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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还说了陆费逵做事的三个特点，“先生的优良性行在这里也得提出：一、强毅——他在中华书局草创时期，遭到不少困难，竟能坚持下去。二、前进——他遇事不甘后人，他独树一帜后，在营业上和商务竞争剧烈。商务本以教科书起家，其后出版范围渐广，伯鸿先生都不肯放过：商务印行《四部丛刊》，中华便辑印《四部备要》；商务编印《辞源》，中华就出版《辞海》……三、专一——先生三十一年来，主持中华书局，一心一志，不他务他求。他外间应酬极少。从前外交部请他做官，也被婉谢。我国商场：‘同行如敌国’。商务和中华，在某时期也不免此种现象；但经过剧烈的正当竞争后，彼此认识因之较深，渐转而为精诚的合作。在后几年间，我对于先生之诚恳态度的认识，也正如在以前对他所持的怀疑态度，简直是一样的程度。”这样的评语可谓是英雄惜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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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陆费逵和王云五根本的不同，恐怕在于对待政治的态度上。王云五离开商务印书馆后，积极投身国民政府，一度担任财政部长；陆费逵则不愿参与政治，一心要办好中华书局。他曾有多次机会投身政坛，但都一一谢绝。他认为书业和国家文化前途关系密切，他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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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在政坛上发展，并不表明他没有政治思想。相反，他政治思想浓厚，也正因为此，对现实更为不满。1938年，陆费逵因推辞不掉，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于是提出了一些教育出版方面的提案。在担任参政员期间，陆费逵应中共董必武的请求，在香港和上海等地调拨一批图书，赠送延安正在筹建的中山图书馆，以支持解放区的文化事业。他还应周恩来之请，派人运了一批文具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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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陆费逵开完参政会后，从重庆回到香港。不料7月9日就因心脏病突发而撒手人寰，年仅56岁。盛年之时突然离世，让文化界一片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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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辞世后的几十年里，中华书局命运多舛。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从上海搬到北京，合并到财政经济出版社。此后，书局重返古籍出版的路子，在《资治通鉴》、《永乐大典》、《文苑英华》、《太平御览》等一系列古籍校点编辑的背后，是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周扬、吴晗等人的名字，国家最高领导人与文化最高层面的主导者参与其中，也显示了当时中华书局地位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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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中华书局，会聚了名家、名著、名编辑，谁要是在中华书局出了一本书，那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情。如今，中华书局已经走过百年风雨。百年的书局，正是百年的中国文化在历史环境下的一个投影。中华书局是否还能像从前那样，散发着知识的光芒，这是每一个关心它的人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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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70612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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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第四章 邵飘萍：一叶飘零风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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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名振青，号飘萍。《京报》创始人，著书记者，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中国新闻理论开拓者。1926年惨遭奉系军阀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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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926年4月的北平，政局混乱。一个月前，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邵飘萍在紧张的气氛中写成《世界之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和《日英露骨的干涉》等文章并刊登于《京报》。惨案后的十多天，《京报》所刊发的相关文章超过百篇。单此一项，已经让邵飘萍处境极其危险。更麻烦的是，奉系军阀也在抓捕他。邵飘萍只能将《京报》暂时交给夫人汤修慧打理，自己避往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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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邵飘萍在《京报》上讽刺张作霖“一世之枭亲离众叛”、张学良“忠孝两难”，并退回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彻底惹急了张作霖。奉系军阀找到与邵有旧交的大陆报社长张翰举，以造币厂厂长和两万大洋的权钱诱惑，让张翰举参与了诱捕邵飘萍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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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邵飘萍匆匆赶回报馆处理了一些事务后又匆匆离开，走出报馆不远，就被事先埋伏好的30名侦缉抓捕。被抓后，邵飘萍遭到严刑拷打，在没有经过法院审判的情况下，奉系军阀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的罪名将其押赴刑场。邵飘萍临行前向监刑官拱手道：“诸位免送！”而后仰天大笑，慷慨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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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对邵飘萍已经了解不多，但是在风雨如晦的20世纪20年代，不能不说他的确是一个新闻才子，报界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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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70612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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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涉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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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10月11日，邵飘萍出生于浙江东阳大联乡紫溪村。出生不久，他父亲邵桂林迫于生计，举家搬迁到了金华，当起私塾先生。邵飘萍早早地就上了父亲的私塾，学四书五经，练习书法。后来，邵飘萍写得一手好字，与其启蒙教育关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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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13岁的邵飘萍考上了秀才，这在今天，相当于早慧孩子、少年大学生了。不过天资聪颖的他受到当时西风东渐的影响，拒绝赴举，而是选择上了位于金华的浙江省立七中，因为这是一所新式学堂，既学传统文化，也学自然科学。1905年，清政府迫于社会压力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也证明了邵飘萍确有先见之明。1908年，他又考入杭州的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和陈布雷、邵元冲等人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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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从少年走向青年、人格定型的这几年，正值清廷风雨飘摇、西方进步思想逐渐影响中国。1905年至1907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分别在各自的舆论阵地《民报》和《新民丛报》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主要涉及的问题有三方面：要不要革命，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兴民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平均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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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论战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震动，也让人们认识到了革命的必要性。同时还起到了一个作用，那就是人们逐渐认为在报纸上写文章的人是时代航向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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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论战以及好友张恭对他的影响，对于邵飘萍最终选择以新闻为职业起到了重要作用。张恭的父亲和邵飘萍的父亲邵桂林是好友，两个孩子自小就是至交，和邵飘萍一样，张恭也年纪轻轻就中了秀才，后来又中了举人，不过接受了革命思想的他很快加入了光复会，主张武力反清。1904年5月，张恭和友人创办了金华史上第一张报纸《萃新报》，这份报纸是严肃政治性读物，意在鼓励人们坚定革命意志。此间，鉴湖女侠秋瑾先后三次到金华和张恭见面，商量皖浙起义的事情，由此与年轻的邵飘萍相识。邵飘萍曾在1911年12月31日的《汉民日报》上写文章提过，秋瑾在牺牲前写信给他，他收到信的时候秋瑾刚刚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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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立高等学堂上学的时候，邵飘萍于1908年学校召开运动会时和陈布雷等人办了张《一日报》，因为运动会只开一天所以起了这么个报名。《一日报》是16开油印，一天出了20多期，每期120份，分送给学校师生。这可以说是邵飘萍办报生涯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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