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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秋天初到沈阳市，一家三口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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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玩沈阳市区广场，此时博比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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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冬天在长春，此时我已怀宇立数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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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170612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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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第四辑 宝岛年华（194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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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170612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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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初履斯土，物资匮乏，风雨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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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直飞台湾台北，航程不过一个多小时，但心理上觉得十分遥远和陌生，心情也紧张不安。唯一感到安慰的，是大家都认为这次是“避难”，而不是“逃难”，用不了多时，我们就可以返回家乡。机舱里坐满了面带忧虑、沉默不语的立法院同仁和他们的眷属。桂籍抱着博比，我怀拥次子。按照规定，每人只准带15公斤的行李。我们临行前匆忙塞进衣箱的，是一些婴儿用品。经连年战乱，过惯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我们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一只一两重的金手镯，是我离开长春时，用中央社长春分社发给我的几个月薪水购买，作为纪念的。手镯上特意刻上了年、月、日和长春字样。现在，这只手镯我送给了次子宇立作纪念，那时我怀他已有五六个月了。还有一块一两重的金块，这就是我们到台湾时的全部家当了。那金块我们后来送给杨庆和张西箴，作为他们结婚的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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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缓慢地降落在台湾全岛唯一的台北松山机场，这是1949年5月初。地处亚热带的台湾天气闷热，走出机场，只见远处的林木青翠，几棵瘦高的椰子树和棕榈树随风摇曳，水田绵延，水牛漫步其中，长腿白鸬鹚相伴相随，这等景色在大陆从未见过。进了市区，市面萧条，偶尔有几辆老式人力车驶过身旁，车身高窄，轮子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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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及同机来的同仁，被立法院负责接待的人员接到市区重庆南路，给安置在一座临街旧式楼房的二、三楼。这楼房的底层是商店，招牌上有“华侨肥皂”等字样。空旷的二、三楼，则用木板分隔为一间间小房，给每家分一间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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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隔壁，和我们一样有两个儿子，十岁左右。孩子的母亲王隽英也是立法委员。多年后王隽英的长子丁肇中，成为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携家带眷住在这里，实在太不方便了。没有多久，我们就迁到丁志伦处。她比我们先到台湾，任职台湾粮食局，带着三个孩子住在杭州南路和中正路（后来改名为忠孝东路）口的公家临时宿舍。这是一座木造大仓库，她一家住在仓库屋顶下，院子里一道窄窄的木楼梯直通到住处。仓库顶空间很大，四周堆着木料和杂物。屋顶中央呈半圆形，也很高，向四周倾斜下来。丁志伦在离墙壁和楼梯口不远处，用木板作间隔，放上竹床和竹椅凳，木墙上挖开的洞当窗户，光线还好。丁志伦让我们学她的样，在离她的隔间不远处，也用木板围起一个地方当住所。中央社台北分社主任叶明勋送来木桌和四把木椅，我们自己买了竹床。志伦原来就请了一位“欧巴桑”，白天帮她做饭和照顾孩子。我们就搭伙一起吃饭，共同负担伙食费和其他开销。每天一大早，欧巴桑就由家中过来，先在院中生煤球炉子，烧开水，煮稀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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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四弟复善也乘立法院的包船，从上海到了基隆港口。我们把他接来以后，他也在仓库屋顶一角用木板搭了床，和我们住在一起。他随船带来了较笨重的实用物件——一个纸箱盛着我从沈阳地摊淘来的数十件日本瓷器。到现在，我们在台北的家还保存十多件。另外一箱装着手摇式大喇叭留声机和不少俄语音乐唱片。还带来一台体积不大、但很重的德国西门子电风扇，是二弟复钧在沈阳买来送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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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台湾，风雨飘摇，人口只有六百万，生产仍处于停顿状态。从大陆撤退的军民大量涌来，到处充满战乱避难的景象，物资匮乏，市面冷冷清清，连最基本的日用品如牙膏、牙刷、洗面皂等也难买到，只好用盐代替牙膏。次子喝的奶粉，也全是玉彬托人从上海带来的美国军用五磅装。物质生活的窘迫，对来“避难”的我们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心理上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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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抵台之前两年（1947年），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这是严重的历史悲剧。我们到达之后，事件所造成的伤痛和阴影尚未平复愈合，居民对外省人并不欢迎，彼此很少来往，更不可能交友或通婚。明显的例子，如外省籍主妇必到外省人开的商店或摊档购物，对本地人的菜摊则不屑一顾。外省籍的子女多送到外省籍老师多的学校或班级，像台北女师附属小学、私立复兴、再兴、静心小学或幼稚园。服装方面，外省来的男女，穿西装、旗袍、丝袜、皮鞋；而本地人因要适应炎热的气候，穿着随便，短裤、背心，或放在裤子外面的敞领“香港衫”，赤脚穿木屐或拖鞋。居住方面，本地人多半住日式木造平房，纸窗竹户，屋内全铺“榻榻米”，浴厨也非常简陋。一进屋门就要脱鞋子或木屐，赤脚进入榻榻米房间。初来的我们对这项习俗难以习惯，盘腿坐在榻榻米上进餐更难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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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们抵达台湾的同一个月，当局正式宣布戒严，严厉的“戒严法”触目惊心，“扰乱治安者处死”“禁止非法集会、游行、请愿、罢课”“管制新闻、杂志、图书”。新台币兑换旧台币，比率为四万对一，物价涨了七千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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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仓库屋顶住了几个月后，仓库要改建，要丁志伦限期搬出。在孙运璿的协助下，我们和四弟复善迁居浦城街，借住在孙运璿的杨姓舅父一幢日式住宅中一个榻榻米房间。环境的杂乱拥挤，不难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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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桂毓的太太曾矩突然来找我们，她是搭乘空军大队长杨荣志驾驶的飞机，由大陆飞到新竹的空军基地再转来台北的，为的是找桂籍（当时桂毓已在英国深造）协助办理赴英国的手续。她和我们相聚数日后，就到广州去了，不久办妥手续去了英国和桂毓相聚。在兵荒马乱之际，她有办法来台湾再顺利出国，实在叫人钦佩不已。只是，他们于1951年学成归国时，途径香港，虽然桂云和桂籍再三坚持他们留下，在香港或台湾找工作，但他们执意回大陆去，可能因曾矩的父母兄姐皆在大陆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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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浦城街住不了多久，这条街道要改道，住处要拆迁。幸好桂籍的好友杜桐荪在杭州南路近齐东街的小巷，买下一幢20多坪大的日式房子。把我们一家四口，加上复善以及一个女佣，接到他家暂住。杜先生一家四口，还有杜先生的同事鲍姓一家也住在里面，晚上十多人挤在榻榻米上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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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我们这些跟随当局迁台的人，逐渐认识到，这次离乡背井，不是暂时、短期，我们不能再居无定所了。开始计划租屋居住。杜先生的同事钟先生一家三口也在找房子，他一位未婚的张姓朋友有一幢含三房、厨、厕及后院的日式小房子要出让，条件是他自己要保留一间，以备将来结婚用，这正适合我们的经济条件。于是我们三家合租这幢坐落杭州南路101巷10号的房子。我家住前面的一间，这一间有窗子朝向巷子，过道有窄楼梯通往上面一间小阁楼，正好给复善弟住；中间空着的一间，是给原房主保留的；后边有小院的一间，由钟姓夫妇及他们十余岁的女儿住。厨、厕共用。三个房间都铺着榻榻米，用纸门作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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