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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频频发生，斗争甚为激烈。“五卅运动”后，商务印书馆也成立了工会，随即在1925年8月，工人领袖就领导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运动。罢工运动的诉求是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和优待女工等。平心而论，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各方面工作待遇还算可以，但工人罢工风起云涌，张元济等人也无可奈何。罢工时间在开学前夕，影响了教科书的印刷和出版，令商务馆的各位领导非常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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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次谈判，劳资双方都有所让步，但在一些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张元济一向为人宽厚，主张和平解决问题，而另一位经理王显华则态度强硬，竟然调动驻厂军警，打伤了好多人，并且将一部分工人逮捕，以至于事情闹大。无奈之下，张元济请来已故创始人夏瑞芳的儿子，才算将事态渐渐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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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罢工工人对张元济是较为拥护的，但经此刺激，已经年近六十的张元济深感疲惫，遂萌生去意。1926年，张元济在上海的《申报》、《新闻报》上同时刊登《海盐张元济启事》，说自己年老体衰，已向商务馆董事会提请辞去监事的职务。各界人士以后有关于商务馆的事情要问询，也请大家联系商务馆的总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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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张元济在业内难以取代的地位，商务印书馆自然不希望他辞职，所以诚意挽留，甚至夏瑞芳的夫人都出面挽留，文化界名流也纷纷出面，胡适特意从北京来信希望他多干几年再辞职。但张元济这次下定了决心，声称“断无出尔反尔及名去实回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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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21日，张的辞呈被董事会接受。不久后，德高望重的他又被推选为董事会主席。主席是做了，但在薪酬方面张元济却坚决不要优待。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张元济从来只看重中国文化的留存，对功名利禄一直看得很淡。如果他追求升官发财的生活，当年也决计不会进入商务印书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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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古籍退而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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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张元济除了每月主持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会议外，倒也比较自由，和傅增湘等朋友讨论古籍收藏、听听昆曲，生活有了暂时的安逸。1927年年初，他被东吴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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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中华大地上风云激荡。从大势上看，北伐战争进入高潮，各方势力的角力更为激烈；从具体事件上看，康有为在青岛病逝，一代维新派首领就此谢幕。这些都给张元济很大的触动，他忧心忡忡，感时伤世，在给友人的信函中，时常流露出悲观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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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越不好，还越有劫难。当年10月17日夜，张元济竟然被一伙歹徒绑架了。这伙人闯入张元济的寓所，当着张元济家人的面，直接将他绑走。绑匪之前盯了他好长时间，认为商务印书馆的老板一定有钱，加上听说张元济嫁女儿的嫁妆就值30万元，更认为他们绑了张元济如同钓着了一条大鱼。这些绑匪哪里知道，商务印书馆并不是张元济的私产，他的收入只是薪水加股息、分红。虽然也不少，却毕竟不是大股东，所以不能说是资本家。张元济知道绑匪误解了他之后，非常镇定，让他们再去调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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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匪们可不管，张嘴就要30万元，后来又减到20万元。即便如此，张元济也拿不出来。不过，他并不慌张，而是很有耐心，对绑匪说话充满了诚意。绑匪也没有伤害这个六旬老人，只是把他关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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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考虑，张元济给好友高梦旦写了封信，信中说：“以弟资格，竟充票友，可异之至。此间相待颇优，请转告家人放心。惟须严守秘密。票价二十万，殊出意外。以弟所有家产，住房地契，非弟签字，不能抵款。商务股票兄所深知，际此时局，售固不能，押亦不易。但弟既到此间，不能不竭力设法。请兄为我帮忙，并转告内子向亲友借贷，愈速愈妙。再此事切不可宣扬于外，如已报捕房，即速设法销案，告知系由自己商妥了结。”在信的末尾，张元济还很有雅兴地写了两首七言绝句。后面几天里，他又陆陆续续写出几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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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梦旦收到信后，自然要给张家人看。张家人更是着急，不知道怎么才能筹到钱。那段时间上海接连发生知名人物被绑架的事件，社会极不稳定，巡捕房接了报案也无计可施。所以张元济信中说“如果报案请销案，由自己商妥了结”反而是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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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匪这个时候经过打听，知道张元济还真不能算是大老板，对他说：“实出误会，惟事已如此，总望补助……”既然都已经绑架了，自然不愿意轻易放掉人质。绑匪约了张家人在一家宾馆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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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派出的代表是张元济的侄子张树源。绑匪头目一个姓叶，一个姓李，问张家要15万元，虽然这价格比最初的30万元已经减了一半，但张家仍拿不出来。过了两日，绑匪送来张元济的信，说赎金减到两万元了，可是张家仍十分为难。张树源把东拼西凑来的5000元送到劫匪处，却并没有过关。次日，张树源写了一封信让绑匪转交张元济，信中所言既可见张元济这个商务印书馆掌门人家里实在是没太多钱，也可见整个筹钱营救过程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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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叔钧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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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由叶君转来二十一日手谕，欣悉颇蒙优待，而叶君与部中（对绑匪组织的称呼——注）均能帮忙谅解，婶母等闻之，尤为感谢。自叔离家，已近一星期。百方罗掘，典当、借贷，勉强仅得五千元。所示两万元之数，万难设法。公司预借利息，亦不易设法。公司开办三十年，向无预支利息之事，例外要求非得董事通过不能支借。今年公司生意远不如前，明年是否发息亦一问题。纵使董事会为此事开会，亦难决其必可通过。吾叔前以意见不合辞职，则此时不能希望各董事均能帮忙。徒使多数人知之，彼此均极不利。高老伯（高梦旦）方面已向伊恳求。彼一寒士，何能立措多金。此事情形紧急，吾叔久居在外，不能安宁，且有病在身，婶母等万分焦急，无如走投无路，以致延搁如此之久。自昨日与叶、李两君一度接洽之后，知五千元尚不足以酬诸位之盛意，故又四出设法。但征之前数日之成绩所得仅五千元，假使复有成就，为数必极有限。惟有仍恳部中诸位，格外原谅，俟侄与叶君晤面，当再泣求其代为疏通。婶母等深望起居慎重。所需夹马褂及票洋陆拾元亦已面交叶君带呈。专此敬禀，并叩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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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源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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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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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了信，张树源接着又去找钱，大家典当的典当，借贷的借贷，总算又凑了5000元，绑匪看这回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了，在10月23日晚上将张元济送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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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对绑架的事能够泰然处之，精神上没有受太大的影响。日后，他在给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信里谈到绑匪时说：“若辈……如有生路，谁肯为此？呜呼！谁实为之而令其至于此哉！人言此是绿林客，我当饥民一例看，未知我兄闻之又作何感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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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此一难后，张元济立即投入了一件大工程，就是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前面说过，这套书和《四部丛刊》是张元济整理影印的两个代表作。二十四史是从三皇五帝讲起的中国几千年完整的历史，因为流传的版本众多，对张元济的整合工作要求很高，犹如织补僧人的“百衲衣”。而这样浩大的工程，全凭着张元济上下张罗，其中的烦琐和艰苦，非常人所能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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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总结前人校书经验，以“书贵初刻”作为选择底本的指导思想，千方百计地搜访一流善本，但又不拘泥于宋元版本，而是反复对勘，挑选最好的。遇到脱简残编或短篇缺页，总是想方设法配补齐全。一旦发现更早更好的本子，便不惜代价进行抽换。所以《百衲本二十四史》选用的版本，都是最早最好的本子，而且多数是精心选取几个不同版本配补而成的。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王绍曾先生评价：“是宋元以来全史善本的一次大集结，是宋元以后全史最佳的汇印本。搜罗旧本之广，影印之精，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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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难得的是，在《百衲本二十四史》的辑录过程中，张元济创立了古籍整理的一整套学术规范。比如他在前人校书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校勘方式，从各种各样的纷杂版本中，提纲挈领，找出版本源头，正确判定版本价值，作为选择底本的依据；将校勘与考证相结合，精心考订，择善而从。这些准则至今仍被古籍校勘界奉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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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看过这套书，评价道：“此书之出，嘉惠学史者真不可计量！惟先生的校勘，功劳最勤，功用最大，千万不可不早日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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