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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报》不让办了，成舍我到上海和朋友办了《立报》，《立报》的口号是“只要少吸一支烟，你准看得起”、“五分钱可知天下事，一元钱可看三个月”，内容简单明了，非常丰富，并且请来张友鸾、张恨水、包天笑等人来办副刊，很快打开局面，发行量达到20万份，创下我国自有日报以来最高发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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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报》的成功最根本的在于成舍我的思想认识。成舍我想把报纸办成普通大众都能看、爱看，而不仅仅是给社会上的精英分子看的报纸，办报挣钱是自然的，但是有这样的见识足见此人比同时代诸多报人要高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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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成舍我上海、北平两头跑，既要照顾到《立报》，也要管《世界日报》，非常忙碌。不过事业的大好形势很快被日军的铁蹄踏碎。随着日军的狼子野心越来越显露，成舍我的报纸积极主张抗日，支持各种抗日救国运动。《世界日报》曾刊发社论说，“近日惟一要图惟有一战，养兵百万，非侮临头，不能一战，本已莫大可耻。国土任人占领，国人任人屠杀，乃犹不出一战，并世各国未尝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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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日军兵临城下。出任北平警察局长的汉奸潘毓桂出面和成舍我谈话，劝他加入维持会，《世界日报》则为日军服务。潘的意思显然是让成舍我当汉奸，这岂是性格耿直刚烈的成舍我可干的。虽然心爱的报纸经营了十多年，但是大是大非面前成舍我毫不含糊，他在日军进北平城的第二天，关掉《世界日报》，避走天津。随后，潘毓桂派汉奸喽啰接管了报馆，和其他几个报馆合并出了《华北新报》。报纸就这样彻底落到了日伪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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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报》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儿去。同年11月13日上海沦陷，坚持到最后一刻的《立报》于11月25日也闭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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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期间，成舍我只在香港复刊《立报》一段时间，但太平洋战争一爆发，香港《立报》也停了。这八年里他最主要的工作是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出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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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而为报人的成舍我来说，没有报纸办会是一种怎样的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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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在汉口开幕，成舍我是200名参政员之一。蒋介石在致辞中说到国民参政会的意义在于“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对侵略的势力、做殊死的斗争，以求得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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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汪精卫以国民参政会议长的身份宴请全体参政员。为显示对参政员的尊重，汪精卫站在宴会厅门口迎候大家，彭学沛也站在一旁。当彭见到成舍我进来时，觉得很尴尬，立即走开。汪精卫则紧握成舍我的手，并且与他寒暄：“我们大约已好多年不见了，你北平和上海的事业，都已为国家抗战而牺牲。我们很担心你在北平出不来。最近听说，你的《立报》又已在香港出版。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对中国人很不客气，尤其他们处处想博取日本人欢心，在那里办报，大概很苦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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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听了汪精卫的话，一点儿不给面子地说：“承汪先生这样关切，我不胜感激，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北平上海沦陷，个人事业的毁灭，那是无法避免，也是无足顾惜的。至于香港办报，诚然痛苦很多，所幸香港虽是殖民地，在相当范围内，还能实行法治，它好像还没有过不依法律手续，封报馆捕记者，从这一点说，是比我们过去在国内办报，要有较大的身体安全和言论自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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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听出来成舍我话里有话，马上松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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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8年到1948年，国民参政会历时四届，成舍我也连任了四届参议员。不过，他的参政表现却不敢恭维，给人印象基本是“不提案、不发言、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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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成舍我还当过“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由于国民党搞的“制宪国大”把共产党排除在外，导致国共关系决裂。共产党对大会持反对态度，参加大会的人如成舍我自然被认为是共产党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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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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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八年抗战终于结束。成舍我以重庆《世界日报》记者身份参加“陪都记者团”，飞赴南京，采访受降典礼。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后，成舍我立即赶赴上海，收回被日伪占据的上海《立报》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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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立报》的股东们却不打算接着办下去了。当年这张报纸是大家集资创办的，虽然成舍我是主办，但毕竟不是独资，所以股东们不愿意办下去，他也只得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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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边不亮北边亮，成舍我随即去了北平，接手真正属于自己的《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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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日报》1937年被日本人武田南阳抢走后，几经易名，和原来的《华北日报》合并，已经改叫《华北新报》。这时候，《华北新报》已被国民政府接管，报馆的大部分资产来自北平《世界日报》，也就是成舍我的个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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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之中，要想把自己的财产要回来，也不容易。成舍我是很有主意的人，他到了北平四处打听竟然找到了武田南阳的住所。成舍我派人向武田打听《世界日报》最终变成《华北新报》的前后经过，武田还提供了一份当年自己没收《世界日报》的财产清单和移交《华北新报》的财产清单，这对于成舍我来说，真是意外之喜。他向政府负责文化机关接管的人员提出交涉，政府原先并不想归还报馆，可是成舍我有确凿的证据，政府只好把部分财产还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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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以来，成舍我从没有这样开怀过。当1945年11月《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终于复刊的时候，他激情洋溢地写下了《我们这一代报人》一文作为复刊词，既是对读者的倾诉，也是自己澎湃内心的一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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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不幸，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在艰苦奋斗中，万千同样的报人中，单就我自己说，三十多年的报人生活，本身坐牢不下二十次，报馆封门也不下十余次。《世界日报》出版较晚，它创刊于民国十四年（即一九二五年），因为诞生地在北平，北平，此伟大庄严的古城，二十年来却多灾多难，内有各种军阀的混战，外有日本强盗的劫踞，《世界日报》和许多恶魔苦斗，所以也就不能不与北平同遭残酷的厄运。厄运最后一幕，竟使我们经过八年零三个月悠久时间，不能和读者相见，全部资产被敌人没收。起初竟盗用原名，继续出版，后改称《新民报》，再改《华北新报》。《世界日报》的生命中断，一个纯粹的民营的报纸，竟如此牺牲。实则此种艰辛险恶的遭遇，在这一时代的中国报业，也就算司空见惯、极其平凡；做一个报人，不能依循轨范，求本身正常的发展。人与报均朝不保夕，未知命在何时，我们真不幸，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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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另一角度看，我们也真太幸运了，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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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以较大的篇幅讲述了自己和张宗昌、汪精卫的斗争。抗战胜利时，张汪二人均已作古，而作为报人的成舍我却依然傲立。讲完事例，成舍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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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以真凭实据，证明我们的确太幸运，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过去凡是我们所反对的，几无一不彻底消灭。这不是我们若干报人的力量，而是我们忠诚笃实反映舆论的结果。再以此次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来说，在中国，因抗日而牺牲的报纸，不知有多少。当敌人没收我们资产时，岂不志得意满？利用我们资产，出版了多少伪报？曾几何时，我们终于旧地重来，物归原主。我为收回上海、南京、北平、香港的报纸器材，曾因小小波折，写过一封信给中央某部当局，我很率直地说：“抗战八年，我们做报人的，没有饿死、炸死，已算托上帝保佑，心满意足。我不希望向政府要一官半职；也不向任何机关要一文半钞，更不想藉此机会浑水摸鱼，抢他人一草一木，但凭自己血汗，辛苦经营得来的一草一木，可以掉头不顾被人没收，却绝不能在自己政府之下，自动放弃，无故牺牲。”我们有笔，要写文章；有口，要说话。报纸是发表意见最著功效的工具，我们一定要竭尽心力，珍重爱护。北洋军阀和日本强盗，都不能打倒我们，不仅过去如此，相信一切反时代反民众的恶势力，无论内外，都将永远如此。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自己，变成了时代和民众的渣滓。我们向正义之路前进，我们有无限的光明。我们太幸运，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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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幸”与“不幸”，在文章后半部分，成舍我提出了报人在政治和社会两个方面的作用。政治作用方面，以真正超然的立场，代表最大多数人民说话，要“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消除威胁国家民族生存的内外危机；社会作用方面，转变社会风气，改造国民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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