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125503
1706125504
胡政之进入报馆后,立即对人员、版面和内容都作了调整。报馆里的七个访员(记者)都如同师爷,胡政之几乎把他们全开除了,只留下一个。同时他还聘请北京的林白水、梁鸿志等人为特约访员,为其撰稿,很快报纸内容丰富起来。在版面方面,他将《大公报》十多年来固有的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更加符合当时人们的阅读习惯。不过,胡政之最主要的改革是内容方面,他开辟了很多新专栏,让报道耳目一新。尤其是他开的“特别记载”专栏,采访社会名流,配发图片,谈论的话题从政治、外交到文化、经济,不一而足,在当时的新闻界,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创新。
1706125505
1706125506
当时,28岁的胡政之堪称铁人,不但主持了报馆的改革,还撰写或组织撰写了大量稿件,这其中最具影响的报道一是对张勋复辟的报道,二是胡政之亲自奔赴海外参与的巴黎和会报道。
1706125507
1706125508
1917年7月1日,张勋带领辫子军进京拉着溥仪复辟帝制。第二天,《大公报》以《共和国从此告终乎》为大标题,用多个版面对复辟的情形、处置黎元洪的传闻、北京的秩序、外交界的反应、清皇室的态度等都做了报道,简直可说是早期中国策划类报道的典范。胡政之还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署名评论《复辟》,说道:“吾人读法国革命史,诚知此举为必经之阶级,吾人观袁帝时代之往事,又不难推定其结果。”同日在二版还发表时评,直言复辟是倒行逆施。
1706125509
1706125510
随后几日,《大公报》密切关注此事,并且投入主要版面加以报道。尤其段祺瑞马厂誓师,举起讨逆大旗后,《大公报》的报道更加有力度,连篇累牍地刊发各地反对复辟的通电。一时间,“本报日来销路飞涨,工人印刷劳苦异常”。
1706125511
1706125512
另一项重大报道即是胡政之对于巴黎和会的报道。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集和会,中国因为搭上了参战的末班车,得以以三等国的资格派代表参会。当时,各国记者云集巴黎,而中国以新闻记者身份前往采访的只有《大公报》的胡政之一人。派胡去巴黎的决定是王郅隆作出的,现在看来,这真是王郅隆一生中的一个重要决策。
1706125513
1706125514
胡政之于1918年12月起程,1919年1月23日抵达巴黎。从1月25日和会开幕到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合约上签字,胡政之以一个中国记者的独特视角,亲历了和会的全过程。虽然当时的国内报纸关于巴黎和会有来自路透社等外国媒体的稿件,但是中国人的笔写出的文章更具有贴近性和亲切感。胡政之在《大公报》发表的“巴黎专电”、“巴黎特约通信”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1706125515
1706125516
在胡政之的第一篇巴黎和会通讯中,就提出了“国之不可不自强也”的呼声。因为他通过亲眼所见,发现和会被英法美意日五国所操纵,二三等国家都没有说话的权利。所有事项都是五强国“先议决一定办法,然后提交大会报告一番而已”。
1706125517
1706125518
在五个强国中,只有美国抱有公平的理想,能为弱国说句话,但是无奈被另外四个国家所孤立。山东问题是会上与中国关系最大的一件事,中国代表却只参加了三次会议,其余决定都是在有日本代表而无中国代表的会议上作出的。胡政之的《平和会议决定山东问题实记》披露了详细内情。
1706125519
1706125520
对于几位中国专使的特征,胡政之也刻画得相当到位。他写道:“我国政府所派五专使,固极一时外交人才之选,然陆征祥谦谨和平而绌于才断,王正廷悃愊无华而远于事实,顾维钧才调颇优而气骄量狭,施肇基资格虽老而性情乖乱,魏宸组口才虽有而欠缺条理。”几个人因为代表的席次问题还闹出一场风波,后来陆征祥还离职出走,成了笑话。胡政之感慨,“中国人办事,两人共事必闹意见,三人共事必生党派。”
1706125521
1706125522
1919年6月27日,关于山东问题,中国最终也没能改变和会的决定。中国代表王正廷、顾维钧和魏宸组三人彻夜开会,决定不参加次日的签字仪式。
1706125523
1706125524
6月28日,协约国代表和德国代表在巴黎凡尔赛宫签订和平条约。签约会场面宏大,光记者就有四百多人,而中国记者中只有胡政之和他临时在法国请的助手谢东发,见证了那个历史时刻,写下了感人的通讯《1919年6月28日与中国》。
1706125525
1706125526
当天的会场,留了两个位置给中国代表,但是直到午后也不见人来。胡政之料定中国代表不会到会场,于是和谢东发分别告知各国记者,并以中国报界名义向巴黎各通讯社发送通告,称签字无异于“引颈自决”。胡政之说,中国外交向来讲屈服,“今日之举,真足开外交史之新纪元”。
1706125527
1706125528
可以说,采访巴黎和会是胡政之记者生涯中最具光彩的一笔。多年后,胡政之对萧乾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我赶上,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被你遇上了”。还有一件胡政之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事,那就是他所采写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后来竟然成为他亲戚——将近20年后,丧偶的胡政之娶的第二任妻子正是顾维钧的侄女顾俊琦。
1706125529
1706125530
这次出国采访,不仅对于中国新闻史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对于胡政之本人而言,也开阔了视野。采访完巴黎和会后,他并没有急着回国,而是在欧洲各国采访游历,直到1920年5月才返回国内,其间历时一年半。这段时间里,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欧美漫游记”。
1706125531
1706125532
胡政之此次出国,时间太久,《大公报》的背景已经发生变化。直皖战争后,皖系军阀战败,8月份,王郅隆仓皇出逃日本。在此情况下,胡政之只能离开《大公报》。从1916年10月到1920年8月,将近四年时间,除去出国一年半和回国后的动荡阶段,胡政之真正主持《大公报》约两年有余,但这两年多时间却是胡政之办报生涯的重要阶段,为他后来二次主持《大公报》打下极好的基础。
1706125533
1706125534
这一阶段的《大公报》让后来人可以明显看到青年胡政之怀揣的报国理想,无论是关于张勋复辟、天津水灾的报道,还是五四运动、巴黎和会的报道,都体现了他悲天悯人的情怀和顺世界潮流而动的进步思想。当然,主持报馆工作也让胡政之认识到,一张报纸如果经济上不独立,而是依赖政客,将会非常被动。一旦政局变动,报纸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正是因为悟到这一点,六年后,胡政之与吴鼎昌、张季鸾再次办《大公报》时,就强调要做一份“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民间报纸,不被任何政治势力所左右。
1706125535
1706125537
经营新记《大公报》
1706125538
1706125539
离开《大公报》后,胡政之在林白水主持的《新社会报》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很快,他又去了上海,并且决定开办一家通讯社,起名国闻通讯社,仿效国外这种新潮的媒体格局。这次给他出钱的仍然是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卢永祥本将这一新闻机构当做讨伐直系军阀的宣传阵地,而胡政之则是当做新闻事业来做,他在北京、天津、汉口、重庆、广州等多个地方建立了分支机构,通讯社越做越大。后来卢永祥被直系打败,胡政之则实际掌握了通讯社。考虑到通讯社没有稿件的落地平台,没有发表评论的地方,胡政之又办了一张《国闻周报》。虽是周报,但是影响不小,评论、消息、图片、文艺等各种体裁,一应俱全。后来胡政之到天津办《大公报》,《国闻周报》也就从上海随迁至天津接着办,直到1937年休刊。
1706125540
1706125541
因为《国闻周报》的业务需要,胡政之经常会跑北京、天津,而他的老朋友张季鸾这时候几经辗转,也来到了天津,赋闲在家。两人时常相聚,做些清谈。一天他们边走边聊,路过已经倒闭的《大公报》门口,多有感叹。
1706125542
1706125543
世事无常,1920年亡命日本的王郅隆在1923年东京大地震时死去,他的儿子接手了《大公报》,却把报纸办得奄奄一息,终至倒闭。胡政之和张季鸾都是办报出身,就商量着能不能把《大公报》盘下来。可是谁出钱呢?他们想到共同的老友吴鼎昌。吴鼎昌时任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的总经理,吴鼎昌听完他们的想法,非常支持,从四行经济研究会的经费中拨出五万元,投资《大公报》。这五万元中,一万元用于从王郅隆儿子手中购买《大公报》的全部股份;一万元用于房租和购买设备等;其余作为人力资本和以后的各项开支。
1706125544
1706125545
1943年9月,为纪念张季鸾逝世两周年,胡政之写了回忆文章《回首一十七年》,回顾了1926年他们三人续办新记《大公报》的经过:“先是吾等三人决议之初,约定五事:(一)资金由吴先生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二)我等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大家都不得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三)我和张先生劳力入股,每届年终,需由报馆送予相当股额之股票;(四)吴先生任社长,我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先生任总编辑兼副经理;(五)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意见,决定主张、文字,分任撰述,而张先生则负责整理修正之责,意见有不同时,以多数决之,三人各不同时则从张先生。这也差不多是我们创业时的宪法。”
1706125546
1706125547
由此可见,这笔钱有三个特点:一是全部用于办报,不求任何回报,不以营利为目的,成功则扩大经营,失败也并不计较;二是对胡政之和张季鸾作了明确的分工安排,各取所长,不仅有“保底”的工资,还有“激励”的劳绩股;三是吴鼎昌参加报馆的工作,既不拿薪酬也不取分红,并在工作中充分尊重胡、张的意见。
1706125548
1706125549
应该说,《大公报》非常有幸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手中获得新生,这三人有着共同的想法,那就是独立办报、不拉政治关系、做人民的喉舌。这也成为《大公报》能够延续百年的基础。
1706125550
1706125551
二次走进《大公报》后,胡政之投入了所有的心血,工作几乎达到忘我的程度。徐铸成曾经回忆胡的工作状态:“胡每天清晨七八时即到报馆,巡视经理部,了解发行和广告情况,细读报纸,包括本市其他报纸。中午在经理部吃饭,打一个吨,一时许就重上班,督促白班的编辑(如副刊等版)、记者工作。三时,规定夜班编辑都要集中编辑部看报。他自己则认真阅读京沪及其他各地报纸,好的新闻,用红笔圈出,供各地新闻版参考。对外文报,日文、英文、法文报他也一份不漏。晚上在编辑部一起吃饭,饭后即开始工作。每星期他要写两篇社评,有时也写点新闻稿。八时左右,吴鼎昌来到编辑部,和张、胡漫谈时局,大约十时即回去。那时张季鸾先生即忙于看稿、撰文,胡则去经理室细审账目,对各地办事处作指示,直到深夜一两点才回家。他有过人的精力,每天只睡五六小时,工作时间则长达十三四小时。真可说把全部身心都扑在事业上了。”
1706125552
[
上一页 ]
[ :1.70612550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