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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已经在海外漂泊了近两年的邹韬奋在美国听说了“《新生》事件”，这加速了他回国的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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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杜重远主持的《新生》当时刊登了艾寒松写的《闲话皇帝》，里边提到了日本天皇，说天皇本是学生物专业出身，对研究生物有兴趣，按照日本宪法，皇帝是世袭制，不得不做，实际上没有实权，只在接见外宾、举行典礼的时候才用得着天皇，日常工作不过收集动植物标本等。这些内容一般读者也没太在意，但上海的日文报刊对此表示愤慨，日本政府借机挑起事端，认为文章对天皇大不敬，要求国民党政府将《新生》封门，并审判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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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作者艾寒松已出国避风头，被推上被告席的是杜重远。其实，这期稿件在刊发前国民党审查机关看过的，所以要说责任，当局也有责任。当局为了避免日本人找麻烦，三番两次找杜重远，希望他在法庭上“背黑锅”，说稿件没有经过审查。并承诺只要承认没审查，最后不会量刑，而是罚款了事。出于大局考虑，杜重远、胡愈之等人接受了当局条件，但可恨的是，因为日本方面的施压，杜重远还是被判了刑，《新生》周刊也被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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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异国他乡的邹韬奋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难受，他于当年8月回归祖国，一到上海，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到漕河泾监狱去看望杜重远。杜出狱后写过一本《狱中杂记》，邹韬奋在序言中称他是“血性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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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的邹韬奋看到中国和他两年前走的时候一样积弊重生，非常感慨。他迫不及待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于11月创刊《大众生活》周刊，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三大目标，将事业发展融入民族解放的洪流中。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援助。邹韬奋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他认为学生们“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吁凡是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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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端木蕻良那时还是清华大学学生，他后来回忆说：“沸腾的北方，响应着红军北上抗日的号召，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一二·九’运动，在宣武门前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的陆璀的照片，又很快成为《大众生活》的封面。这对北方青年来说，都是起到互相推动和鼓舞的作用的。当时，《生活》这两个字和‘进步’两个字有着同等的意义。这个刊物，连偏僻的小城镇都可以看到。”“一二·九”之后，端木蕻良拿着陶行知写的介绍信跑到上海生活书店去拜望邹韬奋，见面后，对邹韬奋无比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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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生活》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创出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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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骄人的成绩维持的时间很短，《大众生活》逃脱不了《生活》周刊的命运。《大众生活》的言论，再度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惶恐。他们一方面对邹韬奋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四处散布谣言；另一方面，严格限制《大众生活》，禁止它在各地发售及从邮局邮寄。国民党政府还接连派出政坛说客，拉拢、利诱邹韬奋屈从就范。对于这些软硬兼施的卑劣手段，邹韬奋都予以无情反击。他明确表示：“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邹韬奋决定暂避锋芒，于1936年2月前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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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办刊的过程总是这样起起伏伏，好在他早已有思想准备，所谓“九死而不悔”。到香港不久，又在胡愈之、金仲华等好友的帮助下，开办了《生活日报》，同样是以文化的手段宣传民族解放。这个时候，他已经参加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当选为执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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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成各党派联合抗敌，邹韬奋和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人于7月15日联名发表胡愈之帮助起草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明确表示支持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篇文章在《生活日报》刊出后，立即获得中共方面的认同，毛泽东还亲自写了封表达谢意的信件让潘汉年从陕北苏区带到上海，这样，邹韬奋等人与中共的正式代表开始有了直接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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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文章主张停止西南的军事行动，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并且呼吁言论自由，这自然是令国民党方面反感的。只是没有料到，这种反感，演变成后来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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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22日，邹韬奋下班后参加了一个援助绥远抗日的会议，直到11点才结束，回到家已经子夜时分。凌晨两点半，他正在酣睡，却被一阵紧急的敲门声和夫人沈粹缜的惊呼声惊醒。他赶忙起来，问发生了什么事。夫人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后门被敲得更凶了，并且听见有人大喊：“赶快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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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此时已经明白了门外这些人的来意，只是因为他从来不把这些令人担心的事情告诉夫人，夫人并不知道门外何人，还以为是强盗，不打算开门。邹韬奋说外面是巡捕房的人，便穿衣下去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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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邹韬奋被四个人带到法国巡捕房进行问话。与此同时，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六人也都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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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邹韬奋等人被解送到吴县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拘禁起来，“七君子”开始了在苏州长达十个月的铁窗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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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的被捕，在国内引起轰动。宋庆龄的反应很快，她托孙科带了一封信给冯玉祥，请冯出面帮忙解救“七君子”。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声明，对国民政府的做法表示愤慨。当时在美国的陶行知等人还发表《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表示声援。如果陶行知11月份没有出国，相信也会遭到国民党的逮捕。共产党方面，也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发出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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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国民党内部，对此案的看法也多有分歧。于右任、孙科、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都主张立即无条件释放，而此中反应最强烈的当属张学良。他特意乘坐军用飞机到达洛阳，面见正在部署“剿共”的蒋介石，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他对蒋说：“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然而，张的请求遭到蒋介石的拒绝。情急之下，张学良说了狠话：“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介石回答：“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张学良无奈，悻悻回到西安，不久，蒋介石到西北指导“剿匪”工作，被张学良、杨虎城采取非常行动扣押，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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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让人诧异的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内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国民政府竟冒天下之大不韪，还扣押着“七君子”不放，而且正式提起公诉，从而引起更大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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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是个极勤奋的人，被关在看守所的十个月里，他仍然笔耕不辍。除了“出庭受审”，其他时间都在写作翻译，居然写了30多万字。《经历》就是他在狱中完成的一部自传性著作，其中写道：“我在二十年前想要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要做的还是个新闻记者——不过意识要比二十年前明确些，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一个形容词。我所仅有的一点微薄的能力，只是提起这支秃笔和黑暗势力作艰苦的斗争，为民族和大众的光明前途尽一部分的推动工作。我要掮着这支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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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案持续时间过长，因为关押的都是文化名人，国民党方面也着实难办。判刑吧，舆论不答应；说无罪吧，政府颜面尽失。最后，江苏高等法院想了个折中的办法，以被告家庭困难等理由，裁定停止羁押，具保释放。这样，1937年7月31日，邹韬奋等七人才结束了被关押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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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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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自由后，邹韬奋等人拜访了98岁的爱国老人马相伯，谈到了有关抗战的问题。邹韬奋特意拿出马相伯1935年12月书赠的手迹“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给众人看，并表示无论困难多大，都要坚持抗战。马相伯问他最近打算做什么，邹韬奋回答，“创办一个刊物。”这个于8月在上海面世的刊物就叫《抗战》，是个三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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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上海沦陷。生活书店大部分人员西撤，邹韬奋和郭沫若一同坐船绕道香港去武汉。沿途无数男女青年前来探访，邹韬奋也经常做演讲，虽然身体上很疲劳，但是精神十分愉悦。1938年，在武汉，《抗战》三日刊和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五日刊，仍是邹韬奋主编。后来《全民抗战》迁到重庆出版，生活书店总店也迁到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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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的时候，邹韬奋认识了周恩来。如果说之前他对共产党的认识还不够具象，那么从这时开始，他的思想开始完全转变到共产党这边来了。邹韬奋到武汉的时候，生活书店已由经理徐伯昕和总编辑张仲实带领，先期抵达武汉。武汉当时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共产党也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潘汉年等人都在办事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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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张仲实和办事处的各位较熟悉，他便安排了邹韬奋和董必武的会见，董必武介绍了办事处的功能和在周恩来领导下所开展的工作，让邹韬奋大为赞赏。虽然和周恩来未曾晤面，但是久闻大名，邹韬奋一直怀着景仰之情，所以，他向张仲实提出与周见面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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