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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蒙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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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的遇难还要从和冯玉祥的交情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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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具有进步思想的冯玉祥在孙中山推动下,与陕军暂编第1师师长胡景翼及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结成同盟,决心寻机推倒曹、吴军阀统治,拥护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1924年9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线正面接触,展开连日激战,双方投入20万以上兵力,战争的规模在近代军阀混战史上堪称空前。当时的冯玉祥是直军第3军总司令,10月,他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直系后方兵力空虚,率部倒戈,星夜回师北京,发动著名的“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通电主和,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溥仪出宫,改所部为中华民国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电邀孙中山赴京共商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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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在政变当天下午就采访了冯玉祥,冯玉祥对邵飘萍提出的问题都一一作了解答。随后,《京报》刊发了邵飘萍亲自写的报道,并配发了冯玉祥的大照片。两个人由此惺惺相惜,结下了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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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后来的政局发展出乎邵飘萍的意料。冯玉祥错误地请出了段祺瑞,张作霖也挥军入关,于是北京出现了段、张、冯三人联合政府。更没想到的是,段祺瑞和张作霖很快联手排斥冯玉祥,1925年1月,失势的冯玉祥被打发到西北,这也是冯玉祥的部队后来被称为西北军的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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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冯玉祥鼓劲,邵飘萍的《京报》增发附刊《西北周刊》,论述了开发西北的重要性。邵飘萍的观点深得冯玉祥赞同,两人的关系更为密切,两人颇有一文一武共谋将来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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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割据日,战乱频仍时。1926年3月7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正驻守天津大沽口,对奉系军阀作战。国民军发现奉系的军舰在大沽炮台附近活动,立即开炮将其击退,并在大沽口设置水雷及封锁港口,以阻止奉舰侵犯。3月10日,英、法、日、美、意等国驻华使馆开会,指责国民军封锁大沽口违反《辛丑条约》,要求撤除一切入京障碍。国民军被迫于3月12日宣布开放大沽口岸。可是当日下午,日本驱逐舰在进入大沽口时,未按事先与国民军约定的信号和时间联系,并有另一驱逐舰跟随。国民军随即鸣枪示警,令其停止,日本军舰却开炮轰击大沽口,使得多名国民军士兵死伤,酿成“大沽口事件”。国民军被迫还击,将日舰逐出大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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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国民军向日本公使提出抗议,而日本政府反以破坏《辛丑条约》为借口,公然向中国提出“抗议”,并纠集《辛丑条约》八个签字国的公使,于3月16日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工事、北京至出海口的交通不得发生任何障碍等无理要求,并限北京段祺瑞政府在48小时以内答复。17日,八国军舰云集大沽口,对中国进行威胁。“大沽口事件”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3月17日,国共两党在京邵开联席会议,针对最后通牒,一致通过:即日驳复通碟、不许日舰带奉舰入港、驱逐八国公使离京等决议。同时,会议决定请国民军改变作战目的,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此后,国共两党代表开会准备分别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国务院请愿,请愿群众遭到镇压,酿成“三·一八”惨案。鲁迅著名的杂文《记念刘和珍君》写的就是“三·一八”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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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三·一八”惨案从根源上说,和冯玉祥有着密切关系。惨案发生后,邵飘萍在《京报》12天时间连发100多篇讨伐文章,在当时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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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底,直奉联军占领天津。背靠日本的张作霖和吴佩孚召开军事会议,商定进京后要镇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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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在《京报》上刊登文章反对张作霖,可能张作霖还不至于将邵飘萍置之死地而后快。邵飘萍触怒张作霖的根本原因,在于邵对起兵倒戈的奉系旧部郭松龄的支持,而这件事,也和冯玉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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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原是张作霖手下一名副军长,和张学良关系很好。他一直跟随张作霖,为奉军立下汗马功劳。不过,他是奉系军阀的新派人物,看不惯部队里一些作法,多次提出要改革部队,当然就得罪了一些元老人物,张作霖和杨宇霆等人渐渐对他都看不顺眼,于是,郭松龄渐生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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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对张作霖素无好感,但是在报纸上却发表过赞扬郭松龄的文章。当他得知郭松龄有倒戈的意思后,他抓紧做郭的工作,在郭松龄和冯玉祥之间穿针引线,当时冯在北京,郭在天津,邵飘萍甚至派夫人祝文秀暗地里给双方送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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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1月,冯玉祥和郭松龄签下密约。冯玉祥支持郭松龄带部队杀向关外,驱逐张作霖,做新的东北王。随后,郭松龄宣布兵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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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举兵向东,一路高歌猛进,很快攻下榆关、绥中、兴城等地,直逼奉天。冯玉祥也通过舆论奉劝张作霖下台,表达了对郭的支持。邵飘萍对郭松龄的攻势十分关注,在《京报》上多次撰文支持郭,把张作霖的军队扰得军心动摇。张作霖曾派人给邵飘萍汇去30万元,意在让邵“闭嘴”。不料邵飘萍说“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悉数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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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邵飘萍还是把事态想得过于简单。郭松龄倒戈仅仅一个月后,就受到张作霖和日军的联合夹击,郭松龄兵败被俘,次日即遭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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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被害后,邵飘萍在《京报》上总结失败原因时指出最大的原因在于日本关东军的干涉。真相大白后,更激起了张作霖的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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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的先头部队进入北京,此时,冯玉祥的国民军败退,冯玉祥本人则在赴苏联考察的途中。邵飘萍知道自己面临危险,所以避往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把报社事务交给夫人汤修慧处理。东交民巷是使馆区,军阀是无法进去抓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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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邵飘萍完全可以离开北京,他之所以留下不走,主要还是放心不下报社的出版事务。而且,作为一个积极投身政事的新闻人,他认为,在当时,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像北京那样政治局势波诡云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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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的部队无法进使馆区抓人,开始另想办法。他们找到与邵飘萍相识的报人张翰举,让他引诱邵飘萍走出使馆区,事成之后给他两万大洋,并许诺造币厂长一职。张翰举见报酬颇丰,便点头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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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翰举是当时的《大陆报》社长,这张报纸主要报些梨园、八大胡同的事情,用今天的话说,几乎都是八卦新闻,张翰举堪称狗仔队的前辈。张翰举在六国饭店见到邵飘萍,骗他说奉系军阀慑于社会舆论,并不会对他怎样。而且他已经和张学良达成默契,只要邵改变报道风格,《京报》照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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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翰举的一番话让邵飘萍放松了警惕,4月24日,他从饭店返回报社,处理完报务和家务后,返回六国饭店,不料遭遇埋伏,被北洋侦缉队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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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说一说诱捕邵飘萍的张翰举的下场。因为他与梨园界非常熟悉,所以和当时的名角梅兰芳及其恋人孟小冬都交往甚密。1927年9月14日,在北京东四十条梅兰芳友人冯耿光公馆,梅兰芳、冯耿光和张翰举等人正吃午饭,忽然佣人来报有客求见梅先生。张翰举自告奋勇去挡驾,谁知来人是京城一纨绔子弟叫王惟琛,因追求孟小冬不得,而跑到冯公馆找梅兰芳的麻烦。一听张翰举说梅兰芳不在,他掏出手枪抵住张翰举,要挟让梅家拿五万元给他做精神赔偿。不久军警赶到,把公馆团团包围。乱枪中,张翰举和王惟琛都被打死。所以说,这张翰举也真是冤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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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邵飘萍被抓捕后,《北京晚报》立即刊登了京报馆被封和邵飘萍被捕的消息,北京报界立即召开会议商讨营救邵飘萍的办法,会议当即决定:由上海《新闻报》、《时报》、《商报》等13家报纸各派1名代表,集体去游说先期抵达北京的奉军首领张学良(张作霖尚未到达北京)。4月25日下午5时,13名代表分乘4辆汽车赶赴张学良下榻的石老娘胡同面见张学良。当时代表们再三恳请驻军本着尊重舆论的善意,释放邵飘萍,或将之暂予监禁,以免其死。张学良不为所动,他告诉代表:“逮捕飘萍一事,老帅与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唯此次碍难挽回,并非因其记者关系,实以其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害青年,罪在不赦。而事又经各方决定,余人亦难做主。”13位代表听了张学良的回答,面面相觑,他们不愿意失去最后的希望,又再三解释和恳请,但张学良始终没有松口。最后,张学良终于讲出这样的话来:“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他还对代表们表示他宁肯“一一负荆请罪”,但“此事实无挽回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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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凌晨,邵飘萍被押赴天桥行刑。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道:“诸位免送”,之后仰天大笑,笑声未止而枪声响,一代报人就此走完传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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