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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邹韬奋被四个人带到法国巡捕房进行问话。与此同时，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六人也都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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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邹韬奋等人被解送到吴县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拘禁起来，“七君子”开始了在苏州长达十个月的铁窗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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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的被捕，在国内引起轰动。宋庆龄的反应很快，她托孙科带了一封信给冯玉祥，请冯出面帮忙解救“七君子”。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声明，对国民政府的做法表示愤慨。当时在美国的陶行知等人还发表《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表示声援。如果陶行知11月份没有出国，相信也会遭到国民党的逮捕。共产党方面，也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发出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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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国民党内部，对此案的看法也多有分歧。于右任、孙科、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都主张立即无条件释放，而此中反应最强烈的当属张学良。他特意乘坐军用飞机到达洛阳，面见正在部署“剿共”的蒋介石，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他对蒋说：“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然而，张的请求遭到蒋介石的拒绝。情急之下，张学良说了狠话：“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介石回答：“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张学良无奈，悻悻回到西安，不久，蒋介石到西北指导“剿匪”工作，被张学良、杨虎城采取非常行动扣押，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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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让人诧异的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内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国民政府竟冒天下之大不韪，还扣押着“七君子”不放，而且正式提起公诉，从而引起更大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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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是个极勤奋的人，被关在看守所的十个月里，他仍然笔耕不辍。除了“出庭受审”，其他时间都在写作翻译，居然写了30多万字。《经历》就是他在狱中完成的一部自传性著作，其中写道：“我在二十年前想要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要做的还是个新闻记者——不过意识要比二十年前明确些，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一个形容词。我所仅有的一点微薄的能力，只是提起这支秃笔和黑暗势力作艰苦的斗争，为民族和大众的光明前途尽一部分的推动工作。我要掮着这支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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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案持续时间过长，因为关押的都是文化名人，国民党方面也着实难办。判刑吧，舆论不答应；说无罪吧，政府颜面尽失。最后，江苏高等法院想了个折中的办法，以被告家庭困难等理由，裁定停止羁押，具保释放。这样，1937年7月31日，邹韬奋等七人才结束了被关押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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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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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自由后，邹韬奋等人拜访了98岁的爱国老人马相伯，谈到了有关抗战的问题。邹韬奋特意拿出马相伯1935年12月书赠的手迹“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给众人看，并表示无论困难多大，都要坚持抗战。马相伯问他最近打算做什么，邹韬奋回答，“创办一个刊物。”这个于8月在上海面世的刊物就叫《抗战》，是个三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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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上海沦陷。生活书店大部分人员西撤，邹韬奋和郭沫若一同坐船绕道香港去武汉。沿途无数男女青年前来探访，邹韬奋也经常做演讲，虽然身体上很疲劳，但是精神十分愉悦。1938年，在武汉，《抗战》三日刊和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五日刊，仍是邹韬奋主编。后来《全民抗战》迁到重庆出版，生活书店总店也迁到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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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的时候，邹韬奋认识了周恩来。如果说之前他对共产党的认识还不够具象，那么从这时开始，他的思想开始完全转变到共产党这边来了。邹韬奋到武汉的时候，生活书店已由经理徐伯昕和总编辑张仲实带领，先期抵达武汉。武汉当时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共产党也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潘汉年等人都在办事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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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张仲实和办事处的各位较熟悉，他便安排了邹韬奋和董必武的会见，董必武介绍了办事处的功能和在周恩来领导下所开展的工作，让邹韬奋大为赞赏。虽然和周恩来未曾晤面，但是久闻大名，邹韬奋一直怀着景仰之情，所以，他向张仲实提出与周见面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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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张仲实穿针引线，让邹韬奋终于见到了周恩来。当邹周二人在八路军办事处会面时，周恩来潇洒的风度和富有节奏的谈吐深深吸引了邹韬奋，周对邹韬奋和张仲实说：“爱国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宝贝，你们二人都是知识分子，有知识，又爱国，希望我们更密切地配合起来，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一起走抗日救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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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国民党的查封迫害，一面是共产党的嘘寒问暖，两相对比，让邹韬奋的思想发生了更大的转变。他对周恩来无比敬佩，多次对张仲实说：“周恩来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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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至重庆后，邹韬奋和周恩来的接触更为频繁，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了更多的了解。随着接触的深入，邹韬奋数次提出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说，你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同国民党做政治斗争，比以共产党员身份起的作用更大。邹韬奋听从了周恩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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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组织上是党外，思想行动上邹韬奋的确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和当时多数知识分子游移的态度不同，邹韬奋非常明确地靠拢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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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发生后，邹韬奋惨淡经营的出版事业遭到严重打击，遍布全国的生活书店屡遭封门。有一天，他竟然连续收到八处书店被封的电报。困难时刻，他首先想到的是周恩来。1941年2月的一个夜晚，邹韬奋和夫人去重庆曾家岩拜访周恩来、邓颖超。邹韬奋和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保存文化界的进步力量，在海外开展文化宣传工作，决定逐步把在重庆、桂林等地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转往香港，在那里建立文化阵地。根据周恩来的意见，邹韬奋一面继续与国民党方面斗争，一面做准备，将生活书店的领导中心转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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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书店被封闭的消息一个接一个，让邹韬奋内心无法平静。2月20日深夜，贵阳书店被封，更严重的是，全体职工无故被捕。由于邮路封锁，直到2月23日，邹韬奋才得到确切消息。当时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即将召开，担任着国民参政员职务的邹韬奋按说是要去参会的，他经过考虑，决定辞去国民参政员，离开重庆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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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沈钧儒、史良等老朋友道别后，他特意到自己的恩人、伯乐黄炎培寓所辞行，两位多年的好友握手大哭而别。此后，两人再没有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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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路艰险到达香港，已是3月初，邹韬奋是闲不住的人，一安顿好就张罗着筹备复刊《大众生活》。当时金仲华、茅盾、夏衍、乔冠华、胡绳等文化名人都聚集在香港，给予了邹韬奋很多的支持。香港的《大众生活》依然是坚定地站在大众一边，坚持宣传抗日和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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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这一次在香港停留的时间不过十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宋庆龄接触颇多，两人的友谊由此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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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宋庆龄已经在香港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意在动员海外华侨和世界各国人民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并主要以中共为援助对象。邹韬奋到达香港后就加入了保卫中国同盟，并经常为“保盟”的刊物撰稿。因为“保盟”要接收大批救济物资，他还动员夫人沈粹缜去宋庆龄那里帮忙整理分派物资，来往多了，宋庆龄和邹韬奋、沈粹缜的感情自然日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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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去世后，宋庆龄一如既往地关心沈粹缜。1981年5月，宋庆龄病重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沈粹缜日夜守护在她身旁。5月29日清晨，宋庆龄已处于弥留之际。她微微睁开眼睛看着病床前陪伴她的沈粹缜，断断续续地说：“沈大姐，你休息吧！……你休息了吗？……一定要休息。”一连说了三个休息，这是宋庆龄最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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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邹韬奋和茅盾、夏衍、金仲华等文化界名人，在周恩来的指示和地方党组织的安排下，撤离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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