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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张仲实穿针引线，让邹韬奋终于见到了周恩来。当邹周二人在八路军办事处会面时，周恩来潇洒的风度和富有节奏的谈吐深深吸引了邹韬奋，周对邹韬奋和张仲实说：“爱国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宝贝，你们二人都是知识分子，有知识，又爱国，希望我们更密切地配合起来，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一起走抗日救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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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国民党的查封迫害，一面是共产党的嘘寒问暖，两相对比，让邹韬奋的思想发生了更大的转变。他对周恩来无比敬佩，多次对张仲实说：“周恩来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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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至重庆后，邹韬奋和周恩来的接触更为频繁，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了更多的了解。随着接触的深入，邹韬奋数次提出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说，你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同国民党做政治斗争，比以共产党员身份起的作用更大。邹韬奋听从了周恩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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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组织上是党外，思想行动上邹韬奋的确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和当时多数知识分子游移的态度不同，邹韬奋非常明确地靠拢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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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发生后，邹韬奋惨淡经营的出版事业遭到严重打击，遍布全国的生活书店屡遭封门。有一天，他竟然连续收到八处书店被封的电报。困难时刻，他首先想到的是周恩来。1941年2月的一个夜晚，邹韬奋和夫人去重庆曾家岩拜访周恩来、邓颖超。邹韬奋和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保存文化界的进步力量，在海外开展文化宣传工作，决定逐步把在重庆、桂林等地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转往香港，在那里建立文化阵地。根据周恩来的意见，邹韬奋一面继续与国民党方面斗争，一面做准备，将生活书店的领导中心转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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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书店被封闭的消息一个接一个，让邹韬奋内心无法平静。2月20日深夜，贵阳书店被封，更严重的是，全体职工无故被捕。由于邮路封锁，直到2月23日，邹韬奋才得到确切消息。当时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即将召开，担任着国民参政员职务的邹韬奋按说是要去参会的，他经过考虑，决定辞去国民参政员，离开重庆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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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沈钧儒、史良等老朋友道别后，他特意到自己的恩人、伯乐黄炎培寓所辞行，两位多年的好友握手大哭而别。此后，两人再没有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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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路艰险到达香港，已是3月初，邹韬奋是闲不住的人，一安顿好就张罗着筹备复刊《大众生活》。当时金仲华、茅盾、夏衍、乔冠华、胡绳等文化名人都聚集在香港，给予了邹韬奋很多的支持。香港的《大众生活》依然是坚定地站在大众一边，坚持宣传抗日和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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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这一次在香港停留的时间不过十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宋庆龄接触颇多，两人的友谊由此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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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宋庆龄已经在香港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意在动员海外华侨和世界各国人民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并主要以中共为援助对象。邹韬奋到达香港后就加入了保卫中国同盟，并经常为“保盟”的刊物撰稿。因为“保盟”要接收大批救济物资，他还动员夫人沈粹缜去宋庆龄那里帮忙整理分派物资，来往多了，宋庆龄和邹韬奋、沈粹缜的感情自然日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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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去世后，宋庆龄一如既往地关心沈粹缜。1981年5月，宋庆龄病重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沈粹缜日夜守护在她身旁。5月29日清晨，宋庆龄已处于弥留之际。她微微睁开眼睛看着病床前陪伴她的沈粹缜，断断续续地说：“沈大姐，你休息吧！……你休息了吗？……一定要休息。”一连说了三个休息，这是宋庆龄最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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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邹韬奋和茅盾、夏衍、金仲华等文化界名人，在周恩来的指示和地方党组织的安排下，撤离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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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引领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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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离开香港，因为是中共的安排，所以去了广东东江抗日根据地。这是邹韬奋第一次直接和中共的基层交往，让他觉得非常新鲜。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参观、访问了许多学校，并和当地群众、部队一起生产、劳动。亲身的感受和体会，使他感慨万千，备受鼓舞。他深情地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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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忘我工作的邹韬奋这个时候已经查出患有耳疾。原来，他在广东的时候得了一种病，开始时右耳耳鸣，后来逐渐红肿，并伴有阵痛、流出黏液。用当地的土方治疗后有所好转。但回到上海之后，由于认识他的人太多，为了防止走漏风声，他只能尽量待在屋子里，这样就耽误了他的诊疗。后来，邹韬奋通过关系找到一位医生检查，医生说是“中耳炎”，邹韬奋也就没有放在心上。随后，他又到了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与陈毅等新四军将领有了交往，因为时值隆冬，陈毅还送了邹韬奋一件皮袍。不幸的是，此时邹韬奋的耳疾加重，当地医生认为不是中耳炎，很可能是不治之症，应该立即转地治疗，不能延误。陈毅听说后非常重视，派专人护送邹韬奋回上海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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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海，邹韬奋首先找到了生活书店的老同事陈其襄。陈其襄当时在上海负责生活书店的工作，在法租界开设了一个地下经济机构“正泰商行”，并以一家公司经理的公开身份作掩护。陈其襄和张锡荣、张又新等都是生活书店的同事，他们根据党的指示，做了周密的考虑和布置。当时邹韬奋夫人沈粹缜与三个孩子还在桂林，他们就联系到了邹韬奋的二妹邹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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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恩俊是一位医药化验师，认识一些医生。他们先请生活书店在上海时期的医药顾问曾耀仲医生为邹韬奋检查。曾耀仲约请了医学界的几个朋友会诊，一致认为是耳癌，必须手术治疗。张锡荣花钱在杭州搞到一张“良民证”，邹韬奋化名“李晋卿”住进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现华山医院）的特等病房，请著名耳鼻喉科专家穆瑞芬医师主持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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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的挚友徐伯昕后来回忆说：“先生的病是癌症，1942年八九月间，病症初起，患部在右耳后部至右颊，右耳内有脓水流出，1943年一二月间，病痛加重，患部剧痛如刺，日不能安生，夜不能安眠，但仍忍痛工作，写文说话或演讲。”可见当时邹韬奋患病后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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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手术后的放射治疗，对人的损伤很大。邹韬奋每做一次，即呕吐不止。由于手术中损伤了颌面部的神经，他的半边脸歪了。邹韬奋经常照着镜子，自嘲说：“这倒好，使别人更不容易认出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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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长子邹家华都来到上海。至1943年9月，邹韬奋在红十字会医院住了半年多，为了避免引起敌伪注意，便转移到格罗希路上的格罗疗养院继续治疗。这是一家私人小医院，只有20张病床。这时邹韬奋的病情又有了变化，癌细胞已转移到脑部，并向下扩散，每天头痛不止，只能靠注射杜冷丁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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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襄负责采购杜冷丁，他几乎把当时上海能买到的杜冷丁都买光了。起初，一支杜冷丁能维持两三天，到最后药效缩短，每天都需要注射。夫人沈粹缜也学会了打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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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伯昕后来记述：“疼痛最剧烈时，先生用两手捧颈，转侧起伏，呻吟不息，眼泪夺眶而出。先生常对在旁的朋友说：‘我的眼泪并不是懦弱，也不是悲观的表示，只是痛到最最痛苦的时候，用眼泪来和疾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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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伪情报机构已经获悉邹韬奋在上海治病，医院更加不安全。邹韬奋不得不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暂住。此时他已无力写作，剧痛次数增加，从局部扩展到全身，坐卧不安。有时痛得两只手捧着头，一面流泪，一面发抖，从床上爬到地上，又从地上爬到床上，杜冷丁的作用也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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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抢救，曾耀仲医生不惜冒生命危险，把邹韬奋接进了他自己开设不久的上海医院。为安全起见，邹韬奋的假“良民证”上的“李晋卿”改为“季晋卿”，沈粹缜也改称“季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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