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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报》南京版因为处在国家的政治中心，所以最具代表性。南京版虽声称“服膺三民主义”、“拥护现政府”，但是在报道中“左倾”色彩越来越明显，尤其在蒋介石发动内战后，不利于国民党的文章时有发表。这种情况让国民党非常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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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的进步员工多，所刊登的新闻报道和言论倾向性更明显。如关于美国驻沪水兵打死三轮车夫事件、上海各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的活动、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事件的报道等都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而赵超构、夏衍等人的言论专栏更是针砭时弊、切中要害，受到读者欢迎。1947年2月，上海《新民报》由吴祖光主编的副刊《夜光杯》上刊登了一首诗，标题为“冥国国歌”，以谐音的方式对“代中华民国国歌”进行了编排，一经刊出，读者当然拍手叫好，不过国民党可就大为光火了。为这事，上海《新民报》差点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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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版的问题刚解决，重庆报馆又惹祸。聂绀弩主编的副刊《呼吸》因为发表了一篇写国民党军人在市场上欺压菜贩的文章而受到查处，重庆社的负责人罗承烈多方找人疏通，才勉强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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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报》五社八版虽然都由陈铭德统管，但没有设立总编辑，所以各社的政治态度也就不统一，国民党当局认为应该给《新民报》设一个总编辑，否则报馆经常惹事。国民党中宣部于是又委托邓季惺弟弟邓友德出面，和陈铭德沟通，并且指派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新闻事业处处长彭革陈任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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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彭革陈的到任并没有让局面有所改观。各社各版的言论他根本管不了，这种尴尬的局面让他觉得相当无趣，结果只干了两个月就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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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彭革陈也希望能帮陈铭德管好言论，让《新民报》少惹麻烦。在任的短短时间里，他随陈铭德奔走各社处理难题，但是时局的严峻非彭革陈一己之力所能扭转，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作为已经为整个舆论环境所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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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20日，四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开幕的当天，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四个城市的学生在南京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当局出动了警察、宪兵、青年军甚至马队对付学生，有百余名学生被水龙、皮鞭打伤，二十多人被捕，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五·二〇”血案。《新民报》的多位记者当天都在现场采访，亲眼看到学生被军警打得满脸是血。采访部主任浦熙修生病在家休息，也被通知到报社安排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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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记者们在报馆都非常激动，大家都控诉军警对学生游行进行的无情镇压，但是陈铭德却非常为难。作为报馆的负责人，他自然希望说真话，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收到了官方的报道要求：那就是统一口径，说军警和学生是互殴。看着群情激奋的下属，陈铭德想说却终究没能开口，他只是对总编辑曹仲英说了一句：“今天的报道关系到报纸的生死存亡，要当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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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曹仲英已经字斟句酌，想方设法躲避雷区，但是报道还是被说成“失实”，首都卫戍司令部天天派人来报馆纠缠，让编辑部门不胜其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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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德正和南京方面的有关人士斡旋的时候，上海《新民报》又被当局叫停，理由是“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覆政府”，陈铭德又跑遍上海市党部、政府、参议会等多个部门，总算在两个月后复刊，但条件是必须接受国民党中宣部指派的总编辑和几名记者。无奈之下，陈铭德只得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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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抗日战争结束后，《新民报》的状况不但没有什么好转，反而步履维艰，陈铭德是个好好先生，对下属仁慈，对当局则常常忍气吞声，受的委屈非常大。而邓季惺的性格和他差别很大，邓季惺性格直，不愿意委曲求全。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最后导致了《新民报》南京版的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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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国民党政府举行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学法律出身的邓季惺寄希望于“宪法”和“立法院组织法”能使中国进入法治轨道，于是决定参加竞选，她甚至希望能制定一部“出版法”来保证言论出版自由。她说要斗争就得打进内部。通过在选区演讲，争取选票，邓季惺以无党派候选人身份成功当选，在600多位立法委员中，像她那样无党派的人士非常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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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24日，身为立法委员的邓季惺和三十多位立委，在南京立法院会议上提出临时动议，质询国民党空军为何对河南开封实施狂轰滥炸，致使大量无辜民众死伤，房屋尽毁。国防部长何应钦当天下午到会对质询作出回答。第二天，《新民报》报道了此事以及何应钦在立法院内部会议上接受质询的情况，引起了立法院一些人的极度不满，指责邓“泄露机密”。在会上，支持她和反对她的委员们发生激烈争吵，场面一度失控，立法院院长孙科只好命令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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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导致南京《新民报》彻底关张。6月30日，蒋介石亲自作出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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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公文还没有下达，陈铭德以为还有回旋余地，立即又四处奔走，希望能够使报纸转危为安。可惜正式公文终于在7月8日送达他们手中，并且规定立即停刊，也就是说第二天的报纸都不让出了。张友鸾主办的《南京人报》对接到通知的陈铭德和邓季惺做了白描式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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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把公文给大家看了，他始终带着苦笑。他说话是一种令人的心弦也发生扣击的腔调。他勉励大家不要难过，在人生的旅程上，在事业的创造上，这样的遭遇是随时都可能遇到的。我们既然立心要做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我们要坚毅忍耐，那么我们将来必然有更远大的前途。小小的挫折，是算不上什么的。他更勉励大家，乘这个机会，多多检讨自己过去的缺点，多多读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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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有人发言，然邓季惺一言不发，只是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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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在流泪，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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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彼时带着进步思想的《新民报》被停刊是必然结果。国民党政府在战争中节节败退，对周边的环境变得敏感在意。当局对于舆论的容忍程度在缩小，除非《新民报》一直紧跟政府立场，否则不可能让其生存。如果说在国民党当局尚未病入膏肓之时，《新民报》的言论报道尚可为当局所包容，而到了政权归属处于拉锯的阶段，两者只能走向决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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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版被停刊后，《新民报》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上海版被停刊，成都版被查封，重庆版遭到严重迫害，好几位记者在重庆解放前夕都牺牲在渣滓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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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战争后期的南京已经是风雨如晦。不久，邓季惺听闻政府已经对她下了逮捕令，遂决定立即逃亡。1948年10月，在当时公开身份是中央银行主任秘书的好友黄苗子的帮助下，邓季惺飞往香港。12月底，陈铭德也化名出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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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众多的报人聚集到了香港，时局也变得越来越明朗，共产党接手江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这个时候，滞留香港的报人发起了一场有关新中国成立后还要不要允许私人办报的争论。大多数人表现出和民间报纸决裂的态度，只有少部分人认为可以继续保留民间报纸，但也说需要加以管制。老同事赵超构的观点是解放后“国营报、社团报、私营报，在开头可以平行存在，但不是平行发展的。私人办的报纸，逐渐的集团化，由集体化而社团化，或由集体化而接受国家的扶植而国营化，都是可能的，而且必要的。”他的观点很有一些思想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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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德和邓季惺没有参与争论，但对于未来一直是非常担心的。他们找到老熟人、当时的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夏衍，问解放后还能不能私人办报，夏衍给了他们肯定的答复。在陈邓两人看来，夏衍的态度自然是共产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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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在夏衍的安排下，邓季惺带着儿子吴敬琏从香港乘船回天津，然后去往北平。这个时候国共两军在长江沿线激战正酣，邓季惺却义无反顾地归来，她要在新中国的首都继续办她的民间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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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邓季惺离开香港不久，陈铭德也秘密回到正面临解放的上海。上海的居民正纷纷往外走，陈铭德却反其道行之，回上海保护《新民报》财产，迎接新中国。一面是可能被逮捕，一面是战火纷飞，陈铭德在非常时期对于事业的热爱足以看出他执着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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