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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出色的创造能力、预见能力，以及平易近人、宽厚仁爱的性格，使陆费逵为书局众位同人所拥戴，也延揽了众多的人才。前面提到的周宪文就是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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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周宪文打算离开中华书局去从政，担任日本留学生监督，陆费逵就这个事情和他谈了三个小时，希望他能够留下。见他去意已决，便不再勉强，只是说：“我希望我们能够共事，不过你还年轻，对世途的艰难险恶还不甚了解，出去历练历练也好。如果失败了，不妨再回来，中华书局随时都欢迎。”老板宽阔的胸襟让周宪文无比感动，虽然后来周宪文认识到自己的选择并不明智而转到暨南大学教书，并没有重回中华书局，但几十年后，他对陆费逵仍然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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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早期的时候，还有一位人才是黎锦晖。1920年年初，教育部规定全国初级小学国文改为语体文，“首宜教授注音字母，正其发音”，也就是说要让孩子们通过拼音认字。陆费逵反应极快，为了和商务印书馆竞争，他在教育部公布这个消息前，就跑到北京拜访黎锦熙——黎锦晖的大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黎锦熙致力于改革语言文字，创造新教育和新文化，是一个风云人物。黎锦熙是湖南湘潭人，曾经任教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当过毛泽东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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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黎锦晖正帮着大哥修订教科书，书名还没起，陆费逵仔细一看觉得不错，就带回上海准备印制，定名为新教材教科书《国语课本》。但这时遇到一个小问题，就是如何给黎锦晖署名。当时的黎锦晖在长沙得罪了官绅，又在北京招惹了学究，要是在课本上印黎锦晖的真名，怕是要招来麻烦，影响书的销路。陆费逵很认真地写信征询黎锦晖的意见，经过商量，最后印的是黎均全，均全是黎锦晖的字。出版之后，中华书局的宣传工作做得也到位，所以课本获得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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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量稿酬的时候，黎锦晖表示由书局定，自己绝不计较。陆费逵看这个年轻人这么重事业，轻名利，而且课本编得又好，便伸出橄榄枝，邀请他到上海来工作。于是，黎锦晖开始了他六年的中华书局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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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晖到中华书局后，任国语部部长。他年富力强、干劲十足，在白话课本、儿童文学丛书、儿童定期刊物的编行方面，在大规模暑期讲习班、新的小学教学法、学校使用拼音字、扩大课外文娱活动等实验方面，黎锦晖都作出了尝试。他还出任书局国语专科学校（简称“语专”）的校长，主编《小朋友》周刊，反响很大。喜欢创新的黎锦晖正是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开始在儿童音乐和歌舞方面下工夫，最终成为中国儿童歌舞音乐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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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中华书局发生工潮，黎锦晖在此时提出辞职。陆费逵对这位高产的编辑颇为不舍，更担心这个人才被商务印书馆挖走，就改聘黎为局外编辑。后来黎锦晖组建中华歌舞专门学校，逐步脱离了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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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晖所主持的“语专”是陆费逵推行国语运动的试验场。“语专”的设立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特别是暑期讲习班，请来著名的学者讲课，全国各地的小学校长和国语教员甚至海外侨胞都积极报名上课，学员经常达到上千人。“语专”的教员经常被请到全国各地去讲学，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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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黎锦晖，中华书局迎来又一位才子钱歌川。钱歌川20世纪40年代亲手创办了台湾大学文学院，他能在文坛上名声赫赫，与他的中华书局生涯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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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歌川是由他的同学丰子恺的老师夏丏尊介绍进入中华的。初任编辑，他的月薪就是120元，这在当时属于高薪。入局不到两个月，就赶上陆费逵等中华书局的管理层要去日本考察出版事业。钱歌川因为留学过日本，日语很棒，便随同前往，担任翻译工作。一趟下来，陆费逵对这个年轻后生印象深刻。后来钱担任了《新中华》杂志的主编，和文坛交往加深，他自己也在杂志上频频发表文章，1933年，他以笔名“味橄”连发十篇描写北平风物的散文，并由中华书局结集出版。这本书深受市场欢迎，许多人打听这个“味橄”是谁。后来，钱歌川又连出两本散文集，名声越来越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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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给了钱歌川很多机会，钱歌川也投桃报李，工作表现十分出色。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出850个单词的基本英语，以便于英语教学。钱歌川觉得这个很实用，就引进国内，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一套“基本英语”系列书籍，作为教材在电台进行广播教学，广受好评。这套书籍为书局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他还是《辞海》的主要编辑者，负责新文学名词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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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钱歌川不甘心一直做编辑，1936年，他决定到英国留学，费用由自己的文章稿费和书籍版税出。惜才的陆费逵为他出国的事专门给编辑部批了一个条子：“钱歌川去英，事为公司撰文购书，自二十五年九月起，一年为限，薪水照送。”也就是说，明明钱歌川是自费出国，陆费逵却白送他一年的工资补贴，这对完全自筹经费留学的钱歌川来说，是笔不小的数额，而且陆费逵还送他一笔盘缠，节省了他的路费开支。陆费逵这样做，当然是希望钱歌川学成归国后能继续为中华书局服务，可惜因为战争的原因，钱没有重回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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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离开了中华书局，但钱歌川和黎锦晖、周宪文一样，为自己曾是书局一员感到骄傲。1982年，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耄耋之年、身居海外的钱歌川还专门撰文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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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务印书馆的两任掌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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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造就英雄。民国成立前后，多位出版家名扬文化界。这是出版作为一个专门的行业首登历史舞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人生抉择。其中，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王云五和中华书局的陆费逵就是突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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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比陆费逵大19岁，却晚他18年去世，可谓长寿。在投身出版的前一年，张元济曾写信给盛宣怀说：“国民教育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需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即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未有不为人奴，不就消灭者也。”历经沧桑的张元济从戊戌变法一路走来，是个典型的立宪派，他对教育之于国民的重要性感触是很深的，要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命运，没有国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必然是一句空话。他曾经主持过通艺学堂，不过几经坎坷，他看到学堂只能培养少数的精英，而文化出版却可以惠及更多的民众，这成为他投身出版的重要原因。主持商务印书馆后，张元济在大众教育普及、古典文化传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也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版新式教科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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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陆费逵而言，张元济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伯乐。正是因为有张元济，陆费逵才得以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并于1909年创办《教育杂志》。作为一个把“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作为自身目标的人，张元济对《教育杂志》寄予厚望，他甚至认为商务印书馆应该多办杂志，以启迪民智。1910年，他在环球考察期间曾给同人高梦旦写信，说到教育杂志“亟宜全力经营”，对于杂志“鄙意似可多办”。张元济眼光独到，他选陆费逵来做《教育杂志》没有错，因为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人格魅力，陆费逵都足够出色，在这个宝贵的平台上，陆费逵不仅把《教育杂志》办出了社会影响，同时还撰写发表了积极主张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文章，引起较强烈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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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学部大臣建议在北京召开一个“中央教育会”，目的是汇集全国优秀教育专家的意见。每省派出两名代表与会，期间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其作用是作为学部的顾间，会长是张骞，张元济是副会长。张元济选择带上陆费逵一起前往北京参加这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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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成立的当天，陆费逵创建中华书局，被内业很多人看成对商务印书馆的背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陆费逵继承和发扬了张元济的教育思想。两者相比，张元济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陆费逵身上更多实用主义。中华书局出的杂志几乎全部冠以“中华”二字，比如《大中华》、《新中华》、《中华教育》等，寄寓了陆费逵对中华共和的期盼，也表达了深切的爱国情怀。张元济“从商向儒”，传统文人气息浓厚，而陆费逵可说是文人里的商界精英，他把握商机的能力的确要超过老师，民国刚成立时的教科书策划就是最经典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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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一生没有留下专著，他的出版思想零散地留存在他的日记以及与各位出版人士的书信往来中；陆费逵则通过些专业文章，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出版思想和教育思想。但是无论留下著作与否，陆费逵和张元济一样都是中国出版界的先驱者，都以持之以恒的努力实践着教育理想。他们所领导的企业为民国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启蒙、对众多百姓的人格形成都起到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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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张元济的继任者，王云五和陆费逵有众多相似之处。两人年龄相仿，陆费逵只比王云五大两岁，他们都没有受过太多的正规教育，属于自学成才的专家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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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时候，已经33岁，这时陆费逵在出版界已经名声很大，而王云五却是个出版新兵。尽管推荐人胡适对他的评价很高，但沪上对他知之甚少。王云五自然不是等闲之人，在后来推行颇有争议的“科学管理法”遇阻，又遇“一·二八”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炮火轰炸事件，都能有条不紊地应对，显示出不同一般的领导力。这一点陆费逵和他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华书局在1917年和1926年两次经历危局，陆费逵也都化险为夷，最终将书局带向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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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二人的性格有所不同。陆费逵曾将自己和王云五作过一次比较，他说王云五和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会处不好，而他和中华书局的董事会处得很不错。陆费逵作风亲和，王行事则较为严厉，这样在内部管理上，商务印书馆偏向于严格，中华书局偏向于和气。商务印书馆制订了许多制度，王云五还推行科学管理法。据说王云五每天到馆必定大咳三声，声如洪钟，且一声比一声高，被称为“平升三级”，“只消咳嗽一回，能使300多位职员鸦雀无声”。中华书局在内部氛围上比较宽松，陆费逵有平实的亲和力，中华书局员工迟到早退“并不计时扣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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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王云五，陆费逵没有什么架子。他女儿陆费铭绣曾撰文说，父亲有一次看到一个顾客在书画柜买一本玻璃版字帖。在营业员找钱、包装的时候，陆费逵走过去对那个顾客介绍说，有多种新出的书画可以一并看看，然后逐一给那人介绍。顾客很高兴，最后买了四十余元的书画、碑帖，欣然而去。第二天，书局董事汪幼安来见陆费逵，对他说：“江宁镇守使王延桢君昨天来购物，遇一戴眼镜能说北方话的营业员，招待殷勤，他很佩服，要我转告你不要埋没这个人才。”陆费逵大笑：“是鄙人也。”汪听后亦哈哈大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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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同行，王云五是怎么评价陆费逵的呢？在陆费逵去世后，王云五写过一篇七八百字的文章《悼念陆费伯鸿》，对其性格特点分析相当到位。“伯鸿先生的成功，除了少年时期的奋斗以外，他的深远的眼光也是一种要素。”王举了三个例子，一是“料到清朝必被推翻，民国即将成立，便集合同志筹备新教科书，以活应新的需要，于民国元年元旦创立中华书局，发行中华教科书，风行一时”。二是“近五六年来，他料到我国法币政策必然推行，于是注重钞票的印刷，书局营业更能蒸蒸日上”。三是“先生在《新中华》创刊号上，复撰有《备战》一文，认为我国对外战事发生，必须长期作战，因而主张就军事、民食、交通三方面积极准备，其意见颇能与政府现在设施相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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