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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的组织结构都是胡政之一手操办，按照设置，出钱的吴鼎昌作为社长，是一把手，胡政之和张季鸾分管经营和报纸内容。经理下面有各个经理部，总编辑以下是各编辑部。1935年12月，因为吴鼎昌到政府任职，辞去了社长职务，此后《大公报》就不再设社长，大事小情都是胡政之和张季鸾商量决定，1941年9月张季鸾辞世后，胡政之成为报馆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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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大公报》先后在上海、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开办，胡政之于是先后成立了“大公报股份有限公司董监事联合办事处”以及“大公报社总管理处”。从胡政之的报馆组织设计看，分工明确，效率较高，新记《大公报》公司成立短短十多年，报纸就登上了中国报业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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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报纸方面，胡政之最值得称道的一条是：凡做经营的人，必先经过编辑训练。从后来做经理部领导的几位如李子宽、金诚夫、费彝民等人看，莫不如此。这一做法，值得今天的新闻单位仿效。胡政之明白，报纸的灵魂在编辑部，只有做出好的内容来，赢得读者喜爱，才能有影响，才能带来广告。内容上不去，版面不好看，硬件再好也是白搭。在胡政之的统领下，他的部下工作也非常卖力，报馆上下形成很好的工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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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记《大公报》从创刊的1926年起到胡政之逝世的1949年，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在这二十多年里，《大公报》辗转多处地方，始终没有停刊过一天，这其中凝聚了胡政之多少心血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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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开办一年的《大公报》上海馆刚刚走上正轨，却面临着日军进攻上海的凶险政局。当年8月，胡政之调集人马到武汉，由张季鸾带队，准备开办汉口版。多年共同奋斗的两位挚友不得不分头行动。临行前，胡政之对张季鸾说：“我相信中国抗战免不了毁灭一下，但毁灭之后一定能复兴。本报亦然。我留沪料理毁灭的事，愿兄到内地努力复兴大业。”坚守到1937年年底，胡政之接到日军要求“新闻检查”的通知，于是《大公报》发表《暂别上海》、《不投降论》的停刊社评，毅然撤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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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馆的情势不容乐观，刚刚创刊就面临日军对武汉的进逼。1938年3月，胡政之亲率人马赶赴香港，领导港馆的建设。而在此之前，胡政之已经安排了《大公报》骨干到重庆筹备新馆。香港人地生疏，创业非常艰难。胡政之千方百计找人才、组队伍，终于在1938年8月13日上海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出版了《大公报》香港版。在他亲自撰写的《本报发行香港版的声明》中说：“在这一年的民族神圣自卫战之中，我们在津在沪的事业都玉碎以殉国。只余一汉口版……现时依然奋斗着……中国民族解放的艰难大业，今后需要南华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所以我们更参加到港粤同业的队伍里来……虽然备历艰危，而一支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抗战的决心渗透笔尖。港版发行仅两个月，销量就增到五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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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馆闭馆、重庆馆开馆后，胡政之又于1940年冬天派人到桂林筹建新馆。1941年3月，桂版创刊，抢在了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和香港沦陷之前，这就保证了《大公报》始终没有因为战局变化而停刊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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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频繁地来往于香港、重庆、桂林，报馆条件再艰难，他也乐观对待，信心满满。他对报馆的同人说：“本报与国家同命运。国若亡则报亦亡；可是国家前途绝对有希望，绝不会亡。所以本报前途很光明，责任很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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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坚韧不拔的《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新闻服务奖”，即使到今天，在中国报纸里，这项荣誉也只有《大公报》获得过。荣誉之后，胡政之面临的是更大的压力，他一直并肩战斗的老友张季鸾于当年9月病逝，报馆的重担压在他一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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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丰富的胡政之很快重新布局，有条不紊地推进报馆工作。当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馆宣告停刊。不过胡政之对于香港馆一直很有感情，1948年，时局已经有所改观，已近六十岁的胡政之又率领精兵强将到香港，进行最后一次创业：筹办香港版的复刊。而他生命最后阶段的这个决定，被历史证明了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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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携年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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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能够长期受人关注，与报馆有一批出色的编辑记者是分不开的。胡政之在知人善任方面很有一套。后来很多新闻界名流徐铸成、范长江、萧乾等都得益于胡政之的一手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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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只有20岁的徐铸成一边在北师大读大学，一边在国闻通讯社当抄写员，算是勤工俭学。他发现经常抄写发往各地的新闻很多是政府公报，没什么新闻价值。初生牛犊不怕虎，徐铸成拿起笔给胡政之写了封信，建议国闻社适应变化，及时改变新闻采访的重点，凭借北京市文化古城的优势，关注各种文化活动。胡政之看了信，觉得这个年轻后生说得很有道理，立刻接见了他，并建议他到报馆兼职做工作，旋即吩咐属下给徐铸成印了“《大公报》记者”的名片，让徐第二天就到河北定县平教会去采访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活动。徐铸成赶到定县，晏阳初正好去了美国募捐筹款，于是晏阳初的助手带着徐铸成进行了参观走访，经过三天的采访，徐铸成了解了他们的办学思想，写出了《定县平教会参观记》一文，寄给《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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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对徐铸成的采访能力和文笔大加赞赏，立即将稿件在《大公报》上刊登，并亲自配发社论，希望知识分子不但要关注城市的教育，也要关注农村教育。随后，胡政之聘徐铸成为《大公报》正式记者，徐铸成的新闻生涯从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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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徐铸成的一次临危受命更加深了胡政之对他的信任。当时徐正在太原采访，一天忽然接到胡政之的电报：“有事望速回平。”原来，当时的北平国闻社主任曹谷冰因母亲去世回家奔丧，胡政之到北平亲自主持工作。见面后，他对徐说自己在天津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北平国闻社的事务就交给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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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1岁的徐铸成来说，这个重任确实有点让人发懵。第二天他到国闻社一看，办公室空空如也，几个编辑记者都没来，只有3个抄写员在等稿子。这时恰逢胡政之打来电话。电话中徐说自己资历浅，希望胡能另外请一个人来代管北平国闻社的事务。胡政之很坚决地问他能否暂时挑起这担子，得到肯定答复后，又让徐招几个练习生，并把原先几个编辑记者给开了。徐铸成代理主任一个多月，直到曹谷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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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后，胡政之认为徐铸成敢于担当，更加赏识并重用他。即使后来徐铸成有做得不周全的地方，胡政之也巧妙处理，既解决了问题，也给徐留了面子，双方都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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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铸成从北京调天津当普通编辑时，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曾多次将采访的新闻发给报馆的同时，也给邵飘萍夫人汤修慧主持的《京报》发电报，从而赚点外快。但是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样干了两个月后，消息灵通的胡政之知道了，他把徐铸成叫去作了个别谈话：“听说你夫人快要分娩了，家中开支要增加了。我已关照会计科，从本月起，你的薪水改为100元。”胡政之给足了徐铸成面子，徐也是聪明人，挣外快的活儿赶紧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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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理，胡政之对于员工的生活非常关心，员工平时遇到生活困难，可以借钱，只要情况属实，胡政之都尽量帮忙。徐铸成回老家江苏结婚的时候，因为手头拮据，曾写信向胡政之告急，胡政之立即汇去100元。这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款子，他只在信末加了一句：“盼兄以后多体物力之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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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铸成后来一路被提拔，一直做到桂林版总编辑，还前往上海复刊《大公报》沪版。尽管其间两人也有一些矛盾，比如桂馆关闭后，徐铸成等同人来到重庆，但没有受到重用，虽让他主持《大公晚报》的笔政，其实很多事也做不了主。这让徐铸成多有怨言，后来徐铸成转投《文汇报》，原因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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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徐铸成在后来的回忆中也不否认：“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悠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文、武、昆、乱不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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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胡政之花工夫栽培的年轻人中，最出名的莫过于范长江和萧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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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范长江到北京大学读书，刚到北京的时候，生活相当困难，他便给北平的《晨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写一些通讯稿。本也就为谋个生计，却没料到遇见了伯乐胡政之。胡觉得范长江文章写得不错，于是安排人联系范，聘他为《大公报》通讯员，每月津贴15元，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只为《大公报》写稿，不能为其他报社写稿。《大公报》如此大方，自然让当时穷困潦倒的范长江喜出望外，立即答应胡政之，并且为《大公报》努力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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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范长江一直没有见过胡政之，直到1935年。当时范长江萌生了考察西北、了解红军的愿望。应该说范长江的新闻敏感很强，他知道当时的中国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一是日军入侵中国，一是以西北为根据地的中共政权。这两个问题都是读者希望了解的，如果西北之行能够成功，将有可能了解大量中共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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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个计划，他首先联系过《世界日报》的成舍我，但是遭到了拒绝。于是他又投书《大公报》阐述计划。范长江当时的想法是，如果能弄到《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到中国西部去旅行，就可以接近红军，甚至进入红军，他所关心的最大问题就得以解决了。旅行记者行动自由，文责自负，而《大公报》只需支付稿费，不用承担工资、差旅费这些。范长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面见了胡政之，没想到胡政之对他的采访计划非常欣赏，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并为他写了好多介绍信，以备沿途遇到困难时使用。对于范长江“旅行记者”的身份，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范长江后来说：“《大公报》那时在全国声望很高，有了《大公报》的正式名义，又经常在报上发表我署名的通讯，还有《大公报》在全国的分支机构可以依靠，虽然我的经济情况那时还很困难，常常捉襟见肘，但我活动的局面已开始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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