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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批复浙江省金华市委的报告中，承认了邵飘萍的党籍，入党时间为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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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关于邵飘萍的共产党员身份是有争论的。的确，邵飘萍从没有公开承认过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我们来看看他于1926年4月22日发表于《京报》的《飘萍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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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予定），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各方师友，知之甚悉，无待声明。时至今日，凡有怨仇，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认为报复之唯一动机。甚至有捏造团体名义，邮寄传单，对鄙人横加攻击者。究竟此类机关何在？主持何人？会员几许？恐彼等自思亦将哑然失笑也。但鄙人自省，实有罪焉，今亦不妨布之于社会。鄙人之罪，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栈无耻；二不该主张法律追究段、贾等之惨杀多数民众（被屠杀者大多数为无辜学生，段命令已自承认）；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四不该人云亦云承认国民第一军纪律之不错（鄙人从未参与任何一派之机密，所以赞成国民军者，只在纪律一点，即枪毙亦不否认，故该军退去之后尚发表一篇欢送之文）；五不该说章士钊自己嫖赌，不配言整顿学风（鄙人若为教育总长亦不配言整顿学风）。有此数罪，私仇公敌，早伺在旁，今即机会到来，则被诬为赤化布党，岂不宜哉！横逆之来源，亦可以了然而不待查考矣。承各界友人以传单见告，特此答陈，借博一粲。以后无论如何攻击，不予再有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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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发表这篇启事后两天即被诱捕，4月26日遭枪杀，这启事是他的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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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在启事中声称自己既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成为后来研究者认为他是无党派人士的一个证据，就连毛泽东也认为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这份启事是否是邵飘萍的真实表达确实存在疑问。当时的邵飘萍处境堪忧，已经在六国饭店避难，奉系军阀正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在抓他，如果邵飘萍在启事中说自己是共产党，岂不是有勇无谋过于莽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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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对于马列主义的关注是从他避走日本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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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前，国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并不多。在各种“主义”百家争鸣的时期，很多“主义”都宛如流星划过天空。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陆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得以传播。而此时，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宣布将帝俄时期“缔结之一切国际公约，即于1918年1月末以后概行作废”的消息在《申报》上发表，国人为之振奋。1919年7月，苏维埃政府又特意发布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宣布凡是从前俄罗斯帝国时代与中国、日本及协约国所定的密约，一律取消；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取消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一切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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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是第一个平等对待中国的国家，作为长期被欺侮、被凌辱的国家的人民，突然间获得平等和尊重，心里的好感是油然而生的。邵飘萍就是如此。获知这一善意的宣言时，邵飘萍正在日本避难。他为苏俄友好真诚的态度所感动，对指导十月革命成功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的行动证明，他是和李大钊一样中国最早最出色的马列主义宣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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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在日本的图书馆、书店寻找报刊资料，想方设法获取和马列主义、十月革命相关的书籍资料，白天工作，晚上整理这些资料，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完成了《新俄国之研究》、《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两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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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部著作中，邵飘萍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其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并根据自己的研究归纳为五个要点：“一、纳一切现象于物质的运动，精神界之现象亦物质的运动之反映。二、事实生思想，而否定思想生事实之解释，故人间的意识因社会的现象而决定，社会现象不因人间意识而决定。三、在物质生活上之生产方法决定一般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生活之程度。四、一定之原因发为必然之结果，与以自然科学的立证。五、以此法则可依过去而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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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归纳的五点，其实就是阐明了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制度的改变根源于经济基础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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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邵飘萍还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言语之中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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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同时代的国人中是出类拔萃的，作为一个学者型记者，他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十月革命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则在于他对中国未来的一种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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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不仅宣扬马列主义，而且身体力行地推动中苏两国关系发展。1920年，苏俄红军经过三年苦战，击退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邵飘萍毫不掩饰自己对于苏俄取得胜利的赞美之情，他认为帝国主义封锁“劳农俄国”以图推翻新政权的做法不过是一场“迷梦”，是“各国对俄外交之失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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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和1922年，苏俄政府先后两次派代表到中国，邵飘萍对于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寄予厚望。但是，很快他发现，中苏两国邦交正常化并不容易。一次，他在宴会上邂逅北京政府外长顾维钧等要员，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于中国的不统一，各派系都有自己的利益，很难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比如在中苏关系上，边界问题、满蒙问题都与东北地区有关，张作霖不合作，中苏关系正常化只能是一句空话。顾维钧听后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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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年底，苏联正式成立，《京报》随后对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和建设成就进行了大篇幅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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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9月，苏维埃政府派驻中国的第三任代表喀拉罕抵达北京，喀拉罕重申了苏维埃政府前两次对话宣言的原则，赢得中国民众和舆论的欢迎。一直关注中苏关系的邵飘萍更是喜出望外，他在北京饭店宴请喀拉罕一行，并邀请来北京和上海各报的记者三十余名。现场的宴会更像是一场新闻发布会，喀拉罕成为被采访对象，他对中苏关系中的分歧、如何解决分歧的原则与措施等问题一一作答。终于，1924年3月，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协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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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邵飘萍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在纷繁的乱世中，他的思想也在一点一点改变。原先，他认为通过谈判或者是外交手段可以解决一切纠纷，但是“五卅惨案”和“三·一八惨案”后，他认识到，谈判无异于与虎谋皮，只有和帝国主义、军阀大决裂，大斗争，才能迎接一个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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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中共的地下党员，谁是邵飘萍的入党介绍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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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就是李大钊和邵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学生罗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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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因为在邵飘萍牺牲的次年也被奉系军阀杀害，所以能证明邵飘萍是中共党员的唯有罗章龙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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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章龙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31年因为反对王明路线被开除出党后，一直著书授课，直至1995年以99岁高龄逝世。“文革”后，罗章龙对邵飘萍入党一事曾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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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邵飘萍私人来往多，我也就很敬重他。作为一个记者，他在旧社会的活动是多方面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的认识很清楚，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他有鲜明的政治方向。《京报》宣传马列主义，报道工人运动这些事，有的是他主动默契地配合，也有的是我们去跟他谈，交换意见，共同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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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北方区，是由我负责同《京报》馆邵飘萍来往的。由于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许多事只能在地下进行，保持一种秘密状态。邵飘萍是由我和李大钊介绍他作为地下党员的，时间大约在1924年，那时他已经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按照当时革命的需要和他本人的志愿，我们介绍他入党是顺理成章的事。李大钊同志是书记，年龄也比较大，又是我们的老师，大家对他是比较尊重的，由他做介绍人是必要的。邵飘萍入党是秘密加入的，不像现在的情形。邵也不是一般人物，所以入党是向区委提出，区委会上讨论通过的，旋经中央批准也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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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入党连他的夫人汤修慧也不清楚。在邵牺牲后，汤修慧曾写过悼念文章，说丈夫是“无党籍、热心国是、不偏不袒、以身殉报之新闻记者”。但是，风云变幻时，恐怕邵飘萍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夫人这个秘密，就已经惨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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