似的睡满年轻人。大家尽管忐忑不安，但表面上有说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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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口，我和桂毓暂时住在桂云家。桂云和胡震夏在上海结婚，和婆婆及小姑胡九思同住，已生长子胡千里，尚在怀抱中。胡震夏在汉口海关工作。逗留在汉口胡家的那段日子，我亲身体会到桂云做南方家庭媳妇所承受的压力和委屈。她曾再三偷偷地对我说：“北方人绝对不要嫁给南方人。”桂云的婆婆并不是老封建，而是所谓“文明婆婆”，她在都市长大，知书识墨，但婚姻不美满，年轻时就被丈夫遗弃，自卑感和占有欲很强，一面口是心非地“示好”，虚情假意地“关怀”，一面处心积虑地排斥媳妇。她的干女儿成群，桂云要应付这些干姐干妹，既痛苦又无聊。早餐吃稀饭，只有一盘咸菜，一盘花生米。婆婆还煮两个鸡蛋，蒸三个小馒头。六个大人坐在桌前，不知谁该吃，谁不该吃。桂云左右为难。婆婆平时还常指摘某某人吃得多，吃相不好，“真是粗人！”不知她影射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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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武汉各学校开课，我申请进入私立华中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四年级。这两所大学都在武昌，要从汉口乘渡轮过江去上学。住进武汉大学女生宿舍时，天气渐凉，我所带的衣服，加上桂云给的一条薄被，不够御寒；另外，我染上疟疾，发高烧，忽热忽冷，全身颤抖，头痛欲裂。这种病很难根除，曾纠缠我多年。战时到过后方的人，多患过疟疾（四川人称“打摆子”），有特效药奎宁药片，但此药十分伤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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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流亡学生都集中到武汉，各找出路。许多青年人结队到陕北延安去了，燕大同学中，我知道的有王若兰、吴贵宜、龚普生、龚维航（龚澎）等。1949年以后，这些同学都成了中共的要人，尤其是龚氏姊妹（龚普生、龚维航）及吴贵宜（吴清），他们都担任过外交部的司长。龚普生还嫁给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龚维航一直做周恩来的机要秘书，随同访欧、美。男同学王汝梅（后改名黄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埃及、加拿大等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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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少男同学，后来响应政府“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投笔从戎，到云南昆明参加青年军。我留在武汉，一心想毕业以后找事做。就在这时，我和王玉彬在汉口重逢，她也是由南京逃难来的，住在女青年会。多了一个朋友，心中觉踏实许多。10月，景荷荪抱着不满一岁的女儿谢尊一，随同大批军眷从南京乘船疏散到后方，途经汉口，要到四川泸州投靠她的叔父。谢承瑞已升任教导团团长，负责留守南京。兵荒马乱中，荷荪和玉彬及我，在汉口虽仅相聚数日，但已觉极为难得。前途茫茫，大家都有朝不保夕之感，今日一别，又不知何时再能相见了。善解人意的荷荪看我身上衣服单薄，她巧妙地笑着说：“从前你喜欢我这件短外套，我不舍得给。你看，我现在有了这件更漂亮的长大衣，假若你还喜欢，这件短的就留给你，好不好？”那件外套对我来说最有用了。她临行前又悄悄塞了些钱给玉彬，嘱她代买围巾、鞋、帽、手套给我御寒。她到了泸州后曾写信劝我速离汉口去泸州，信中说：“只要我有一碗稀饭，也是由我俩分吃。”程应鎏也随流亡学生来到汉口找我，他邀我同他返江西九江家乡避难。在北平时，赵锡霖邀我同赴德国留学，我拒绝了。这次程应鎏提出邀请，我不知如何处理。适逢桂籍因工作关系路过汉口，我就让他俩相识。两人经过长谈，程应鎏留下长诗一首，黯然乘船离去。40余年后，我于1990年到北京探亲，并参加了燕大创校70周年庆典，从同学郭心晖口中得知，程应鎏曾打听我的下落。郭还告诉我，程应鎏和李宗瀛的妹妹结了婚，现住上海。不幸的是程应鎏患了鼻癌，病况严重。我到上海玉彬家后，按址写了一封信给他，告诉我的近况，并说我离沪在即，无法去探望他们了，信中没有提及他患病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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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云笼罩的动荡青春（1931—1937）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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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天大雪中游戒台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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