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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超构是写杂文的一把好手，解放后他以林放的笔名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大量短小的杂文，很有影响。虽然文章短小，但他常常三言两语就点中要害，对世事洞若观火。1944年，他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访问延安，采访过毛泽东并写了《延安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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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还有一个著名的女记者——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新闻界人称“浦二姐”。她原先在《新民报》发行部工作，后转到广告科，业余时间给报馆的副刊投稿，发过几篇文章。1937年4月29日，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要在中山陵附近举行周年纪念大会，《新民报》临时知道了这件事却派不出记者，陈铭德就派浦熙修去救急。她采写的文章“文笔流畅洗练”，陈铭德不拘一格把她调进了编辑部工作，后来证明陈的眼光独到，浦熙修在多次重大报道中表现出色，成为《新民报》的一个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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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这段时间应该说是《新民报》的鼎盛时期。先后在《新民报》担任过主笔或副刊主编的作家有夏衍、凤子、吴祖光、谢冰莹、黄苗子、郁风、陈白尘、聂绀弩等，写过文章的就更多了，当时的文化名人郭沫若、田汉、阳翰笙、吴宓、徐悲鸿等都是报纸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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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日军对重庆市区连续进行大规模轰炸，导致重庆各家报纸都无法正常出版。国民党当局决定，包括《新民报》在内的十家报纸合并出版《重庆各报联合版》，三个月后才恢复独立出版，不过经过这么一折腾，《新民报》销量大不如前。这样过了一段时间，陈铭德、邓季惺和报社骨干商议后决定创办重庆《新民报》晚刊，相当于如今的晚报。1941年11月推出后，因为是当时重庆市场上唯一的晚报，结果销量节节攀升，超过了日报。这个晚刊的意义非比寻常，不但壮大了重庆报馆，还为日后的扩张打下基础，颇有些像今日众多报业集团里的晚报反哺日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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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期，陈邓二人在成都创办了晚刊和日报，成渝两地的《新民报》日发行数最高达到10万份，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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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前后，陈铭德夫妇和报馆同人为《新民报》确立了耐人寻味的八字言论编辑方针：中间偏左，遇礁即避。他们把握这条方针的尺寸是“左”不能左到招致报馆关门，“右”不能右到和国民党站在一起，甚至骂共产党。也许有人说这是投机取巧，墙头草两边倒，但用历史的眼光看，在沉闷的政治空气下，陈铭德能这样做已经非常不容易。因为毕竟报馆的生存是最重要的，如果连报馆的生存都成了问题，立场也就成了空谈。在多年的报业生涯中，陈铭德忍辱负重，都是为了“生存至上，事业第一”的原则。但如果就此认为陈铭德是苟且偷生之人，那就错了，我们可以从《新民报》创刊初期有关学生运动的报道中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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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2月5日，九一八事变后的3个多月，北大学生赴京示威团在南京游行，沿途喊出“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打倒卖国政府”、“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这样的口号，导致军警和学生发生冲突，近200名学生被抓。第二天，《新民报》发表社论《北大学生被拘事件》，声援学生爱国游行。1932年1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学生赴京请愿，《新民报》又做了大量报道。这些报道让国民党中宣部十分恼火，中宣部打电话给报馆警告说，如果再继续刊登学生请愿的消息，就要下令抓人、查封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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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德虽然对这样的警告非常愕然，但仍然坚持抗日报道，如此做的结果是被停刊一天，国民党中宣部每月给报馆的800元津贴也停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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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由于《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签订，“一二·九”运动爆发，《新民报》对于这次规模更大的学生运动进行报道，并刊发社评《北平市学生万岁》。国民党当局再次被惹急，勒令报馆停刊三天，这在当时是仅次于封报馆的严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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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陈铭德办民间报纸，坚持民间立场的思想一直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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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话说回来，在中国办民间报纸谈何容易。民间报纸的前提是民主政治，国民党统一中国，毕竟还是一党专政，在这样的背景下，因言获罪时有发生。陈铭德算是夹缝中生存，能够一路蹒跚走来，实在是承受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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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德和邓季惺原来只对国民党较为了解，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正是从重庆时期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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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春天，邓季惺因病住进歌乐山中央医院，陈铭德陪护左右。巧的是，这时周恩来也在这里住院，邓颖超自然经常来看望周恩来。这样，两对夫妇就有了较多的接触。陈邓二人从周恩来身上开始认识共产党，并且开始愿意和共产党交往。次年，陈铭德还在重庆宴请过周恩来。而《新民报》对共产党方面最出色的报道则是其后赵超构的《延安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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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蒋介石政权在美国的压力下，组织了一个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在此之前，只有少数几个美国人如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到过延安，其他美国人都没有近距离接触过延安，所以美国记者很想有所了解。整个记者团有十多人，带队的是国民党中宣部秘书邓友德——邓季惺的亲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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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派《新民报》哪位记者参加访问团时，陈铭德一开始希望女记者浦熙修去，但浦熙修的丈夫提出浦的妹妹和弟弟都在延安，担心她一去不回。谨慎细心的陈铭德觉得这说法也有道理，就派了说着一口难懂温州话的赵超构去了。赵超构在延安待了43天，回来后在《新民报》连载十多万字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刚开始每天刊发几百字，后来读者纷纷提意见，要求加大篇幅。《延安一月》之后出了单行本，没想到一售而空，多次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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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国统区，人们对延安的一切都感觉神秘，充满好奇。赵超构的通讯内容几乎涵盖了延安的方方面面，有对毛泽东、朱德、丁玲等人的描写，有对延安大学、鲁迅文学院的描写，也有对边币、土地政策、三三制等各项内容的报道，国统区的读者第一次了解了在中国的西北地区的共产党，原来是这样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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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赵超构是如何描摹毛泽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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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欣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如他的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被）介绍（的）人好像在极力听取对方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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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时，依然满口的湖南口音，不知道是否因为工作紧张的缘故，显露疲乏的样子，在谈话中简直未见笑颜。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辞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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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厚的长发，微胖的脸庞，并不是行动家的模样，然而广阔的额部和那个隆起而端正的鼻梁，却露出了贵族的气概，一双眼睛老是向前凝视，显得这个人的思虑是很深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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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赵超构只是凭着自己细致的观察，就得出这样深入的结论，不能不令人钦佩他作为一个报人的敏感。他甚至可以通过延安发售的各重要人物头像的大小，准确地猜出毛泽东的地位。当时通过整风，毛泽东已经成为边区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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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超构通过自己的双眼和访问得出结论：“在我的想象中，边区一定是共产党理论像洪水一样泛溢的世界。然而不然，马列主义固然是边区的基本思想，但已经不再以本来的面目出现了——因为现在边区马列主义已经照毛氏所提的口号化装过，那便是‘马列主义民族化’。换一句话说，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穿起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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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一月》虽然是在重庆刊发，但是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也看到了，并且对赵超构印象深刻。隔年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还邀请了赵超构、张恨水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做客。1957年“反右”的时候，也是毛泽东发话，赵超构才躲过一劫，没有被打成“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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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超构的笔下，还有关于朱德、丁玲甚至王实味的描写，惟妙惟肖，生动可读，直到今天看来，仍既是优秀的新闻作品，也是价值不菲的史料。《延安一月》的成功，奠定了赵超构在新闻界的地位，同时也让《新民报》在民国报界中的形象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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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和共产党人的接触，《新民报》的左倾思想明显加强。毛泽东后来结束重庆谈判后，《新民报》率先刊发了他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这是毛泽东的诗词首次在国统区的报纸上刊发。此前，毛泽东在重庆和蒋介石握手言和，已经给社会各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这次诗词的发表，让人们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原来还这么有文采，这么洒脱豪放，这等于给共产党方面做了宣传。陈铭德的内弟邓友德把陈叫去训斥了一通，认为他们不该为共产党张目，国民党方面还组织了诸多文人发表了多首和词，但境界和气魄都很难超过毛泽东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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