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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邓季惺到达北平后的所见，却让她吃了一惊，原来解放军进入北平后，迅速接管了北平《新民报》，声明报纸和陈铭德已经毫无关系。显然，报纸充公了。作为资方的邓季惺无法接受，但很快她发现这种局面已经无可挽回。她和陈铭德作为资方，作为一家民间报纸的创办人，已经在瞬间变成了剥削者和资本家，丧失了对报纸的领导权。邓季惺想安排浦熙修、赵超构等人到北平社工作，却遭到阻挠，最后只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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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治上、人事上没有权利，可经营居然还归他们夫妇管。解放前后百业待兴，民生凋敝，工商业发展几乎停顿，报纸又有什么经营可言呢？没有广告，报纸的生存就成了大问题。而且从前以社会新闻见长的《新民报》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阶段，报纸内容以时政新闻为主，社会新闻几乎没有市场，《新民报》的特色如何体现？而且报馆的记者出去采访也经常受到冷遇，因为政府机关更重视一些官方报纸，对于民间报纸则戴着有色眼镜来打量，经常不理不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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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在中南海颐年堂，邓季惺和其他几位新闻界人士见到了周恩来。邓季惺又问起民营报纸还能不能办，和夏衍一样，周恩来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且随后派了一个以胡乔木为首的工作组来解决《新民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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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共产党的高层那里听到了支持的声音，但现实环境并不乐观。陈铭德和邓季惺思前想后，决定将报纸上缴，使报纸成为公营或者公私合营。他们的理由是自己“从旧社会里来，对理论、对政策，过去都没有好好学习，对新鲜事物还不能充分接受和认识”。可是，尽管他们三番五次地找有关部门希望上缴报纸，政府却一直没有给他们一个明确的说法。夫妻二人逐渐发现，在新政权下，他们已经没有办报的可能。1952年4月，北京《新民报》终于作价两万元被北京市委收购，收购后仍用《新民报》的名字出了半年报纸，当年10月改出《北京日报》，也就是说，《北京日报》的前身正是《新民报》，邓季惺被聘为顾问。此前，成都、南京、重庆三社都已先后结束。《新民报》五社八版仅剩上海《新民报》一支，上海《新民报》晚刊后来更名为《新民晚报》，一直出版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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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民报》得以保存，和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以及上海版负责人赵超构关系很大。夏衍是陈、邓二人的老相识，并且一直主张解放后继续保留民间报纸；赵超构则因为《延安一月》颇得共产党方面的青睐。这些因素加到一起，使得《新民报》总算没有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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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遗憾的是，陈铭德和邓季惺的办报生涯就此结束。这一年，陈铭德55岁，邓季惺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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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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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陈铭德被任命为北京市社会福利事业局副局长，邓季惺为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由于是党外的副职，所以根本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做，邓季惺在任时负责建造了北京第一个火葬场，而陈铭德则从上海介绍了很多好吃的餐馆到北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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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的4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次整风不同于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那次整风是在党内，而这一次，却是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众多的民主人士原本沉默不语，但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逐渐开始畅所欲言，大家本着为党的发展好，为国家好的良好愿望提了不少意见，在这样的氛围里，邓季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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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15日北京市非党负责干部座谈会上，邓季惺说了很多。她说：“《新民报》公营以后，我被安置为《北京日报》的顾问，实际上没有工作，我成了无职的冗员，当然也谈不到‘权’和‘职’。我倒被改造成一个‘不劳而食’的人了。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心里非常烦闷。”她继续说：“那个时候，文件看不到，不少会议也没有机会参加，甚至科长们在传阅的通告性文件，也传不到我这里来。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情况汇报’在我到职一年后才给我看。有时党员局长向全局干部做报告，屋内空空如也，我却不知道是报告什么，使我有‘化外之民’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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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自己在民政局的具体感受，邓季惺对于依法治国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应该把党的方针、政策，缜密地规定到法律、法令和一切规章制度中去，然后由党来监督贯彻执行。这样既能提高工作效率，执行当中也可以减少偏差。但是现在还没有树立起法治精神，而是人治。不是依法办事，而是采用心口相传，面授机宜的办法。传到基层的时候，往往走样。只靠八个字或十几个字的方针，各人体会不同，是不能管好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市人民委员会制定的工作办法就太少，使下面无所遵循。有些不太成熟的办法、规章之类，常常不公布，作为内部掌握。群众既不知道，就谈不到叫人守法，而且干部执行起来也容易上下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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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今天来看邓季惺在五十多年前所发表的意见，也句句在理，作为党外人士，她对共产党不妥当的工作方式提出了批评，言语中闪耀着“依法治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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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工作中，邓季惺也保持着一贯的法制观念。一次视察工作中听取了法院工作人员汇报后，她就提出要坚持独立审判。在看守所视察时，她提出不能把犯罪嫌疑人叫犯人。这些言之凿凿的箴言在当时是没有多少人可以认同和理解的，这也成为“法律至上”的邓季惺心中的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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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她又建议中宣部鼓励多办几家非党报纸，她认为非党报纸可以从下而上反映情况和意见，对党报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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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内高层“引蛇出洞”的思想指引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邓季惺毫无悬念地被打成“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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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德本是谨慎谦恭之人，但在当时党外人士踊跃发言的环境下，也忍不住说几句。他在一次会议上谈的话题是“党与非党”，他说：“我接触了很多人，根据大家谈话中的反映，今天的党群关系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几年来，我们搞了几次运动，这些运动都是必要的，但是在运动中伤人的面过宽，因此有些人到现在还是‘金人三缄其口’，将来发展下去，可能成为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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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德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切身体会的。1952年，他的老朋友、四川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卢作孚自杀身亡。卢作孚一手打造的民生轮船公司是解放前后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社会影响力很大。但就是这样一位生活简朴、倡导教育救国的企业家却在暴风骤雨般的运动中服安眠药自尽，这给了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极大的触动。同样自杀的还有邓季惺的弟弟邓友海，邓友海因为自己年轻时参加过三青团和复兴社，心理压力巨大而自杀。身边亲朋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人世，让一贯谨慎的陈铭德也忍不住要一吐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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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和邓季惺一样，陈铭德也谈到办非党报纸的重要性，他甚至认为可以将解放前的老报人用起来，实现“同人办报”。他说：“旧中国的报纸多数是反动的，落后的，但是也有一些是进步的，或是比较进步的报纸，它们都是一些民间报纸，它们对民主革命有过多少贡献也不去谈它。只谈谈它们在编辑、采访、经营管理方面，似乎也还有可以取法之处，似乎不能一概抹杀，全盘否定。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研究它们的经验和缺点，加以承认，予以发扬。”他认为非党的报纸不是多了，而是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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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等待陈铭德的，也是一顶“右派”的帽子。一心为了改善党的工作作风、一心为了帮助党的夫妻俩根本想不到原来畅所欲言竟是脚踩陷阱、自投罗网，当然，《新民报》的老同事境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数十人也都被打成了“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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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反右”运动结束，陈铭德和邓季惺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工作，陈铭德做书画组顾问，邓季惺为小餐厅顾问。两个人的工作都和办报风马牛不相及，陈铭德的工作就是为来到这里的书画家们服务，而邓季惺就是管理小餐厅，这对她而言实在是小菜一碟。邓季惺还做起了泡菜，没想到做成了绝活，大家吃了都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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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上海《新民报》酝酿复刊，成了后来的《新民晚报》。复刊后不久，陈铭德、邓季惺自费来到上海，参观复刊后的报社，与在上海的《新民报》老人聚会。为了报纸的发行问题，他们还亲自找有关方面沟通。很多年后，上海《新民晚报》还和邓季惺说他们那里还有她一笔钱，她说，送给工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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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季惺一生总在帮助别人。她自己说：我从来不锦上添花，我只雪中送炭。去世后，家人收拾她的屋子，在一个很小的塑料袋里，发现一堆汇款单，除了资助一些亲属的孩子上学之外，还有不少是寄给过去曾在报社工作后来遇到困难的人。她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但是只要别人有求于她，她都毫不吝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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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吃了很多苦，邓季惺对国家痴心不改。1993年中国申办奥运会时，她不仅捐了钱，还非常关心申办结果。公布结果那天，她在新闻里听到北京落选的消息，不禁连声叹息。直到她去世前一个月，还在向有关部门写信谈对王宝森案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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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2月11日，92岁的陈铭德病逝于北京。新华社罕见地发出了电讯稿，对陈的评价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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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四川省长寿县的陈铭德先生20世纪20年代初叶便开始了新闻记者的生涯。1929年他发起创办的《新民报》以版面新颖、文章富有特色和鲜明的对日抗战的态度，引起读者的注意。在此期间，陈先生不断追求进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在七七事变一周年时，周恩来同志为《新民报》亲笔题词：全民团结，持久抗战。抗战必胜，建国必成。陈铭德先生和夫人邓季惺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呕心沥血，艰苦创业。一批优秀的人才，一批著名的进步作家，成了《新民报》的长期撰稿人和版面主编。在他的主持下，《新民报》以反映民间疾苦，争取民主为己任，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并用很多篇幅反映人民生活的苦难，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使《新民报》成为大后方有较大影响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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