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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元济没能抄印敦煌典籍,但他却是第一个在海外寻访被劫典籍的中国人。寻访几近湮灭的古籍成为他毕生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寻书、藏书、编书、出书,他把这看做为这个灾难频仍的民族续命的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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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熔经铸史斋五十多橱的图书入藏,涵芬楼成立。涵芬楼是张元济专为储藏古籍所建的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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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元济整理影印的各种古籍丛书中,最费心费力的当属《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这两部大书在文化方面的影响也最大,至今仍是海内外古籍工作者常备的基本文献。尤其是《四部丛刊》,从1915年开始酝酿,到1922年初编出版,费时7年,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没有先例的浩大工程。《四部丛刊》前后印了初编、续编、三编,近500部书,汇集了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从定书目、选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预估、印刷纸张,张元济都亲力亲为。而其中最难的就是对版本的搜集挑选,为此张元济几乎访遍了当时中国有名的藏书家。这段经历,张元济称之为:“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他还提倡印古书用国产纸,《四部丛刊》初编用纸分为手工连史纸和手工毛边纸两种,张元济估计上海这两种纸不够用,还几次派人到福建和江西去采购。当时手工造纸本已销路困难,如此一来获得了转机,纸价竟然上涨了。当时有人说:“《三都赋》成,洛阳纸贵;《四部丛刊》出版,闽赣纸价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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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部丛刊》出版之前,中国最著名的古籍丛书是《四库全书》,但作为诞生于乾隆朝,以全国之力而成的大书,无论选目还是抄写质量,都颇受后来学者的诟病。而以张元济一人之力编成的《四部丛刊》,无论在选目的精当,还是在校勘和影印的质量方面,均远远超过《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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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张元济为《四部丛刊》专程赴日访书。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饱览了东京、京都等地图书馆的汉籍收藏,每天不停地阅选古书。虽然那时他已是年逾六旬的花甲老人,但他每天都要做笔记直到深夜。每到一处,都商借拍摄,然后带回上海影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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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一个读书人要想看到那么多的宋元明善本,也只能去看张元济的《四部丛刊》。这套书不但编得好,而且卖得也好,初编销售就达到一百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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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张元济的爱书藏书,是有家族渊源的。他的祖上就有藏书阁“涉园”,张元济中年以后,恢复了“涉园”。对于公家的涵芬楼和私人的涉园,张元济公私分明,分得很清楚。他在购入徐友兰的藏书时,发现其中一部《宋诗钞初集》,曾经为其先祖所收藏,上面还有他先祖的批注。作为后人,张元济当然想把这部书收回,但因为徐友兰的熔经铸史斋藏书是为商务印书馆所购,张元济便将此事放在心中,按下不表。多年以后,他偶然逛书肆的时候发现另一部同样的《宋诗钞初集》,当即买下,并向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商议将祖上所藏那本换回。这件事公开后,成为藏书界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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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搜集古书的过程中,也有不少憾事。1906年,江南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的后人打算出售陆氏皕宋楼藏书,这些藏书大多是极其珍贵的宋版书。宋版书流传到民国时已经非常稀少了,大约全世界流传的宋本全部加起来,包括残本,也就两千多部,而当时皕宋楼就有两百部宋本,十分珍贵。消息传出,日本人多次登门,希望收购。张元济闻讯,立刻前往,希望将这批国宝留住。当时全部资金不过40万元的商务“慨然许以八万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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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国宝还是被日本人买走了。当藏书运抵日本时,日本的汉学家喜出望外,称此为日本的一大胜利。张元济则是终身以此为耻,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今悔之无及,每每追思,为之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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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求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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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到1920年间,张元济忙于图书的出版经营和管理工作,可谓心无旁骛。然而,他所服务的图书作者都是思想文化界人士,他们的思想正处于一个活跃期,商务印书馆在这个大背景下,求变还是墨守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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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让张元济陷入思考。虽然张元济不能算革命派或激进派,但也并不守旧。从他之前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就可以知道,他仍然希望通过维新的手段促进国家的发展。只是,他更倾向于以一种温和的、改良的方式推动国家进步,而不是进行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但在民国初年,这样的想法不合时宜,人们对于革命更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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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6月,为了京馆购地、津馆营业等事情,张元济从上海来到北京。这次在京,张元济除了中途短暂回了一次上海,足足停留了两个月。他会见了诸多的新老朋友,包括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沈钧儒、沈尹默、王宠惠、孙宝琦、章士钊、严复等,这其中既有新派人物,也有多位在北洋政府当过大官的守旧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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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张元济听取了陈独秀、胡适等人关于商务教科书改定的意见,同时表示愿意出版通俗教育类的书籍。不久后,商务就推出了《北京大学丛书》。张元济还接受沈尹默关于教科书改白话文的建议,从1919年起出版《新体国语教科书》,这是国内第一本白话文教科书。可见张元济并不属于故步自封的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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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因为是旧文人,张元济对古籍的兴趣从来没有减弱。他在北京和老派学者辜鸿铭还有接触,虽然知道辜是个争议性人物,但因为其学问,张元济仍然打算出版他的文集。可以说在张元济这里,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新派老派都可以接受,只要对社会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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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爆发,给整个中国带来极大震动。张元济在这场运动中的反应很快,他和馆内的老朋友高梦旦商量后,决定对商务印书馆的多个刊物进行改组,起用新主编。商务当时颇有名气的刊物有《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这几个杂志全部让有新潮思想的人来主持。其中《小说月报》的影响最广最大,张元济、高梦旦与郑振铎商量后,选定沈雁冰(茅盾)改组《小说月报》。茅盾日后回忆说:“后来我才知道,张菊生(张元济)和高梦旦十一月初旬到过北京,就和郑振铎他们见过面,郑要求商务出版一个文学杂志,而由他们主编(如《学艺杂志》),张、高不愿出版新杂志,但表示可以改组《小说月报》,于是郑等就转而主张先成立一个文学会,然后再办刊物。张、高回上海后即选定我改组《小说月报》。”这本杂志改版后,很受读者欢迎,销量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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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张元济努力跟上形势,但无论如何,他不是个爱显露锋芒的人。1920年年初,商务印书馆就遭到孙中山的抨击。当时《孙文学说》的书稿送到商务,却遭到退稿,孙中山十分气愤,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说商务不但在行业内把持垄断地位,而且所出的书籍都带有保皇党的气味,对于新思想的著作都不愿意出版。后来张元济解释说:“当时不肯承印,实因官吏专制太甚,商人不敢与抗,并非反对孙君。”后来,《孙文学说》及《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都由一家新出版社——亚东图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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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和总经理高凤池在工作上有一些分歧,1920年,张元济辞去商务经理的职务,改任商务监理,不负责具体事务。后来,王云五进入商务印书馆,在白话文图书出版方面作了很多贡献,而做了监理的张元济,则把更多精力投入他所钟爱的古籍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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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以一家民营出版企业的力量来做古籍善本收藏和出版的工作,难度是非常大的。在张元济锲而不舍的努力下,涵芬楼藏书日渐丰富,出版工作也日见成效。在藏书、出书的过程中,不能不提到傅增湘对张元济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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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增湘,字沅叔,晚号藏园居士,和张元济一样,他也是清末的翰林。民国建立后,傅增湘热衷于古籍的收藏,因为藏有两本珍贵的《资治通鉴》,他把自己的藏书处称为“双鉴楼”。傅增湘历经多年收了很多善本,以至于王国维说:“此间无书,有则必为沅叔所得,虽书肆不能与之争。”张元济为涵芬楼挑书买书,为出版《四部丛刊》等书选目、校勘时,都得到傅增湘的鼎力支持。两个人一谈起挑书、买书的事情,经常通宵达旦都不觉得累,真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两人多年的通信就有三十多万字,里面都是谈看到什么书、什么价、怎么买,或者书怎么印、怎么出版等,别无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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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藏书方便,同时也为了方便普通百姓阅读更多的书,张元济在开办了涵芬楼之外,又开始创办东方图书馆。原有的涵芬楼是古籍版本库,而东方图书馆定位为公共图书馆。1921年已经做监理的张元济经董事会同意,用公益基金筹办东方图书馆,开始拨款四万元,后几年又陆续有一些拨款。东方图书馆于1926年5月开始接待读者。东方图书馆和涵芬楼的对外开放,体现了张元济教育惠民的思想。当时很多爱读书的普通人来到东方图书馆就会有由衷的幸福感,写下很多笔记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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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张元济即将迈入花甲之年,如果说他多年来编辑印制的《四部丛刊》等古籍为他带来了很高的声望,那么他还有一个愿望:影印《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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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0年时,张元济就动过影印《四库全书》的念头,因为当时法国要退还庚子赔款,这笔款可以作为影印的费用。北洋政府提议按照原书大小影印,并交给商务印书馆做。张元济为此到北京和朱启钤、叶恭绰商议,但后来因为政府要求太高,带来耗资巨、用时长等问题,最后只能暂时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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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张元济再次考虑影印《四库全书》,他和前清内务府协商后,获准借文渊阁本运往上海。这次的计划不同于四年前,不是同比大小影印,而是将版式缩小影印,所以成本、工时都可以节省不少,但即便如此,也得要五年才可以完成。商务印书馆就这件事和北洋政府的多个部门商谈备案,就要达成协议时,不料当时的总统府秘书厅发公函,严禁《四库全书》出京。张元济请老熟人孙宝琦帮忙,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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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间,张元济一直没有放弃影印《四库全书》的想法,但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没有成功,1933年至1935年,商务印书馆用文渊阁本辑印了《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只可惜后来抗战爆发,后续工作也没能接着开展下去。这对张元济来说,是个长存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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