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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爆发，给整个中国带来极大震动。张元济在这场运动中的反应很快，他和馆内的老朋友高梦旦商量后，决定对商务印书馆的多个刊物进行改组，起用新主编。商务当时颇有名气的刊物有《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这几个杂志全部让有新潮思想的人来主持。其中《小说月报》的影响最广最大，张元济、高梦旦与郑振铎商量后，选定沈雁冰（茅盾）改组《小说月报》。茅盾日后回忆说：“后来我才知道，张菊生（张元济）和高梦旦十一月初旬到过北京，就和郑振铎他们见过面，郑要求商务出版一个文学杂志，而由他们主编（如《学艺杂志》），张、高不愿出版新杂志，但表示可以改组《小说月报》，于是郑等就转而主张先成立一个文学会，然后再办刊物。张、高回上海后即选定我改组《小说月报》。”这本杂志改版后，很受读者欢迎，销量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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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张元济努力跟上形势，但无论如何，他不是个爱显露锋芒的人。1920年年初，商务印书馆就遭到孙中山的抨击。当时《孙文学说》的书稿送到商务，却遭到退稿，孙中山十分气愤，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说商务不但在行业内把持垄断地位，而且所出的书籍都带有保皇党的气味，对于新思想的著作都不愿意出版。后来张元济解释说：“当时不肯承印，实因官吏专制太甚，商人不敢与抗，并非反对孙君。”后来，《孙文学说》及《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都由一家新出版社——亚东图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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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和总经理高凤池在工作上有一些分歧，1920年，张元济辞去商务经理的职务，改任商务监理，不负责具体事务。后来，王云五进入商务印书馆，在白话文图书出版方面作了很多贡献，而做了监理的张元济，则把更多精力投入他所钟爱的古籍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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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以一家民营出版企业的力量来做古籍善本收藏和出版的工作，难度是非常大的。在张元济锲而不舍的努力下，涵芬楼藏书日渐丰富，出版工作也日见成效。在藏书、出书的过程中，不能不提到傅增湘对张元济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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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增湘，字沅叔，晚号藏园居士，和张元济一样，他也是清末的翰林。民国建立后，傅增湘热衷于古籍的收藏，因为藏有两本珍贵的《资治通鉴》，他把自己的藏书处称为“双鉴楼”。傅增湘历经多年收了很多善本，以至于王国维说：“此间无书，有则必为沅叔所得，虽书肆不能与之争。”张元济为涵芬楼挑书买书，为出版《四部丛刊》等书选目、校勘时，都得到傅增湘的鼎力支持。两个人一谈起挑书、买书的事情，经常通宵达旦都不觉得累，真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两人多年的通信就有三十多万字，里面都是谈看到什么书、什么价、怎么买，或者书怎么印、怎么出版等，别无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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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藏书方便，同时也为了方便普通百姓阅读更多的书，张元济在开办了涵芬楼之外，又开始创办东方图书馆。原有的涵芬楼是古籍版本库，而东方图书馆定位为公共图书馆。1921年已经做监理的张元济经董事会同意，用公益基金筹办东方图书馆，开始拨款四万元，后几年又陆续有一些拨款。东方图书馆于1926年5月开始接待读者。东方图书馆和涵芬楼的对外开放，体现了张元济教育惠民的思想。当时很多爱读书的普通人来到东方图书馆就会有由衷的幸福感，写下很多笔记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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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张元济即将迈入花甲之年，如果说他多年来编辑印制的《四部丛刊》等古籍为他带来了很高的声望，那么他还有一个愿望：影印《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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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0年时，张元济就动过影印《四库全书》的念头，因为当时法国要退还庚子赔款，这笔款可以作为影印的费用。北洋政府提议按照原书大小影印，并交给商务印书馆做。张元济为此到北京和朱启钤、叶恭绰商议，但后来因为政府要求太高，带来耗资巨、用时长等问题，最后只能暂时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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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张元济再次考虑影印《四库全书》，他和前清内务府协商后，获准借文渊阁本运往上海。这次的计划不同于四年前，不是同比大小影印，而是将版式缩小影印，所以成本、工时都可以节省不少，但即便如此，也得要五年才可以完成。商务印书馆就这件事和北洋政府的多个部门商谈备案，就要达成协议时，不料当时的总统府秘书厅发公函，严禁《四库全书》出京。张元济请老熟人孙宝琦帮忙，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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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间，张元济一直没有放弃影印《四库全书》的想法，但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没有成功，1933年至1935年，商务印书馆用文渊阁本辑印了《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只可惜后来抗战爆发，后续工作也没能接着开展下去。这对张元济来说，是个长存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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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频频发生，斗争甚为激烈。“五卅运动”后，商务印书馆也成立了工会，随即在1925年8月，工人领袖就领导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运动。罢工运动的诉求是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和优待女工等。平心而论，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各方面工作待遇还算可以，但工人罢工风起云涌，张元济等人也无可奈何。罢工时间在开学前夕，影响了教科书的印刷和出版，令商务馆的各位领导非常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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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次谈判，劳资双方都有所让步，但在一些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张元济一向为人宽厚，主张和平解决问题，而另一位经理王显华则态度强硬，竟然调动驻厂军警，打伤了好多人，并且将一部分工人逮捕，以至于事情闹大。无奈之下，张元济请来已故创始人夏瑞芳的儿子，才算将事态渐渐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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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罢工工人对张元济是较为拥护的，但经此刺激，已经年近六十的张元济深感疲惫，遂萌生去意。1926年，张元济在上海的《申报》、《新闻报》上同时刊登《海盐张元济启事》，说自己年老体衰，已向商务馆董事会提请辞去监事的职务。各界人士以后有关于商务馆的事情要问询，也请大家联系商务馆的总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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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张元济在业内难以取代的地位，商务印书馆自然不希望他辞职，所以诚意挽留，甚至夏瑞芳的夫人都出面挽留，文化界名流也纷纷出面，胡适特意从北京来信希望他多干几年再辞职。但张元济这次下定了决心，声称“断无出尔反尔及名去实回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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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21日，张的辞呈被董事会接受。不久后，德高望重的他又被推选为董事会主席。主席是做了，但在薪酬方面张元济却坚决不要优待。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张元济从来只看重中国文化的留存，对功名利禄一直看得很淡。如果他追求升官发财的生活，当年也决计不会进入商务印书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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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古籍退而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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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张元济除了每月主持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会议外，倒也比较自由，和傅增湘等朋友讨论古籍收藏、听听昆曲，生活有了暂时的安逸。1927年年初，他被东吴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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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中华大地上风云激荡。从大势上看，北伐战争进入高潮，各方势力的角力更为激烈；从具体事件上看，康有为在青岛病逝，一代维新派首领就此谢幕。这些都给张元济很大的触动，他忧心忡忡，感时伤世，在给友人的信函中，时常流露出悲观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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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越不好，还越有劫难。当年10月17日夜，张元济竟然被一伙歹徒绑架了。这伙人闯入张元济的寓所，当着张元济家人的面，直接将他绑走。绑匪之前盯了他好长时间，认为商务印书馆的老板一定有钱，加上听说张元济嫁女儿的嫁妆就值30万元，更认为他们绑了张元济如同钓着了一条大鱼。这些绑匪哪里知道，商务印书馆并不是张元济的私产，他的收入只是薪水加股息、分红。虽然也不少，却毕竟不是大股东，所以不能说是资本家。张元济知道绑匪误解了他之后，非常镇定，让他们再去调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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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匪们可不管，张嘴就要30万元，后来又减到20万元。即便如此，张元济也拿不出来。不过，他并不慌张，而是很有耐心，对绑匪说话充满了诚意。绑匪也没有伤害这个六旬老人，只是把他关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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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考虑，张元济给好友高梦旦写了封信，信中说：“以弟资格，竟充票友，可异之至。此间相待颇优，请转告家人放心。惟须严守秘密。票价二十万，殊出意外。以弟所有家产，住房地契，非弟签字，不能抵款。商务股票兄所深知，际此时局，售固不能，押亦不易。但弟既到此间，不能不竭力设法。请兄为我帮忙，并转告内子向亲友借贷，愈速愈妙。再此事切不可宣扬于外，如已报捕房，即速设法销案，告知系由自己商妥了结。”在信的末尾，张元济还很有雅兴地写了两首七言绝句。后面几天里，他又陆陆续续写出几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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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梦旦收到信后，自然要给张家人看。张家人更是着急，不知道怎么才能筹到钱。那段时间上海接连发生知名人物被绑架的事件，社会极不稳定，巡捕房接了报案也无计可施。所以张元济信中说“如果报案请销案，由自己商妥了结”反而是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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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匪这个时候经过打听，知道张元济还真不能算是大老板，对他说：“实出误会，惟事已如此，总望补助……”既然都已经绑架了，自然不愿意轻易放掉人质。绑匪约了张家人在一家宾馆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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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派出的代表是张元济的侄子张树源。绑匪头目一个姓叶，一个姓李，问张家要15万元，虽然这价格比最初的30万元已经减了一半，但张家仍拿不出来。过了两日，绑匪送来张元济的信，说赎金减到两万元了，可是张家仍十分为难。张树源把东拼西凑来的5000元送到劫匪处，却并没有过关。次日，张树源写了一封信让绑匪转交张元济，信中所言既可见张元济这个商务印书馆掌门人家里实在是没太多钱，也可见整个筹钱营救过程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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