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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春节前后，因为母亲病重，王芸生回到天津，一面照顾母亲，一面为《华北新闻》写社论。正在这时，蒋介石对共产党实行白色恐怖，国共彻底决裂。王芸生在庆幸自己提前离开上海的同时，也对国共之间的矛盾相当困惑。思前想后，他于1927年6月2日，在天津《大公报》头版刊登了一则《王德鹏启事》，声明自己与一切政团不发生关系，谢绝政治活动。此后的人生里，王芸生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他的理想是“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不进政府做官，不参与实际政治斗争，对时代有一个独立的观点和立场，为人民立言，以文章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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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王芸生和《大公报》产生了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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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北伐军打进南京，放火烧了各国领事馆。第二天，《大公报》发了社评，认为中国人闹革命，不应该烧外国领事馆。王芸生则在《华北新闻》上发文，赞扬了北伐军的革命行动。针对王的文章，张季鸾在《大公报》又发了一篇文章《躬自厚》，重申犯了错误应该严厉责备自己，不能责怪别人。血气方刚的王芸生自然不肯示弱，立即又写一篇《中国革命的根本观》进行回应，阐述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受尽洋人欺压，民不聊生。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在于对外取消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对内平息内乱，打倒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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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没有接着打笔战，没有继续回应，但是他特意打听了《华北新闻》写文章的人是谁，并托人带话，希望能与王芸生会面。王芸生为此去《大公报》拜访了张季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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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在职场中跌宕起伏的王芸生致信张季鸾，希望能到《大公报》谋一个职位，张季鸾没有忘记这个年轻后生，慷慨相扶，将他招进报馆。因为有了宅心仁厚的张季鸾的欣赏和声名赫赫的《大公报》做平台，王芸生开始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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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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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初入报馆时做的是地方编辑工作，后来还参与了《国闻周报》的工作。经过两年的历练，他的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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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沈阳爆发九一八事变，举国震惊。《大公报》除了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事变、采访了张学良外，事变第三天，报馆极为罕见地召开了全体编辑紧急会议。会上张季鸾宣布了两项政策，一为“明耻”，一为“教战”。“教战”是指邀请军事家蒋百里开办《大公报·军事周刊》，“明耻”是尽快开辟一个专栏，记载从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直至1931年的重大事件，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栏目名定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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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专栏的工程繁复浩大，张季鸾指定年轻而刻苦的王芸生来承担。王芸生后来说，“我当时只是一员编辑，对历史并无研究。但以义不容辞，率尔操觚，实甚浅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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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筹划，新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如果每日刊载一段，大约需要两年时间。王芸生领了任务后，一边收集材料，一边写稿发表。从1931年10月开始，王芸生连续三个多月，奔走于京津之间，走遍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各图书馆，尤其得到故宫博物院单士元先生的帮助。单士元曾著文回忆这件事，他说，清朝后期编写的一些外交材料，在溥仪出宫后公之于世，所以他也就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了王芸生，这些宝贵的资料使得后人得以窥见众多历史人物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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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和档案，王芸生白天耐心寻找有用的素材加以整理，晚上则进入写作时间，经常通宵达旦，不眠不休。他的这种勤奋精神是一以贯之的。王芸生的儿子王芝琛回忆父亲说，“他身旁放一盆冷水，发困时就把脑袋放在水里泡一会儿”。王芝琛对父亲非常佩服，“我随便提起某个历史人物，他就能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一大堆故事，还有古人诗词，甚至可以倒背如流，我真的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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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报》重磅推出专栏“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开始了长达两年半的连载，其间没有一天间断。首篇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16个字，可谓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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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系列专栏令他“声名鹊起”，许多人主动找上门来，提供资料给他，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他手里的资料越来越多，写出来的文章也就翔实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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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更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读者面那么广。1934年8月，经张季鸾介绍，王芸生上庐山，为蒋介石讲了两个多小时的日本问题，同在庐山的汪精卫也很客气，对他说，如果需要资料他也可以提供。而此时，已经开始长征路的毛泽东对于中日关系的了解，很多就是来自《大公报》上的专栏“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所以说，国共两党的领袖都是他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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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2年起，《大公报》将已连载三个多月的文稿汇集成册，出版了第一卷。以后又陆续出到第七卷。不过王芸生的专栏并没有如愿将60年写完，1934年5月，写到1919年的时候，已擢升为编辑部主任的王芸生因为实在太忙而停下了笔。虽然只写了48年，但在结集出版时，这套书仍定名为60年，这也预示着王芸生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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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王芸生以大事记的方式补全了后12年内容，但真正有意思的并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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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夏，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和毛泽东会见时，数次提起王芸生写的书《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毛泽东扭头问周恩来：“王芸生现在哪里？他还可以为中日关系再做贡献嘛！”周恩来也不知道王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时候，王芸生正受到冲击，被罚去扫大街、冲厕所，还到北京车公庄地区去“劳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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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会后立即指示人员进行调查，第二天，王芸生就收到了参加国庆23周年招待会的请柬。后来有人议论，究竟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田中角荣救了王芸生。在晚年，王芸生流着泪对儿女们说，“是这本书救了我，让我多活了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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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云诡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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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大公报》上海版创刊。当年9月，王芸生奉命调往上海，出任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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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还给《国闻周报》写稿。当时，他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寄北方青年》，引起众多学生的回应。王芸生当然要阐明自己的观点，于是在五个多月里，写了六篇文章。“六寄北方青年”的中心意思是针对华北地区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他希望学生能“读书第一”、“学生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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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的观点，看上去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放在当时的环境下看，已经有些超乎现实。中华民族已经陷入亡国的泥沼中，华北之大，又怎能安放下一张平静的课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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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的文章并不能说服年轻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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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刚到上海不久的时候，还有一件事引起轩然大波。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次日的《大公报》第四版，刊登的都是有关鲁迅逝世的文章和照片。作为编辑部主任的王芸生自然要看样，他发现最后还空出一小块版面，于是亲自操刀，补上一个短评。要说这短评不补也罢，补上之后麻烦不断。短评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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