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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叔钧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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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由叶君转来二十一日手谕，欣悉颇蒙优待，而叶君与部中（对绑匪组织的称呼——注）均能帮忙谅解，婶母等闻之，尤为感谢。自叔离家，已近一星期。百方罗掘，典当、借贷，勉强仅得五千元。所示两万元之数，万难设法。公司预借利息，亦不易设法。公司开办三十年，向无预支利息之事，例外要求非得董事通过不能支借。今年公司生意远不如前，明年是否发息亦一问题。纵使董事会为此事开会，亦难决其必可通过。吾叔前以意见不合辞职，则此时不能希望各董事均能帮忙。徒使多数人知之，彼此均极不利。高老伯（高梦旦）方面已向伊恳求。彼一寒士，何能立措多金。此事情形紧急，吾叔久居在外，不能安宁，且有病在身，婶母等万分焦急，无如走投无路，以致延搁如此之久。自昨日与叶、李两君一度接洽之后，知五千元尚不足以酬诸位之盛意，故又四出设法。但征之前数日之成绩所得仅五千元，假使复有成就，为数必极有限。惟有仍恳部中诸位，格外原谅，俟侄与叶君晤面，当再泣求其代为疏通。婶母等深望起居慎重。所需夹马褂及票洋陆拾元亦已面交叶君带呈。专此敬禀，并叩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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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源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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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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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了信，张树源接着又去找钱，大家典当的典当，借贷的借贷，总算又凑了5000元，绑匪看这回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了，在10月23日晚上将张元济送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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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对绑架的事能够泰然处之，精神上没有受太大的影响。日后，他在给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信里谈到绑匪时说：“若辈……如有生路，谁肯为此？呜呼！谁实为之而令其至于此哉！人言此是绿林客，我当饥民一例看，未知我兄闻之又作何感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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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此一难后，张元济立即投入了一件大工程，就是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前面说过，这套书和《四部丛刊》是张元济整理影印的两个代表作。二十四史是从三皇五帝讲起的中国几千年完整的历史，因为流传的版本众多，对张元济的整合工作要求很高，犹如织补僧人的“百衲衣”。而这样浩大的工程，全凭着张元济上下张罗，其中的烦琐和艰苦，非常人所能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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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总结前人校书经验，以“书贵初刻”作为选择底本的指导思想，千方百计地搜访一流善本，但又不拘泥于宋元版本，而是反复对勘，挑选最好的。遇到脱简残编或短篇缺页，总是想方设法配补齐全。一旦发现更早更好的本子，便不惜代价进行抽换。所以《百衲本二十四史》选用的版本，都是最早最好的本子，而且多数是精心选取几个不同版本配补而成的。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王绍曾先生评价：“是宋元以来全史善本的一次大集结，是宋元以后全史最佳的汇印本。搜罗旧本之广，影印之精，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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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难得的是，在《百衲本二十四史》的辑录过程中，张元济创立了古籍整理的一整套学术规范。比如他在前人校书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校勘方式，从各种各样的纷杂版本中，提纲挈领，找出版本源头，正确判定版本价值，作为选择底本的依据；将校勘与考证相结合，精心考订，择善而从。这些准则至今仍被古籍校勘界奉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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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看过这套书，评价道：“此书之出，嘉惠学史者真不可计量！惟先生的校勘，功劳最勤，功用最大，千万不可不早日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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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衲本二十四史》出版的喜悦没有持续多久，就迎来商务印书馆历史上最大的挫折。1932年年初，“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1月29日，侵华日军有目的地轰炸了商务印书馆。日军认为，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多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样的文化机关炸了，才难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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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轰炸造成商务馆损失上千万元，80％以上资产被毁。同时被毁的还有东方图书馆珍藏的45万册图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轰炸停歇后，张元济看到自己工作几十年的地方火光四起，纸片飘飞，一片狼藉，禁不住潸然泪下。他对夫人说：“工厂、机器、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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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之后，张元济非但没有气馁，反而以一种责无旁贷的紧迫感更加努力地工作。要知道，此时他已经是一位65岁的老人了。他抓紧时间继续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又主持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撰写《涵芬楼烬余书录》，他说“烬余”两字，意在“志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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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胡适的信中，张元济表达了复兴商务馆的决心：“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尤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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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这样非凡的决心，商务印书馆在古籍出版方面不但很快恢复，甚至超出了以前的水平。轰炸事件对于张元济内心的震动是巨大的，他知道，时间紧迫，晚年也绝不能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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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张元济70大寿在即，同人好友想为他做寿。他坚决推辞，只答应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一本《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而他自己在生日临近时，去了杭州，婉谢大家要做寿的好意，把寄来的礼金礼品悉数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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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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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战争已经是黑云压城，风雨欲来。这时，一本小册子在国人中间流传开来，这本叫《中华民族的人格》的书不到5万字，记述了中国古代14个舍生取义的故事。书的编写者正是张元济。这本书是他校辑《史记》等古籍的副产品，也是对时势的有感而发。书中记录的故事，如孔子的“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颂扬了中华民族历史上高洁不屈的人格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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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入侵中国，让很多人的人生选择发生巨大的变化，商务印书馆的第一任董事长郑孝胥竟然跑到“伪满洲国”去当总理了。张元济和汪精卫原本有过交往，但后来汪精卫和日本人同流合污，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张元济从此疏远了汪精卫。1941年汪精卫托人将他和妻子陈璧君合写的《双照楼诗集》送给张，张也没有理睬。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元济觉得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或忽视人格，尤其是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于是编写了《中华民族的人格》。这本小书从1937年到1947年间，共印行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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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张元济没有离开上海，他主持着没有撤离的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拒绝与日本的任何合作。因为生活艰难，张元济只能靠卖字为生。当时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希望找一些有声望的文化人出来撑场面，他们找到张元济的寓所，希望见面商谈。张元济拒不见面，写了“两国交兵，不便接谈”八个字，让儿子下楼把来访的日本军官打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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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如此的乱世当中，张元济也没有停止对文献古籍的保护行动。因为东方图书馆在战火中毁灭，张元济和他的学生叶景葵等人商议创建一座新的图书馆，为那些宝贵的典籍搭建一个新家。作为早年通艺学堂的弟子，已是银行家的叶景葵对办图书馆十分支持，他本人也酷爱藏书，从1939年到1941年，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他们建起了合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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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尽管战火不断，尽管古籍散失，张、叶等人还是倾其所有，不仅将所有藏书献出，甚至把所有钱财都献出，只为他们所钟爱的古籍善本。1949年，合众图书馆已经藏书22万册，成为一家大图书馆。上海解放后，张元济捐出全部藏书，而这些藏书成为今天上海图书馆重要的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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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后期，局势已经较为明朗。因为商务举足轻重的地位，两党都希望争取张元济。1948年9月，张元济成为中央研究院最年长的院士。次年1月，李宗仁派特使登门，请他作为国民政府和平代表去北平谈判，张元济以“年逾八龄，精力衰惫”为由拒绝了。中共方面也派人邀请他去开政协会议，起初他也没答应。后来，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已成为中共高官的陈云亲自登门邀请，他才“定计应政府之召，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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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对新政权有所期待。从北平回上海后，他曾经对友人说：“是的，共产党并非没有错处，但是现在除了共产党还有谁呢？还有谁能负起这一艰巨的责任呢？……解放并非换朝代，这是几千年的大变……我们全国人民还得忍苦忍劳，咬紧牙关，度过这一非常时期，建设起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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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他听从陈云的建议而北上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对新中国热爱”又不够准确，因为作为商务馆的当家人，他毕竟还要考虑商务馆的未来。连年战乱之后，商务印书馆已经困难重重。1947年，张元济曾给胡适写信，请他代为出售一些珍贵的善本书。这些书都是多年前张元济等人从北平购得的典籍，有的堪称孤本。以张元济爱书如命的性格，都到了要卖书的地步，商务印书馆的窘境足可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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