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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进入报馆后，立即对人员、版面和内容都作了调整。报馆里的七个访员（记者）都如同师爷，胡政之几乎把他们全开除了，只留下一个。同时他还聘请北京的林白水、梁鸿志等人为特约访员，为其撰稿，很快报纸内容丰富起来。在版面方面，他将《大公报》十多年来固有的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更加符合当时人们的阅读习惯。不过，胡政之最主要的改革是内容方面，他开辟了很多新专栏，让报道耳目一新。尤其是他开的“特别记载”专栏，采访社会名流，配发图片，谈论的话题从政治、外交到文化、经济，不一而足，在当时的新闻界，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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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28岁的胡政之堪称铁人，不但主持了报馆的改革，还撰写或组织撰写了大量稿件，这其中最具影响的报道一是对张勋复辟的报道，二是胡政之亲自奔赴海外参与的巴黎和会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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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7月1日，张勋带领辫子军进京拉着溥仪复辟帝制。第二天，《大公报》以《共和国从此告终乎》为大标题，用多个版面对复辟的情形、处置黎元洪的传闻、北京的秩序、外交界的反应、清皇室的态度等都做了报道，简直可说是早期中国策划类报道的典范。胡政之还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署名评论《复辟》，说道：“吾人读法国革命史，诚知此举为必经之阶级，吾人观袁帝时代之往事，又不难推定其结果。”同日在二版还发表时评，直言复辟是倒行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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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几日，《大公报》密切关注此事，并且投入主要版面加以报道。尤其段祺瑞马厂誓师，举起讨逆大旗后，《大公报》的报道更加有力度，连篇累牍地刊发各地反对复辟的通电。一时间，“本报日来销路飞涨，工人印刷劳苦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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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重大报道即是胡政之对于巴黎和会的报道。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集和会，中国因为搭上了参战的末班车，得以以三等国的资格派代表参会。当时，各国记者云集巴黎，而中国以新闻记者身份前往采访的只有《大公报》的胡政之一人。派胡去巴黎的决定是王郅隆作出的，现在看来，这真是王郅隆一生中的一个重要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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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于1918年12月起程，1919年1月23日抵达巴黎。从1月25日和会开幕到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合约上签字，胡政之以一个中国记者的独特视角，亲历了和会的全过程。虽然当时的国内报纸关于巴黎和会有来自路透社等外国媒体的稿件，但是中国人的笔写出的文章更具有贴近性和亲切感。胡政之在《大公报》发表的“巴黎专电”、“巴黎特约通信”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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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政之的第一篇巴黎和会通讯中，就提出了“国之不可不自强也”的呼声。因为他通过亲眼所见，发现和会被英法美意日五国所操纵，二三等国家都没有说话的权利。所有事项都是五强国“先议决一定办法，然后提交大会报告一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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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个强国中，只有美国抱有公平的理想，能为弱国说句话，但是无奈被另外四个国家所孤立。山东问题是会上与中国关系最大的一件事，中国代表却只参加了三次会议，其余决定都是在有日本代表而无中国代表的会议上作出的。胡政之的《平和会议决定山东问题实记》披露了详细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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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几位中国专使的特征，胡政之也刻画得相当到位。他写道：“我国政府所派五专使，固极一时外交人才之选，然陆征祥谦谨和平而绌于才断，王正廷悃愊无华而远于事实，顾维钧才调颇优而气骄量狭，施肇基资格虽老而性情乖乱，魏宸组口才虽有而欠缺条理。”几个人因为代表的席次问题还闹出一场风波，后来陆征祥还离职出走，成了笑话。胡政之感慨，“中国人办事，两人共事必闹意见，三人共事必生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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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27日，关于山东问题，中国最终也没能改变和会的决定。中国代表王正廷、顾维钧和魏宸组三人彻夜开会，决定不参加次日的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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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协约国代表和德国代表在巴黎凡尔赛宫签订和平条约。签约会场面宏大，光记者就有四百多人，而中国记者中只有胡政之和他临时在法国请的助手谢东发，见证了那个历史时刻，写下了感人的通讯《1919年6月28日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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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的会场，留了两个位置给中国代表，但是直到午后也不见人来。胡政之料定中国代表不会到会场，于是和谢东发分别告知各国记者，并以中国报界名义向巴黎各通讯社发送通告，称签字无异于“引颈自决”。胡政之说，中国外交向来讲屈服，“今日之举，真足开外交史之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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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采访巴黎和会是胡政之记者生涯中最具光彩的一笔。多年后，胡政之对萧乾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我赶上，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被你遇上了”。还有一件胡政之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事，那就是他所采写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后来竟然成为他亲戚——将近20年后，丧偶的胡政之娶的第二任妻子正是顾维钧的侄女顾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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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出国采访，不仅对于中国新闻史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对于胡政之本人而言，也开阔了视野。采访完巴黎和会后，他并没有急着回国，而是在欧洲各国采访游历，直到1920年5月才返回国内，其间历时一年半。这段时间里，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欧美漫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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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此次出国，时间太久，《大公报》的背景已经发生变化。直皖战争后，皖系军阀战败，8月份，王郅隆仓皇出逃日本。在此情况下，胡政之只能离开《大公报》。从1916年10月到1920年8月，将近四年时间，除去出国一年半和回国后的动荡阶段，胡政之真正主持《大公报》约两年有余，但这两年多时间却是胡政之办报生涯的重要阶段，为他后来二次主持《大公报》打下极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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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的《大公报》让后来人可以明显看到青年胡政之怀揣的报国理想，无论是关于张勋复辟、天津水灾的报道，还是五四运动、巴黎和会的报道，都体现了他悲天悯人的情怀和顺世界潮流而动的进步思想。当然，主持报馆工作也让胡政之认识到，一张报纸如果经济上不独立，而是依赖政客，将会非常被动。一旦政局变动，报纸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正是因为悟到这一点，六年后，胡政之与吴鼎昌、张季鸾再次办《大公报》时，就强调要做一份“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民间报纸，不被任何政治势力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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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新记《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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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大公报》后，胡政之在林白水主持的《新社会报》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很快，他又去了上海，并且决定开办一家通讯社，起名国闻通讯社，仿效国外这种新潮的媒体格局。这次给他出钱的仍然是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卢永祥本将这一新闻机构当做讨伐直系军阀的宣传阵地，而胡政之则是当做新闻事业来做，他在北京、天津、汉口、重庆、广州等多个地方建立了分支机构，通讯社越做越大。后来卢永祥被直系打败，胡政之则实际掌握了通讯社。考虑到通讯社没有稿件的落地平台，没有发表评论的地方，胡政之又办了一张《国闻周报》。虽是周报，但是影响不小，评论、消息、图片、文艺等各种体裁，一应俱全。后来胡政之到天津办《大公报》，《国闻周报》也就从上海随迁至天津接着办，直到1937年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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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国闻周报》的业务需要，胡政之经常会跑北京、天津，而他的老朋友张季鸾这时候几经辗转，也来到了天津，赋闲在家。两人时常相聚，做些清谈。一天他们边走边聊，路过已经倒闭的《大公报》门口，多有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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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无常，1920年亡命日本的王郅隆在1923年东京大地震时死去，他的儿子接手了《大公报》，却把报纸办得奄奄一息，终至倒闭。胡政之和张季鸾都是办报出身，就商量着能不能把《大公报》盘下来。可是谁出钱呢？他们想到共同的老友吴鼎昌。吴鼎昌时任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的总经理，吴鼎昌听完他们的想法，非常支持，从四行经济研究会的经费中拨出五万元，投资《大公报》。这五万元中，一万元用于从王郅隆儿子手中购买《大公报》的全部股份；一万元用于房租和购买设备等；其余作为人力资本和以后的各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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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为纪念张季鸾逝世两周年，胡政之写了回忆文章《回首一十七年》，回顾了1926年他们三人续办新记《大公报》的经过：“先是吾等三人决议之初，约定五事：（一）资金由吴先生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二）我等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大家都不得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三）我和张先生劳力入股，每届年终，需由报馆送予相当股额之股票；（四）吴先生任社长，我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先生任总编辑兼副经理；（五）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意见，决定主张、文字，分任撰述，而张先生则负责整理修正之责，意见有不同时，以多数决之，三人各不同时则从张先生。这也差不多是我们创业时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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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这笔钱有三个特点：一是全部用于办报，不求任何回报，不以营利为目的，成功则扩大经营，失败也并不计较；二是对胡政之和张季鸾作了明确的分工安排，各取所长，不仅有“保底”的工资，还有“激励”的劳绩股；三是吴鼎昌参加报馆的工作，既不拿薪酬也不取分红，并在工作中充分尊重胡、张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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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大公报》非常有幸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手中获得新生，这三人有着共同的想法，那就是独立办报、不拉政治关系、做人民的喉舌。这也成为《大公报》能够延续百年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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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走进《大公报》后，胡政之投入了所有的心血，工作几乎达到忘我的程度。徐铸成曾经回忆胡的工作状态：“胡每天清晨七八时即到报馆，巡视经理部，了解发行和广告情况，细读报纸，包括本市其他报纸。中午在经理部吃饭，打一个吨，一时许就重上班，督促白班的编辑（如副刊等版）、记者工作。三时，规定夜班编辑都要集中编辑部看报。他自己则认真阅读京沪及其他各地报纸，好的新闻，用红笔圈出，供各地新闻版参考。对外文报，日文、英文、法文报他也一份不漏。晚上在编辑部一起吃饭，饭后即开始工作。每星期他要写两篇社评，有时也写点新闻稿。八时左右，吴鼎昌来到编辑部，和张、胡漫谈时局，大约十时即回去。那时张季鸾先生即忙于看稿、撰文，胡则去经理室细审账目，对各地办事处作指示，直到深夜一两点才回家。他有过人的精力，每天只睡五六小时，工作时间则长达十三四小时。真可说把全部身心都扑在事业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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