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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张仲实穿针引线,让邹韬奋终于见到了周恩来。当邹周二人在八路军办事处会面时,周恩来潇洒的风度和富有节奏的谈吐深深吸引了邹韬奋,周对邹韬奋和张仲实说:“爱国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宝贝,你们二人都是知识分子,有知识,又爱国,希望我们更密切地配合起来,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一起走抗日救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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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国民党的查封迫害,一面是共产党的嘘寒问暖,两相对比,让邹韬奋的思想发生了更大的转变。他对周恩来无比敬佩,多次对张仲实说:“周恩来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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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至重庆后,邹韬奋和周恩来的接触更为频繁,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了更多的了解。随着接触的深入,邹韬奋数次提出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说,你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同国民党做政治斗争,比以共产党员身份起的作用更大。邹韬奋听从了周恩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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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组织上是党外,思想行动上邹韬奋的确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和当时多数知识分子游移的态度不同,邹韬奋非常明确地靠拢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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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发生后,邹韬奋惨淡经营的出版事业遭到严重打击,遍布全国的生活书店屡遭封门。有一天,他竟然连续收到八处书店被封的电报。困难时刻,他首先想到的是周恩来。1941年2月的一个夜晚,邹韬奋和夫人去重庆曾家岩拜访周恩来、邓颖超。邹韬奋和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保存文化界的进步力量,在海外开展文化宣传工作,决定逐步把在重庆、桂林等地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转往香港,在那里建立文化阵地。根据周恩来的意见,邹韬奋一面继续与国民党方面斗争,一面做准备,将生活书店的领导中心转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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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书店被封闭的消息一个接一个,让邹韬奋内心无法平静。2月20日深夜,贵阳书店被封,更严重的是,全体职工无故被捕。由于邮路封锁,直到2月23日,邹韬奋才得到确切消息。当时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即将召开,担任着国民参政员职务的邹韬奋按说是要去参会的,他经过考虑,决定辞去国民参政员,离开重庆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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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沈钧儒、史良等老朋友道别后,他特意到自己的恩人、伯乐黄炎培寓所辞行,两位多年的好友握手大哭而别。此后,两人再没有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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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路艰险到达香港,已是3月初,邹韬奋是闲不住的人,一安顿好就张罗着筹备复刊《大众生活》。当时金仲华、茅盾、夏衍、乔冠华、胡绳等文化名人都聚集在香港,给予了邹韬奋很多的支持。香港的《大众生活》依然是坚定地站在大众一边,坚持宣传抗日和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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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这一次在香港停留的时间不过十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宋庆龄接触颇多,两人的友谊由此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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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宋庆龄已经在香港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意在动员海外华侨和世界各国人民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并主要以中共为援助对象。邹韬奋到达香港后就加入了保卫中国同盟,并经常为“保盟”的刊物撰稿。因为“保盟”要接收大批救济物资,他还动员夫人沈粹缜去宋庆龄那里帮忙整理分派物资,来往多了,宋庆龄和邹韬奋、沈粹缜的感情自然日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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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去世后,宋庆龄一如既往地关心沈粹缜。1981年5月,宋庆龄病重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沈粹缜日夜守护在她身旁。5月29日清晨,宋庆龄已处于弥留之际。她微微睁开眼睛看着病床前陪伴她的沈粹缜,断断续续地说:“沈大姐,你休息吧!……你休息了吗?……一定要休息。”一连说了三个休息,这是宋庆龄最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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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邹韬奋和茅盾、夏衍、金仲华等文化界名人,在周恩来的指示和地方党组织的安排下,撤离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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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引领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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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离开香港,因为是中共的安排,所以去了广东东江抗日根据地。这是邹韬奋第一次直接和中共的基层交往,让他觉得非常新鲜。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参观、访问了许多学校,并和当地群众、部队一起生产、劳动。亲身的感受和体会,使他感慨万千,备受鼓舞。他深情地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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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忘我工作的邹韬奋这个时候已经查出患有耳疾。原来,他在广东的时候得了一种病,开始时右耳耳鸣,后来逐渐红肿,并伴有阵痛、流出黏液。用当地的土方治疗后有所好转。但回到上海之后,由于认识他的人太多,为了防止走漏风声,他只能尽量待在屋子里,这样就耽误了他的诊疗。后来,邹韬奋通过关系找到一位医生检查,医生说是“中耳炎”,邹韬奋也就没有放在心上。随后,他又到了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与陈毅等新四军将领有了交往,因为时值隆冬,陈毅还送了邹韬奋一件皮袍。不幸的是,此时邹韬奋的耳疾加重,当地医生认为不是中耳炎,很可能是不治之症,应该立即转地治疗,不能延误。陈毅听说后非常重视,派专人护送邹韬奋回上海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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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海,邹韬奋首先找到了生活书店的老同事陈其襄。陈其襄当时在上海负责生活书店的工作,在法租界开设了一个地下经济机构“正泰商行”,并以一家公司经理的公开身份作掩护。陈其襄和张锡荣、张又新等都是生活书店的同事,他们根据党的指示,做了周密的考虑和布置。当时邹韬奋夫人沈粹缜与三个孩子还在桂林,他们就联系到了邹韬奋的二妹邹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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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恩俊是一位医药化验师,认识一些医生。他们先请生活书店在上海时期的医药顾问曾耀仲医生为邹韬奋检查。曾耀仲约请了医学界的几个朋友会诊,一致认为是耳癌,必须手术治疗。张锡荣花钱在杭州搞到一张“良民证”,邹韬奋化名“李晋卿”住进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现华山医院)的特等病房,请著名耳鼻喉科专家穆瑞芬医师主持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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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的挚友徐伯昕后来回忆说:“先生的病是癌症,1942年八九月间,病症初起,患部在右耳后部至右颊,右耳内有脓水流出,1943年一二月间,病痛加重,患部剧痛如刺,日不能安生,夜不能安眠,但仍忍痛工作,写文说话或演讲。”可见当时邹韬奋患病后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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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手术后的放射治疗,对人的损伤很大。邹韬奋每做一次,即呕吐不止。由于手术中损伤了颌面部的神经,他的半边脸歪了。邹韬奋经常照着镜子,自嘲说:“这倒好,使别人更不容易认出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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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长子邹家华都来到上海。至1943年9月,邹韬奋在红十字会医院住了半年多,为了避免引起敌伪注意,便转移到格罗希路上的格罗疗养院继续治疗。这是一家私人小医院,只有20张病床。这时邹韬奋的病情又有了变化,癌细胞已转移到脑部,并向下扩散,每天头痛不止,只能靠注射杜冷丁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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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襄负责采购杜冷丁,他几乎把当时上海能买到的杜冷丁都买光了。起初,一支杜冷丁能维持两三天,到最后药效缩短,每天都需要注射。夫人沈粹缜也学会了打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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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伯昕后来记述:“疼痛最剧烈时,先生用两手捧颈,转侧起伏,呻吟不息,眼泪夺眶而出。先生常对在旁的朋友说:‘我的眼泪并不是懦弱,也不是悲观的表示,只是痛到最最痛苦的时候,用眼泪来和疾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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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伪情报机构已经获悉邹韬奋在上海治病,医院更加不安全。邹韬奋不得不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暂住。此时他已无力写作,剧痛次数增加,从局部扩展到全身,坐卧不安。有时痛得两只手捧着头,一面流泪,一面发抖,从床上爬到地上,又从地上爬到床上,杜冷丁的作用也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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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抢救,曾耀仲医生不惜冒生命危险,把邹韬奋接进了他自己开设不久的上海医院。为安全起见,邹韬奋的假“良民证”上的“李晋卿”改为“季晋卿”,沈粹缜也改称“季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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