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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到这个水平，不但要脑子快，思路清晰，还要对文史知识、时事新闻了如指掌，否则临时查资料也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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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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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刚复刊的时候，《大公报》亏损严重，但是从1928年9月开始，版面扩大到12个，广告迅速增加。到1931年，销量达到5万份，每月广告收入过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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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大发展的阶段，正是蒋介石国民政府大发展的时期。此间，蒋介石击败各路军阀后，展开对工农红军的围剿，围剿进行了五次。前四次每次围剿失败，《大公报》都会分析失败原因。这个时候，《大公报》是挺蒋介石的，认为蒋介石领导的政府是“正统”，对共产党持反对态度，但是，对于国民党政府内不合理的现象也经常加以批评。这表明张季鸾主持笔政的《大公报》所一贯坚持的自由资本主义立场，凡是拥护宪政的、自由民主的都加以支持，凡是专制、封建的都加以批评。也正因为如此，《大公报》常常比其他报纸更为客观、更为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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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大公报》在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时候，对共产主义了解并不多，他们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共产主义，于1931年派出曹谷冰到苏联采访，客观报道了苏联的建设成就。对苏联的报道固然视角独特，但是对共产党的报道才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1935年报馆派年轻的范长江走访西北，写成的通讯深深赢得了读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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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25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开始了对西北的采访，历时10个月，行程万里路。在总共69篇通讯中，有议论有描述，有对时局的分析，也有对民族关系的看法，其中有7篇通讯涉及共产党和红军，第一次客观介绍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后来，这些通讯集结成书，就是著名的《中国西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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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大公报》仍然秉持冷静的态度，在张季鸾的领导下做了两件事——“明耻”和“教战”。具体说，“明耻”就是了解日本，为此，张季鸾派年轻编辑王芸生查阅史料，历时三个月写成《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报纸上连载长达两年半；“教战”，是邀请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开办军事周刊，介绍军事常识、国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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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考虑到报纸影响大，怕日本人将报纸观点当做政府的观点，所以《大公报》一直没有表明“主战”的态度，引来社会上群众的不满，有人甚至向报馆扔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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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十年时间里，在张季鸾等人的努力下，《大公报》已经成为主流大报、发行量剧增、开设了由著名学者撰写言论的“星期论文”等多个知名栏目，并且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舆论重镇，但是书生又怎奈时局的动荡。东北沦陷后华北局势危险，《大公报》是继续留在天津，还是另做打算，让张季鸾陷入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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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认真考虑，张季鸾提出在上海创办《大公报》，可这个提法却少有地遭到胡政之的反对。胡政之认为上海是《申报》、《新闻报》的码头，《大公报》虽然已经行销全国，但如果去上海出版，恐怕难以抵抗“地头蛇”的侵扰。吴鼎昌的想法和胡政之大体相同。这就让张季鸾很生气，1935年4月，他一个人去了重庆，找到自己的同乡好友康心之。当时康心之任重庆川康银行总经理，为四川银行界名流，张季鸾想劝说康心之出五万元，另起炉灶在重庆做一张报纸，由康任社长，张任总编辑。康心之对张季鸾的设想非常赞同，决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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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在此时，情势又发生了转换。1935年6月，中方代表何应钦和日方代表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规定“中央军”和一切“抗日势力”撒离华北，华北真正被特殊化了。这种情况下，胡政之和吴鼎昌明白《大公报》已经不可能在天津苟安，他们感觉张季鸾去上海办报的想法的确有先见之明，于是开始做迁沪的打算。很快，张季鸾回到报社，“三巨头”重归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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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康心之的投资已经到位，并将报纸命名为《国民公报》，张季鸾只好派了一位属下去重庆办报，可惜没有名人支撑，报纸的影响力一直没能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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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张季鸾写了《今后之大公报》一文，重申了“四不”主张，说明从天津来上海办报不是抢地盘，实在是形势所迫。不过作为外来户，要在十里洋场落脚可不容易，刚开始的时候，《大公报》一上摊就被报贩收走，印多少收多少，读者看不着。这种情况下，胡政之托关系请出了杜月笙，摆了一桌酒席宴请上海报界大佬，才算把事情摆平了。1936年下半年，《大公报》发行已超过五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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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迁到上海不久，天津的《大公报》就因时局所迫关闭了。张季鸾和胡政之曾设想在全国范围发行报纸，但是都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而最后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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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了十年的新记《大公报》此时可以说达到了鼎盛期，资产雄厚，人员齐备，俨然国内第一大报。报纸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存亡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36年年底，西安事变的发生，更是让人们看到张季鸾和他的《大公报》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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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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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7日，蒋介石继10月飞抵西安布置反共军事行动后，第二次到达西安，调集30万军队，围攻陕甘宁地区。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由此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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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获知消息的张季鸾忧心忡忡。他和蒋介石、张学良都过从甚密，在他心中，蒋介石是国家领袖，地位“正统”，而当此国家危难关头发生兵谏，很有可能将国家引向没有领袖的混乱局面，被日寇大举入侵。张季鸾只抽烟不说话，写下社评《西安事变之善后》，发表在14日的报纸上。张季鸾知道南京方面对于西安事变有救蒋生还派和讨伐派，他站在前一立场上，认为蒋介石是经过十年形成的国家领袖，地位重要，应当立即恢复其自由。16日，张季鸾又发表了第二篇社评《再论西安事变》，敦促和平解决事变，勿用军事手段。18日，张季鸾一鼓作气，推出第三篇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篇社评成为张季鸾一生最著名的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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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对东北军的同情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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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变不是一个人的事，张学良也是主动，也是被动。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气，酝酿着，鼓荡着，差不多一年时间，才形成这种阴谋。现在千钧一发之时，要釜底抽薪，必须向东北军在西安的将士们剀切劝说。我们在这里谨以至诚，给他们说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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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及附和此次事变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现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国同胞，这几天都悲愤着、焦灼着，祈祷你们悔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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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的境遇，大家特别同情，因为是东北失后在关内所余惟一的军团，也就是九一八国难以来关于东北惟一的活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概都带着家眷，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着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们的焦灼烦闷格外加甚，这些情形是国民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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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张季鸾话锋一转，用排比句表达了对羁蒋行为的怒斥，并且分析了当前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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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这种大错，你们心里或者还以为自己是爱国，哪知道危害国家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讲什么救国？你们不听见绥远前线将士们，突闻陕变，都在内蒙荒原中痛哭吗？你们不知道吗？自十二日之后，全国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以及全国工商实业各界谁不悲愤？谁不可惜你们？你们一定妄信煽动，以为有人同情，请你们看看这几天全国的表示，谁不是痛骂！就是本心反政府想政权的人，在全国无党无派的大多数爱国同胞之前，断没有一个人能附和你们的。因为事实最雄辩，蒋先生正以全副精神领导救国，国家才有转机，你们下此辣手，你们再看看全世界震动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国的国家，没有不严重关心的。全世界的舆论，认定你们是祸国，是便利外患侵略，因为这是必然的事实。蒋先生不是全智全能，自然也会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早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国家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绝再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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