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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新生的《世界日报》如同走向新生的中国，令成舍我满怀豪情、充满希望。他期待着自己能够大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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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局面临巨大转折的历史时刻，知识分子想独善其身、超然物外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新闻界，和政局的联系更为紧密。成舍我奉行走“第三条路”，也就是国共两党之外的一条路，希望使中国不用通过革命——也就是内战——而是通过改良从而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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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年的战争早已让国民厌倦，知识分子中很多人更是对和平充满向往。但是，在剑拔弩张的局势面前，想走“第三条路”显然过于天真。1947年年初，和谈彻底破裂，这意味着唯有一战定生死，唯有武力决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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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样的结果，成舍我无比伤心，他在报纸上用一则民间寓言故事比喻无法避免的民族悲剧：一个富翁去世，两个儿子分财产，一只“翡翠碗”两人都不让，最后宁可摔碎了也不给对方。这个摔破“翡翠碗”的故事意味着中国人“不让”的思想早已渗透内心，其结果只能是“国家民族沦于万劫不复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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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之中，《世界日报》对国共双方多有批评，不过由于立场的问题，对于共产党的评论多带有讥讽、挖苦的味道，而对于国民党的批评往往是恨铁不成钢的口吻。虽说成舍我秉持中立、公正的立场，但是从他当参议员、“国大代表”的经历就可看出，他是奉国民党为正统的，虽然他没有加入国民党，但是他对三民主义的认同，对共产主义的不赞成，直接决定了他的实际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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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天津被攻克，北平和平解放。进城不久，北平军管会就查封了《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而这个时候成舍我恰巧在上海不在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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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在上海听到这件事后，立即写了一份声明刊登在《申报》上。自己辛辛苦苦创办的报纸被查封，成舍我的心情自然是糟透了，4月，他带着家眷移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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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这一走，从此便远离了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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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成舍我1949年之前的办报经历，可以归纳出他经营的几个特点。首先是节俭。成舍我从小家境贫寒，有很强的节约意识。而作为老板，他得挣钱给员工发工资、维持报馆运作，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报业不算什么暴利行业，成舍我锱铢必较倒也可以理解。不过有时候对员工过于严苛，下面人难免会有怨言。报馆的练习生入社时必须有铺保，每月薪金只有10元到20元，而且三年之内，报社可随时辞退不用，而练习生不能辞职不干。校对如有错字没校对出来，也要罚钱，有的校对到月底发薪水的时候，只有可怜的几块钱，还不够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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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为了减少电耗，想出怪招，在排字架下面设计装上脚踏的电灯开关，工人排字时，用脚踏上开关才能开灯，离开架子灯自然就灭了。这样的设计真让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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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别人吝啬，对自己也吝啬，他个人除了做报纸，没什么其他爱好，据说在去欧美考察的轮船上，有个外国旅客在甲板上和他闲聊，问他是否抽烟喝酒等，成舍我说没这些爱好，外国游客用奇怪的眼光望着他问：“那你为什么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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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严苛节省，难免会丧失一些机遇。1935年，还是大学生的范长江先找到成舍我，希望《世界日报》赞助他去西北采访，并且递上了计划书。成舍我因为舍不得出钱，拒绝了范长江。范转而联系上《大公报》的胡政之，胡鼎力相助，这样才有了后来轰动一时的西北通讯。当范长江的报道洛阳纸贵的时候，成舍我只能后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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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节俭，成舍我还有一点就是做事极其认真，事必躬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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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京报》的邵飘萍，抓大放小，活得潇洒，成舍我什么事都管，非常辛苦。他曾经说自己这么做，实在是用人太难，不得已而为之。“有的人老实忠厚，但他头脑简单，不会做事，你不干涉他，他也要向你请示，什么事都不敢做主，所以要管；有的人智慧高，主意多，但他什么事都想自作主张，遇事横冲直闯，一不小心，他就会给你惹乱子，所以更要管。既肯做事，又肯负责的人，往往找不到，所以说‘用人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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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无巨细都要抓自然相当敬业，有时过于认真也闹过小笑话。有一次北平《世界日报》驻南京记者没有到现场采访，抄了小报消息说玄武湖展出大乌龟。第二天各家大报都说展出的是玳瑁。成舍我甚为恼火，立刻发了个电报到南京质问：“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让人不免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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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的《世界日报》影响力那么大，和他善于用人很有关系。数次出任他报纸总编辑的张友鸾就是成舍我用人成功的实例。张友鸾是最早进入《世界日报》工作的人员之一，没干几个月就被成舍我任命为总编辑，干了两年后，张友鸾回老家安庆去办报。成舍我创办南京《民生报》又把他请去做总编辑，没过多久张友鸾年轻气盛和成舍我闹翻离开《民生报》，辗转去陈铭德办的《新民报》工作，后来自己办报失败又回到成舍我那里。反反复复好几回，成舍我倒不计前嫌，真是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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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到了香港后，一面办着一份《自由人》三日刊，一面也在思考下一步怎么走。大陆他是肯定回不去了，在香港期间，他对共产党的批评言辞激烈，有些言论超出了客观公正的立场，比如说中共的宣传工作完全是说谎，中共“以诈骗得中国”。他也不大想跟着国民党，一直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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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对共产党唱衰的1951年7月，成舍我16岁的儿子成思危却去意已决，背着行囊跨过罗湖桥回到新中国，多年后更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舍我比较开明，对于儿子的政治选择不作太多干涉，但成夫人萧宗让对这唯一的儿子十分不舍，终日以泪洗面。1952年底，成舍我一家人赴台定居后，成夫人曾写了100多封信找寻儿子，全部石沉大海。萧宗让直到1964年去世，也没有再见过儿子。而成舍我与成思危的相见已是父子分别28年后的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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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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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到了台湾后，本想复刊《世界日报》，但国民党实行“报禁”，对于创办新报纸和复刊原报纸都不松口。成舍我向台湾的宣传部门写信力争复刊，当时的国民党宣传部长陶希圣带话给成舍我说，复刊也是有可能的，但建议最好给蒋介石写封信。成舍我说，我办的是民间报纸，为什么要给蒋写信呢？一写信要求复刊，他肯定对我有要求，我也要对他有所承诺，不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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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固执的结果自然是《世界日报》在台湾复刊的愿望破灭。把一生都许给了新闻事业的成舍我当然不能无所事事，于是决定办新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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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成舍我早在1932年就创办过北平新闻专科学校，为自己的报馆和社会培养新闻人才。当时他开办了初级职业班和高级职业班，后来还打算开办本科班，但因为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而作罢。“北平新专”出来的学生都是新闻全才，采访写稿、检字排版样样都没问题。授课老师大部分是《世界日报》的资深编采人员，成舍我对徐宝璜、邵飘萍等人写的基本新闻学著作都不满意，教的全是自己的一套。他的那套新闻编采理论因为来源于实际，所以非常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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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他在桂林的时候，还办过桂林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招收流亡学生，还免收学费，提供食宿，受到年轻人欢迎。两年后因为日军逼近桂林，学校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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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一手做新闻实务，一手做新闻教育，把理论和实际结合到一起，很有意义。他本身精力充沛，闲不下来，当局看他愿意办学，真是求之不得，认为这总比他创办报纸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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