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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对于陈铭德和《新民报》这样高的评价，某种程度上讲，是对多年来他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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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铭德的追思会上，相濡以沫五十余年的邓季惺的讲话更加实在，也更加能看出陈铭德的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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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1933年结婚的，到今天五十六年，超过了半个世纪。这五十六年我们朝夕相处，共同办《新民报》。我知道他的为人性格，也许可能比朋友们更多一些……我们俩人虽然志同道合，性格则不相同。铭德常说我这个人是个“暖水瓶”，里头热，外面冷冰冰。他这个人，凡是和他接触过的都感到如坐春风，因此觉得他这个人不一定有什么坚定的理想。但我们共同生活几十年，我知道他是有坚定理想的。他的理想就是追求民主自由，想用办报，通过新闻来推动社会进步，就是“作育新民”，继承和贯彻中山先生的那一套主张。在解放前的二十年，那样一个社会，那样一个复杂的环境里，他不能不在一定的限度内作适当的让步。……在报馆里，他去当“外交部长”，为了《新民报》的生存，有时要对有权有势者磕头作揖。要让我来的话，我不会说话，磕头作揖更办不到，《新民报》早就玉碎，不能瓦全了。……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的生活经历证明，在政治上，他没有拿办报去做敲门砖，解放前，他没有做过国民党的官，只是在解放后当过北京市社会福利局的副局长；在经济上，他没有借办报敛财，蓄积私产，至今两袖清风。……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主义直到现在其残余影响还未清除的社会里，办什么民间报，就必然是坎坷一生。在国民党时代，那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半夜三更还常常来电话训斥责问，直到最后也未瓦全，南京《新民报》还是被封了门，还要逮捕我们送“特刑庭”。这四十年的环境比国民党时期好多了，但加给我们俩头上的两顶帽子也是够人受的。第一顶叫“报业资本家”……第二顶就是五七年了（指“右派”），这一来就是二十多年，也是不好受的。所以，这四十年的处境也是坎坷的。铭德选择了办民间报纸这个职业，注定了在坎坷中度过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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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季惺对丈夫的评价，让人听后不免有些伤感。一个报人，一个立志于民主自由的民间报人，办报的路程却是如此地崎岖，如此地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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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后，邓季惺病逝，享年88岁。她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除了亲力亲为的《新民报》，还有她的儿子吴敬琏。她对于法治孜孜不倦的追求，对于股份制无师自通的实践，都深深影响了儿子。吴敬琏之所以能够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母亲果敢坚毅的个性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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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性格温和的陈铭德与个性鲜明的邓季惺琴瑟和谐，共渡难关。他们夫唱妇随把一张民间报纸办得有声有色，这在中国新闻史上非常罕见。磨难可以让他们暂时搁置追求，岁月可以将他们容颜变老，但是他们为了民主自由而不懈努力的心境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所树立的历史丰碑必然会为越来越多的后来者所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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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70612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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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第十章 王芸生：深怀文章报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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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1901—1980），原名德鹏，天津人。新记《大公报》第二任总编辑。张季鸾病逝后，王芸生负责报纸内容，以“书生办报”的理想坚持了《大公报》作为一张民间报纸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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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980年4月，王芸生的生命已经接近尽头。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的时候，他说：“我的回忆录，我的自传，我看是没有必要写了。我那四十年一天都不差的日记都已经烧了。在烧的时候我就决定不写了，不写了。但我是欠债的，我欠季鸾兄一篇他的传记。我答应过他，他也说过‘芸生，这件事非你莫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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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王芸生老泪纵横。5月30日，这位新记《大公报》第二任总编辑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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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70612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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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恩师季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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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公报》历史上，除了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同样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不同于张、胡两位日本留学生的身份，王芸生家境贫寒，只念过八年私塾，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小时候他在茶叶店、布店当学徒，生活相当艰辛。不过，许是和报纸有缘，这个时候他就爱看报。他经常趁着给老板送账的机会，在阅报栏读报纸，渐渐看得多了，他觉得自己也可以写文章。于是给天津《益世报》投稿，居然被刊发了。这件事给王芸生极大的鼓舞，后来他能做《大公报》总编辑，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确有写文章的悟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勤奋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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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王芸生担任了天津洋务华员工会的宣传部长，还主编了工会的一份报纸。也在这个时候，他加入了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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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因为战局的缘故，王芸生乘船来到上海，在这里，经过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秦邦宪和另一名党员彭述之的介绍，他又成为共产党的一员。但是，不久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让王芸生的思想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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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春节前后，因为母亲病重，王芸生回到天津，一面照顾母亲，一面为《华北新闻》写社论。正在这时，蒋介石对共产党实行白色恐怖，国共彻底决裂。王芸生在庆幸自己提前离开上海的同时，也对国共之间的矛盾相当困惑。思前想后，他于1927年6月2日，在天津《大公报》头版刊登了一则《王德鹏启事》，声明自己与一切政团不发生关系，谢绝政治活动。此后的人生里，王芸生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他的理想是“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不进政府做官，不参与实际政治斗争，对时代有一个独立的观点和立场，为人民立言，以文章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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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王芸生和《大公报》产生了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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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北伐军打进南京，放火烧了各国领事馆。第二天，《大公报》发了社评，认为中国人闹革命，不应该烧外国领事馆。王芸生则在《华北新闻》上发文，赞扬了北伐军的革命行动。针对王的文章，张季鸾在《大公报》又发了一篇文章《躬自厚》，重申犯了错误应该严厉责备自己，不能责怪别人。血气方刚的王芸生自然不肯示弱，立即又写一篇《中国革命的根本观》进行回应，阐述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受尽洋人欺压，民不聊生。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在于对外取消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对内平息内乱，打倒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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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没有接着打笔战，没有继续回应，但是他特意打听了《华北新闻》写文章的人是谁，并托人带话，希望能与王芸生会面。王芸生为此去《大公报》拜访了张季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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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在职场中跌宕起伏的王芸生致信张季鸾，希望能到《大公报》谋一个职位，张季鸾没有忘记这个年轻后生，慷慨相扶，将他招进报馆。因为有了宅心仁厚的张季鸾的欣赏和声名赫赫的《大公报》做平台，王芸生开始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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