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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70612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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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引领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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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离开香港，因为是中共的安排，所以去了广东东江抗日根据地。这是邹韬奋第一次直接和中共的基层交往，让他觉得非常新鲜。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参观、访问了许多学校，并和当地群众、部队一起生产、劳动。亲身的感受和体会，使他感慨万千，备受鼓舞。他深情地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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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忘我工作的邹韬奋这个时候已经查出患有耳疾。原来，他在广东的时候得了一种病，开始时右耳耳鸣，后来逐渐红肿，并伴有阵痛、流出黏液。用当地的土方治疗后有所好转。但回到上海之后，由于认识他的人太多，为了防止走漏风声，他只能尽量待在屋子里，这样就耽误了他的诊疗。后来，邹韬奋通过关系找到一位医生检查，医生说是“中耳炎”，邹韬奋也就没有放在心上。随后，他又到了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与陈毅等新四军将领有了交往，因为时值隆冬，陈毅还送了邹韬奋一件皮袍。不幸的是，此时邹韬奋的耳疾加重，当地医生认为不是中耳炎，很可能是不治之症，应该立即转地治疗，不能延误。陈毅听说后非常重视，派专人护送邹韬奋回上海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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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海，邹韬奋首先找到了生活书店的老同事陈其襄。陈其襄当时在上海负责生活书店的工作，在法租界开设了一个地下经济机构“正泰商行”，并以一家公司经理的公开身份作掩护。陈其襄和张锡荣、张又新等都是生活书店的同事，他们根据党的指示，做了周密的考虑和布置。当时邹韬奋夫人沈粹缜与三个孩子还在桂林，他们就联系到了邹韬奋的二妹邹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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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恩俊是一位医药化验师，认识一些医生。他们先请生活书店在上海时期的医药顾问曾耀仲医生为邹韬奋检查。曾耀仲约请了医学界的几个朋友会诊，一致认为是耳癌，必须手术治疗。张锡荣花钱在杭州搞到一张“良民证”，邹韬奋化名“李晋卿”住进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现华山医院）的特等病房，请著名耳鼻喉科专家穆瑞芬医师主持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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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的挚友徐伯昕后来回忆说：“先生的病是癌症，1942年八九月间，病症初起，患部在右耳后部至右颊，右耳内有脓水流出，1943年一二月间，病痛加重，患部剧痛如刺，日不能安生，夜不能安眠，但仍忍痛工作，写文说话或演讲。”可见当时邹韬奋患病后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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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手术后的放射治疗，对人的损伤很大。邹韬奋每做一次，即呕吐不止。由于手术中损伤了颌面部的神经，他的半边脸歪了。邹韬奋经常照着镜子，自嘲说：“这倒好，使别人更不容易认出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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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长子邹家华都来到上海。至1943年9月，邹韬奋在红十字会医院住了半年多，为了避免引起敌伪注意，便转移到格罗希路上的格罗疗养院继续治疗。这是一家私人小医院，只有20张病床。这时邹韬奋的病情又有了变化，癌细胞已转移到脑部，并向下扩散，每天头痛不止，只能靠注射杜冷丁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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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襄负责采购杜冷丁，他几乎把当时上海能买到的杜冷丁都买光了。起初，一支杜冷丁能维持两三天，到最后药效缩短，每天都需要注射。夫人沈粹缜也学会了打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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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伯昕后来记述：“疼痛最剧烈时，先生用两手捧颈，转侧起伏，呻吟不息，眼泪夺眶而出。先生常对在旁的朋友说：‘我的眼泪并不是懦弱，也不是悲观的表示，只是痛到最最痛苦的时候，用眼泪来和疾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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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伪情报机构已经获悉邹韬奋在上海治病，医院更加不安全。邹韬奋不得不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暂住。此时他已无力写作，剧痛次数增加，从局部扩展到全身，坐卧不安。有时痛得两只手捧着头，一面流泪，一面发抖，从床上爬到地上，又从地上爬到床上，杜冷丁的作用也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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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抢救，曾耀仲医生不惜冒生命危险，把邹韬奋接进了他自己开设不久的上海医院。为安全起见，邹韬奋的假“良民证”上的“李晋卿”改为“季晋卿”，沈粹缜也改称“季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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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邹韬奋和周围的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可惜天不假年。1944年7月24日，一代出版家邹韬奋终于走完了人生道路，享年49岁。临终前，他给夫人沈粹缜写下三个字——“不要怕”。为了不被敌人发现，邹韬奋先生的遗体仍用“季晋卿”的名字暂时存于上海殡仪馆，两年后才以真名落葬在上海虹桥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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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在鲁迅先生公祭大会上，邹韬奋曾发表简短的演说：“今天天色不早，我愿用一句话来纪念鲁迅先生；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这句评价同样适合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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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死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很多人推崇他身上的“邹韬奋精神”，虽然关于“邹韬奋精神”没有一个明确定义，但如果用16个字来总结，就是“为民服务、追寻自由；坚持真理，百折不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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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书店、办刊物要想读者之所想，这句话在今天已无可争辩，不过放在七八十年前，有这样想法的人可不多见。邹韬奋初进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时，翻译过一本职教方面的书，译了三万字后，交给黄炎培看，谁知黄看后很不满意，对他说：我们翻译这本书的时候，不要忘却我们的重要对象——中国的读者。我们要处处顾到读者的理解力，顾到读者的心理，顾到读者的需要。黄炎培的这番教诲深深刻在邹韬奋的心上，以后他无论办哪种刊物，都以读者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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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6年接手《生活》周刊，到1944年逝世，邹韬奋的编辑生涯不过18年，并不算长，但是却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绚烂的一笔。18年，他经营的书店逐步发展，办的刊物不下十个，每被查封一次，换一个名称重新战斗，可谓愈挫愈勇。他耿直的个性从未改变，他希望用文字的力量抗日救国的想法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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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书报审查制度严苛，邹韬奋与制度的每一次抗争都是一次争取自由的呼吸。在重庆的时候，他常常为了挽救一篇被“枪毙”的文章，不怕路途遥远爬上重庆南岸的真武山，与“审查老爷”当面交锋。有时争辩无效，稿件被撤，邹韬奋也从不让报纸刊物开天窗，点滴之间都能看出他强烈的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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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年不到50的邹韬奋，却有《邹韬奋全集》14卷，近800万字，这个成绩足以让人惊叹。在游历欧洲的轮船上，他在写作；在苏州的看守所里，他在写作；即使有客人来访，他也常常打个招呼，继续写作。据说沈钧儒和邹韬奋关系密切，时常去邹家造访，邹韬奋经常和他打完招呼，便走笔不止。沈钧儒也怕打扰邹韬奋写作，便在一旁静静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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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邹韬奋认准了共产主义，并积极向共产党靠拢。去世后，他被追为中共党员。这可说是对他追寻真理的一种最恰当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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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第九章 陈铭德、邓季惺：一生相伴写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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