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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也曾有担任国大代表的机会，6月25日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前，中央通讯社总社由南京打电报来，问我是否愿意出任新闻界妇女保障名额内的国大代表。桂籍反对一家出两个民意代表，我便婉言拒绝，后来此职改由徐锺珮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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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当选立法委员后，我也返回南京中央通讯社总社工作。我们初到南京时，暂时住在桂毓和傅曾矩的家（中央医院医师宿舍）中，我在待产，桂籍则积极找寻适合我们的住所。桂毓夫妇都在中央医院任医师，桂毓在眼科，后任眼科主任，曾矩任小儿科医师。两人是齐鲁大学的同学，抗战胜利后结的婚。桂云和胡震夏（字伯威）夫妇这时也由云南返回上海，已有两子——胡千里和胡又佳，胡震夏当时在银行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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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京不满一个月，我于5月25日（农历四月十七日）清晨约6时，在中央医院生下次子宇立。我每个孩子都是亲自哺乳十个月，并以奶粉补充母乳的不足。婴儿到十个月大，就可以喂麦片、稀饭、细面等容易消化的食物了。不久，我们一家四口，还有四弟复善，由桂毓家迁到在南京鼓楼区租赁的一栋中式平房，与哈尔滨工大毕业的徐培尧夫妇合住。我们两家分住左右两侧，正房两间做卧室和客厅，我们住左侧，中间堂屋做两家共用的饭厅。徐家人口少，没有子女，需要的房间不多。我们在后边多用两间小房，一给复善弟住，另一间供女佣住，厨房则在后院。我们搬迁前，选购了一些必需的简单家具，为次子买的一张精致的婴儿床，是唯一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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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一到南京就去立法院开会，我满月后也开始到中央社上班，中午回家喂奶，下午再去上班。博比已四岁，送进鼓楼幼稚园，次子在家中由女佣照顾。复善弟就读高中的手续已办妥，每天上学。经过桂籍和我的努力，总算在南京把家安顿好了，生活基本恢复了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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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沈阳还在国军掌握中，东北至华北交通也畅通的时候，经我事先安排，我的三个弟弟和他们的家人及时离开沈阳。二弟复钧、培懿带着女儿秀梅先到北平，暂时住在我们的友人谢之熙黄静夫妇家中。最后他们决定留在北方，不到南京来投靠我们，原因是家中有老小（继母王氏及他们长子俊杰），他们离不开。三弟复合返回老家掖县朱由村探视妻女，后来到南京找我们。可惜的是，大家历尽艰危，才从沈阳来到这里，也只住了不到一年，就再次走上逃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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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中国，战事日急，共产党军队节节逼近，南京到处可见逃难人潮，火车站、机场、码头更是一片拥挤。能搭上交通工具逃到台湾的，实在少之又少。大弟复成一家六口在我的催促下，离开沈阳，先到天津，住在丁志伦的小叔刘仲和家中，再乘船到上海，搭乘京沪铁路的火车到南京。战乱中拖家拉口，费时、费力、费钱，艰辛一言难尽，完全靠毅力和决心，最后都平安抵达南京，和我们会合。我马上把他们送到我事先租定的一栋平房中。这地方离我在鼓楼的住处不远，是一个当地住民的社区，有水电供应，有小学和商店，环境幽静，玄武湖就在近旁，岸边垂柳随风飘动，景色宜人。习真兄弟们很快就到玄武湖小学上课了，习真就读三年级，习宽和习远读一年级。不久，复成弟经我们在军方的朋友介绍，到海军总部工作，每月领取配给眷属的军粮及油、盐，解决了一大家人“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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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幸运的是，当局决定撤退到台湾的时候，自南京有计划地疏散，最先乘军舰离开南京的是海军眷属。复成太太带着四个孩子及姨老爷吴殿芳，最早到了台湾，被安排住在凤山大寮乡，以后又迁到高雄左营海军自治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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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殿芳是我父亲的姨父，姨母早逝。从前，他们夫妇在我母亲过世后，替我父亲养育才几个月大的复成弟，他们到了老年，生活由父亲负责照顾。复成弟一家离开哈尔滨到沈阳后，姨老爷也决定离开哈尔滨。他先来沈阳找我们，当时我们都已离开。他辗转找到南京，除简单的行李外，他手中拿着我高中时的一张照片和一个刻我名字的木质图章，居然找到了我，那年他已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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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到，我们到南京不到十个月，全国局势大变，内战的形势逆转。1948年冬，共产党军队发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国军实力快速缩减。林彪所率70万大军占领东北以后，迅速转入关内，天津、北平两地同被围困，到1949年元月，整个华北变色。徐蚌会战中，国军弹尽援绝，被迫退出。四面楚歌的蒋介石“总统”于1949年1月21日发布引退文告，离开南京回到奉化溪口故里。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和中共进行和谈。全国的经济一团糟，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法》，发行金圆券，规定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法定货币）三百万元，每四元折合美金一元。同时停止发行法币，并限期收兑民间持有的法币及金银外币。以上海为全国金融中心，派蒋经国为经济督导员监督执行。由于战局日渐恶化，工商界对政府前途信心动摇，各地发生抢购风潮，社会人心大受影响，整个局面不堪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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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南京更是人心惶惶。行政院迁至广州办公后，政府各机关也纷纷迁移和疏散。我们的朋友们都携家带眷逃离，到上海租界或其他地方去了。在兵荒马乱之际，谁也顾不了谁，自己能保命就好。好友罗协邦于1948年底在南京中央医院生下次子易正寰，产后第三天就躺在担架上，被送上军用飞机，到陌生的台湾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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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留在南京，等候立法院的安排。一直到1949年2月，才忍痛抛弃精心布置却住不到九个月的家，手牵着博比，怀抱老二，手提着盛婴儿用品的轻便行李袋，从成千上万难民的缝隙中钻过去，挤上开往上海的火车。车厢顶部也爬满了逃难的人，凄惨景象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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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上海，我们倒不大像一般的逃难者，住在万航渡路一栋舒适的三层楼房中，家具、厨房用具齐备，还有两个佣人（母女），这是桂云和伯威的家。胡伯威不久前由所供职的银行调派到香港工作，他们的家就留给我们住。桂云不但和桂籍、桂毓手足情深，待我也如姊妹，她一生都这样关怀照顾我们。她的两个儿子——胡千里和胡又佳，自幼至今称呼我“亲姨”。我的三个孩子——宇同、宇立、宇昭对“姑姑糖”也一直念念不忘。我们到上海时，桂毓已申请到医学奖金，过了不久就到英国深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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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徐蚌会战之后，“总统”蒋介石就开始部署撤离大陆。政府所属五院及部会首长、工作人员、眷属，都经海、空两路到了台湾。我们一家就是乘坐立法院包机，在抵达上海三个月后，于5月中旬由上海直飞到台北的。每家限带15公斤行李。桂籍还为四弟复善、玉彬的丈夫郭棣棠和桂籍在东北时的同事李乃扬三人，申请到立法院包船的舱位，这种机会在当时实在太不容易了。此前，玉彬经易国瑞介绍，在空军服务，最先到台湾视察。初到台湾时，被日本统治了50年的台湾重归祖国不久，它长久遭受日本军阀的苛政压制、剥削，民不聊生，生活条件极差，各方面都十分落后。玉彬因此决定离台返沪。就在郭棣棠行将前往台湾之际，玉彬由台湾打来电报，说她“即返沪”，郭因此放弃了机会，二人从此留在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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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谁都以为到台湾是“暂避”，不久就可重返家园。当时桂籍的一些会俄语、思想左倾的朋友，也极力劝我们留下来。而就我们而论，去台湾的意愿并不太强烈，只是出于本能的惰性，一味依赖立法院，加上对地处热带的宝岛充满好奇心，我更是天真，只是向往台湾的香蕉、菠萝和海水、阳光。更有诱惑力的是我们的好朋友杜桐荪一家、易国瑞夫妇和孩子们、丁志伦、孙运璿都已到了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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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们的台湾行差点泡了汤。五月，处处桃红柳绿，鸟语花香，我们决定去游一趟闻名已久的杭州。把次子留在上海，请佣人照顾，我们带着长子博比到了杭州。西湖名胜一览无遗，流连忘返，直到桂籍遇一熟人，他告诉我们，立法院已开始运送留沪立委到台湾，且因战事逼近，京、沪告急，杭州到上海的火车下午即将停开。我们马上冲到火车站，挤上火车，返回上海，一打听，我们已误了规定的行期。第二天清晨我们赶到机场，试探能不能破例让我们搭乘后离的立法院包机，这是最后机会了。很幸运，我们全家得以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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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虽然已将重要档案及眷属迁往台湾，但是院会在广州召开，所以桂籍和其他立法委员随后又有机会，都由台湾飞到广州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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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接收，年轻长春市长夫人（1945—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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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抱博比与我（左三左四），中立者是丁志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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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南京，宇立不及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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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桂籍、桂云（前排左二左三）探望时任中央电检处长杜桐荪威莉夫妇（前排右一右四），我在前排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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