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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制造阴谋之日，一定能预料到至少中央直属的几十万军队要同你们拼命。那么你们怎么还说要求停止内战？你们大概以为把蒋先生劫持着，中央不肯打你，现在讨伐令下了，多少军队在全国悲愤焦虑的空气中，正往陕西开。你们抗拒是和全国爱国同胞抗拒，这样死了，教全国同胞虽可怜而不能见谅。你们当中有不少真正爱国者，乃既拼了命而祸了国，值与不值？这几天全国各地的东北同胞，他们都替你们悲痛，盼望赶紧悔悟，你们还不悔还不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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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张季鸾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立即放蒋介石出来，他认为在国内外复杂的情势下，只有蒋介石才能挽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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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者现在还有机会，有办法，办法上且极容易，在西安城内就立刻可以解决。你们要从心坎里悲悔认错！要知道全国公论不容你们！要知道你们的举动充其量要断送祖国的运命，而你们没有一点出路。最要紧的，你们要信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罢！你们快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国民族的辛酸，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察，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性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的拥护中国。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一定陪你们痛哭，安慰你们，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大更多。我们看他这几年在国难中常常有进步，但进步还不够。此次之后，他看见全国民这样焦忧，全世界这样系念，而眼前看见他所领导指挥的可爱的军队大众要自己开火，而又受你们的感动，他的心境，一定是自责自奋，绝不怪你们。从此之后，一定更要努力，集思广益，负责执行民族复兴的大业。那么这一场事变，就立刻逢凶化吉，转祸为福了。你们记住几点：（一）现在不是劝你们送蒋先生出来，是你们应当快求蒋先生出来。（二）蒋先生若能自由执行职务，在西安就立刻可以执行，你们一个通电，蒋先生一个命令就解决了，几时出西安，是个小问题，谁不是他的部下，谁不能做卫队呢？（三）切莫要索保证，要条件，蒋先生的人格，全国的舆论，就是保证。你们有什么意见，待蒋先生执行职务后，尽可以去贡献，只要于国家民族有利，他一定能采纳，一定比从前更认真去研究。（四）蒋先生是中央的一员，现在中央命令讨伐，是国家执行纪律。但我们相信蒋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们恳求，一定能爱护你们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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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靠卖报吃饭的，谁看报也是一元法币一月，所以我们是无私心。我们只是爱中国，爱中国人，只是悲忧目前的危机，馨香祷告逢凶化吉！求大家成功，不要大家失败。今天的事情，关系国家几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命运，现在尚尽有大家成功的机会，所以不得不以血泪之辞贡献给张学良先生与各将士。我想中国民族，只有彻底的同胞爱与至诚能挽救。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请西安大家看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同时请西安的耆老士绅学生青年，都快去求张先生、杨先生们照这样做，这是中国的生路，各军队的生路，也就是西安二十万市民的生路。全世界全中国这几天都以殷忧的目光，望着西安阴郁的天空赶紧大放光明罢！万万不要使华清池西安等地，在中国历史上成了永久的最大的不祥纪念！我们期待三天以内就要有喜讯，立等着给全国的同胞报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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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文章最后说的希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果然变为现实，南京政府加印了数万份当日的《大公报》，用飞机空投到西安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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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大公报》工作的陈纪滢有这样的记述，公开信在西安上空散发后，“所有东北军及杨虎城所属看了这张传单式的社评，马上转变了态度。张、杨二氏的心理，也立刻起了急剧变化。当时参加事变的几位东北军高级军事将领，他们描述那张传单的功效时说：‘我们看了这篇社评，又激动，又泄气。那篇文章说得入情入理，特别把东北军的处境与遭遇，说得透彻极了，所以我们都受了莫大感动。但大家又说，《大公报》不支持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们便拿着传单去见副司令，进了房间，见副司令正在阅读那上边的文章，他看完了之后，神色也变了，立刻召集会议，讨论一切。后来的变化虽然多半受委座品德的感召，但军心涣散，将士转向，不能不说与这篇文章有重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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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台湾举行了张季鸾百年诞辰纪念，张季鸾的儿子张士基应邀赴台参会。暮年的张学良与张士基会面，他没有多谈西安事变，而是在张士基面前流畅地背诵了半个世纪前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一字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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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蒋介石的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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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党、不私是《大公报》的办报宗旨，并不意味着报人和政治截然分开。从来报纸和政治就是密不可分的，需要注意的是办报过程中的尺度问题。保持独立性，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才是一个理性的报人应该做的。张季鸾在处理自己和蒋介石的关系时可以说基本做到了独立。他和蒋介石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但是对政局却有自己的看法；他并不是一味附和蒋介石的观点，而是以民族大义为重，或赞扬或批评，以期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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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记《大公报》成立不久的1927年，张季鸾就在报纸上大骂蒋介石。当时蒋介石与宋美龄新婚燕尔，在事业上也有所成就，张季鸾在报纸上连发两文《离婚与再嫁》、《蒋介石之人生观》，情绪激昂，把蒋骂得够呛。不过让张季鸾吃惊的是，次年他陪同冯玉祥见到蒋介石的时候，蒋竟然完全没有怪罪他的意思，而是与他相谈甚欢。面晤之后，蒋介石对于张季鸾和《大公报》的好感明显增加，每日必看《大公报》，而且办公室、餐厅、公馆都有一份报纸，随处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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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季鸾和蒋介石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他仍然保持一个报人的品格，敢写敢言，有时候报纸的评论让政府感到尴尬。1932年，国民党宣传部曾经送了15万元到《大公报》，意在让《大公报》撰写评论的时候有所注意。张季鸾收到汇票后，召集报馆的人开会，认为“文人要穷，文穷而后工”，命总务主任将汇票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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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没有收钱并没有影响蒋介石对他的看法，1934年蒋在南京宴请百官的时候，请张季鸾坐在他的左手位置，让官员很诧异；1938年张季鸾五十大寿的时候，蒋介石还派人送礼并电贺寿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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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让蒋介石感动的是张季鸾在西安事变中的所作所为。应该说，在当时的局势下，张季鸾的分析是非常正确的，他从民族存亡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有一个大部分人服膺的领袖不容易，大家应当齐心协力，在这个领袖的领导下，共同对外，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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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张季鸾还去见过蒋介石，希望他释放被软禁的张学良，不过蒋介石婉拒了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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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同人徐铸成曾问张季鸾：“我们以超然的民间报标榜，张先生这样直接地参与政治，似乎有损先生的身份。”张季鸾笑答：“铸成，你把记者的作用看得太轻了，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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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报人和政治家交往，有时候尺度不容易把握。太亲密，容易为政治家利用，成了不折不扣的政治工具；离太远，则无法洞察政治的风云变化，写出来的文章就不深刻，不透彻。在这方面，张季鸾堪称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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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虽与国民政府走得近，但没有发生过经济往来，遵守了四不原则。在张季鸾的眼中，“国家至上”是他的准则。所以得罪蒋介石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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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的11月23日，南京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沈钧儒等七人，因为这些人都是社会贤达，所以这次事件史称“七君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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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被捕后，江苏省高等法院七拼八凑了一份起诉书，七君子随即起草了一份有理有据的答辩状，驳斥起诉书。当时迫于国民党的压力，多数报纸都不敢发表这份答辩状。救国会的胡子婴找到张季鸾，希望《大公报》能刊发。谁知张季鸾态度相当冷淡，这让胡子婴倍感诧异。因为张季鸾和沈钧儒是故交，纵使不能发表答辩状，也不至于对她拒之千里。经过交谈胡子婴才发现原来张季鸾误会了七君子。当时张季鸾刚从庐山回天津，在庐山亲耳听到国民党宣传部长叶楚伧向蒋介石汇报，说要诱降七君子，并且各个环节已经安排好，审判无非是走个过场。因为这个原因，张季鸾对胡子婴说，《大公报》不愿意成为七君子和国民政府演戏的舞台，所以不发答辩状。胡子婴解释说，叶楚伧等人纯属痴心妄想，七君子准备绝食抗争，斗争到底。张季鸾了解真相后，随即决定刊发答辩状，并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希望蒋介石从抗战的大局出发，尽快释放七人。一直到1937年7月末，被关押了八个多月的七君子终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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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沈钧儒曾经对徐铸成说：“季鸾是一个好人，对我来说，尤其是一个数十年如一日的好朋友。记得我们出狱以后，即被接至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谈，季鸾特地在中央饭店门口迎接我们，还关心我们和蒋谈话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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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张季鸾对蒋介石的思想了解得比较透彻，很多南京政府官员都认真阅读《大公报》。有时候，蒋介石要发表重要的文章，甚至叮嘱先发在《大公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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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6日，因为长期的肺病，54岁的张季鸾在重庆逝世。蒋介石获悉后，立即致函《大公报》：“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尤温，遽闻殂谢。斯人不作，天下所悲。”9月26日，重庆各界公祭张季鸾，蒋介石又带领孔祥熙、宋子文等高官参加吊唁。次年张季鸾灵柩回陕，蒋介石还从四川到陕西，亲自参加公祭。由此可见他与张季鸾非同一般的个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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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兵败大陆，退往台湾后，几次会见老《大公报》人陈纪滢，每次都问起《大公报》以及张季鸾家属的情况。也许，在蒋介石的心中，张季鸾是最值得他钦佩的一代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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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产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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