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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政局动荡，办报的门槛很低，所以一度报纸林立，邵飘萍的《京报》和别的报纸一样，靠广告收入和报纸发行的收入还不足以维持其生存，所以，邵飘萍还拿着政府发的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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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津贴的发放单位是北洋政府参议院、国宪起草委员会等6家机构组成的“联合办事处”，办事处从财政部支取2万元作为全国125家报社和通讯社的津贴，其本意自然是通过经济资助控制舆论。津贴是有等级的，分为超等、最要、次要、普通4级，而《京报》就在超等之列。津贴相当于政府拨款，只不过是拨给了《京报》这样一个民营企业。有意思的是，邵飘萍一边拿着政府津贴，一边对北洋政府该骂就骂，该说还说，让当局非常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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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拿着政府津贴，邵飘萍和其他报人一样，也接受其他资助。曾出任段祺瑞内阁财政部次长的李恩浩说过：“在这期间，要结交几个新闻界的朋友，也要应付一般新闻界的需索，给他们一点津贴。在朋友中，胡政之和段芝泉、徐又铮关系很深，和我们都很熟。自非一般可比，可以说是我们团体中的一员。除《大公报》以及胡后来办的《新社会报》要给以相当数目的资助外，对胡本人，我记得在我当财部总、次长的几年间，每月送他三四百元，从未间断过。飘萍和段派没有什么关系，但因为他是当时的名记者，大家怕他，也不能不应酬。经常的津贴是没有的，记得两次送给他成笔的钱，数目相当大，每次总达好几千吧，究竟多少，现在也记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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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对于《京报》的运作，应该说受到了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的影响。五四运动后，因为邵飘萍支持学生运动，并且在《京报》上发表了不少言辞激烈的文章，而被北洋政府视为眼中钉。1919年8月，当局借口《京报》侮辱政府，派军警包围报社，无奈之下，邵飘萍只能避走日本，这是他第二次出走东瀛，不久夫人祝文秀也去了日本和他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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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著名报人张季鸾的推荐，邵飘萍在日本期间，得以在《朝日新闻》工作，每月300日元。对于邵飘萍来说，有个栖身之所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开了眼界。他第一次看到原来报纸的规模可以做到那样大：近20部轮转机，每个记者一部电话。这在当时来说绝对属于世界领先水平。设备先进，采编高效，让邵飘萍铭记在心，这也就让他日后回到北京后，复刊《京报》的时候，牢记以《朝日新闻》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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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由于当时中国的条件有限，要把中国报业做成国际水准几无可能，但邵飘萍的尝试值得肯定，他起码把《京报》努力做成了一张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成为现代报纸的先声。之前的报纸，以政论为主，新闻报道不受重视。邵飘萍则二者皆重视。要知道，当年通信、交通条件都很糟糕，想对新闻事实作出及时准确的报道，并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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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惨案”发生在上海，《京报》驻沪记者在惨案发生当晚8时就给北京总部发回了电讯稿。因为电讯传递速度的障碍，5月31日，《京报》收到电讯稿，随即于6月1日刊出，并配发了邵飘萍的评论，表达了鲜明的立场。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快的反应速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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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从日本回来复刊《京报》后，更多地从事评论写作，因为这样更能体现他的观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同时，他利用自己对于新闻的敏锐观察力，果敢判断，迅疾出笔。所以他后期写的一些评论，既继承了早期报刊的政论特点，又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分析透彻，情绪高昂，不啻为思想的引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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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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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凡是综合类高校，几乎都有新闻学专业，追根溯源，最早在国内高校创办新闻教育团体的正是邵飘萍和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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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创办《京报》同时，邵飘萍参与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新闻研究与新闻教育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1918年，当时的北大学生罗章龙向留美归国的徐宝璜和经常向学生组稿的邵飘萍提议，中国只有新闻业而无新闻教育，应该在这方面做些工作。邵飘萍非常支持，致信校长蔡元培，建议北大设立新闻学科。蔡元培很快给予回应，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旋即于1918年10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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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徐宝璜是理论派，邵飘萍则是不折不扣的实践派。当然，他的实践经验中也有理论提升。在研究会，邵飘萍是个“全能讲师”，采访学——新闻采访的技巧、编辑学——报纸出版的程序，甚至新闻伦理学——记者应有的品格和素养都在他的授课范围内。课外，邵飘萍还给学生们布置作业，通过作业，让学生们更深刻地了解如何做一个记者，如何以记者的笔干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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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期学生中，有罗章龙，后来创办了《工人周刊》；有高君宇，后来参与编辑过中共机关报《向导》；还有陈公博、谭平山等，都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这其中最出名的当然是从湖南刚刚来到北京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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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已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回忆他在北大的经历时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来说，我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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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初次知道“邵飘萍”这个名字也正是由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1918年的毛泽东初到北京，本是准备和同学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最后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留下来研究中国国情，经恩师也是后来的岳父杨昌济的帮助，他认识了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并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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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图书馆来来往往的学者、大家在和这个一口湖南话的年轻人擦肩而过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人日后会成为中国的领袖，所以对这个年轻人的轻视也在可以理解的范畴。而邵飘萍于诸多名人之中，能给予毛泽东关照，对于年轻的毛泽东自是一种印象深刻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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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之于毛泽东的教导，对毛后来出色的新闻素养和写作水平都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毛泽东后来写出颇具气势的《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想来与邵飘萍的早年授课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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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之余，毛泽东还时常去邵飘萍的住处拜访，邵的夫人汤修慧后来回忆：“那时毛主席是北大职员，平易近人，到我家里来，很有礼貌，叫飘萍为先生，叫俺为邵师娘”。邵飘萍的另一位夫人祝文秀也曾回忆说：“飘萍每日工作非常忙碌，经常有人来看他，毛主席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毛主席还是个青年学生，飘萍亲切地称他为‘小毛’。我在羊皮市住家时，毛主席来过好几次。来的时间总是在午饭以后，飘萍在午睡，他就在客厅间等候，一个人坐着，不大说话……当我去接电话或打电话碰见他时，他总是很有礼貌地站起来，向我鞠躬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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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困难时候受到的点滴帮助都能汇成一条幸福的河流，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对邵飘萍一直心存感念的原因。1949年4月，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正式成立，毛泽东就亲自批准邵飘萍为烈士；解放后，毛泽东会见新闻界人士时还说，邵飘萍是他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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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前后，风云激荡，陈独秀、李大钊等著名人物为大家所熟知，其实，邵飘萍和他们一样，也对革命青年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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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期间大力强调新闻学与新闻实践的关系及新闻学对新闻事业的促进作用。1923年，随着邵飘萍对新闻学研究的深入，他写成了《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第二年6月，又写成《新闻学总论》，论述了报业的性质、任务、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新闻法制观点，简要介绍了中国报业的发展史。这两本书凝聚了邵飘萍对新闻的感悟和心血，在著作中，邵飘萍对记者的品行、选择新闻的标准、新闻法的制定等问题都进行了认真的探讨。比如新闻法方面，他认为，无论中外，历来的新闻法规都是压迫法，即通过规定什么内容是不能报道的来压制言论，是政府钳制言论的利器。所以他主张新闻界通过斗争，“达到法律相当自由之目的”，并使“最后的胜利归于新闻界”，“最后的胜利归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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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大致看看邵飘萍对于新闻法应包括的内容是怎样构想的：“（一）关于因新闻纸上记载评论所发生之案件，只适用新闻纸法；（二）创办新闻机关，只需呈报备案，无待于批准，且不纳保证金；（三）对于新闻记者不得有体刑，惟记者之个人行为不在此限；（四）不得没收新闻机关之财产；（五）罚金不得过二百元；（六）停止发行不得过一星期；（七）严禁揭发个人隐私（如有携嫌诬陷之实据，以个人行为论）；（八）对于记者之传唤须用法律上严格之手续，不得非法逮捕及羁押；（九）非曾要求更正而不更正者，不得告诉新闻纸之责任，因更正而即消灭；（十）对于被雇之记者，与以生活之切实的保障”。由这十条可见，虽然邵飘萍关于新闻法的设想集中于一些细节问题，对法律的一般性原则有所忽略，但毕竟能够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已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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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邵飘萍是打算出版一套“新闻丛书”的，除了上述两本，后续的还包括编辑、广告、发行方面的论著，可惜最终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客观地说，邵飘萍的两本著作在新闻学研究领域，虽然有自己的观点，但并没有创立自己的体系，但他的贡献在于，对于当时的新闻理论进行了及时传播，对封建旧文化起到了挑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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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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