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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6574 文艺界巨子鲁迅(周树人)先生昨晨病故于上海,这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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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6576 他已是世界文坛上的有数人物,对于中国文艺界影响尤大。自《呐喊》出版,他的作品曾风靡一时。他那不妥协的倔强性格和嫉恶如仇的革命精神,确足以代表一代大匠的风度。他那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中国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青年不少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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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6578 无疑的,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许多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与他接近的人们,不知应该怎样爱护一个人,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怂恿一个需要休息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生命消耗了。这是我们所万分悼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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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6580 这样的措辞显然不合时宜。上海文艺界看到这文字简直炸了锅,报社内时任文艺版编辑的萧乾也不干了。萧乾后来回忆说:“那天的《大公报》出版后,上海文艺界当然群情愤慨。我除了愤怒之外,还感到背后被人捅了一刀。放了报纸我就去找老板(胡政之)质问,并表示这个文艺版我编不下去了。老板说他实在不知情,要我冷静一下,容他去调查。当时巴金自然也十分气愤,他给我以支持,说辞职不会叫你饿饭,可以给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屠格涅夫。下午,老板找我们谈话了。……他承认短评写得不对,但不肯透露是谁执笔的,只说短评是凌晨看大样的人根据当时新闻临时凑的,并不像社论那样事先经过周密的讨论研究;说追究既往于事无补,你辞职也不是办法。我遂即提出由报馆在显著位置刊登启事道歉,他表示很为难,而且不好措辞。最后我提出在文艺版刊登一篇不署名的——即是也带有社论性质——悼念文章,他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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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6582 据王芝琛说,王芸生晚年说他之所以那样写短评的原因是因为“鲁迅先生对梅先生不恭”。王芸生是个京剧迷,对梅兰芳很欣赏,而鲁迅恰恰从来对京剧都兴趣不大,他写的杂文里也不乏讽刺京剧甚至梅兰芳的文字。无论如何,王芸生因个人好恶对鲁迅做出不公允的评价,确实不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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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6584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这篇短评,王芸生在历次运动中都作“检查”,“文革”期间还不断地“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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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6586 王芸生到上海工作仅仅一年多时间,战局就非常严峻了。这时,他的小儿子王芝琛刚出生不久,尽管报馆离住所不远,他却很少回家。《大公报》同人后来回忆说,王芸生还有个“流鼻血”的毛病,他们经常看见王在报馆里半躺在椅子上,头上敷着一条湿毛巾。即使这样,王芸生也奋战在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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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6588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本军方通知上海租界各家报纸,自15日起,须送小样接受日方检查。总经理胡政之召集王芸生等人商议后,一致决定,宁可停刊,绝不接受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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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6590 12月14日,《大公报》上海版同时刊登两篇社论,一篇是《暂别上海读者》,一篇是《不投降论》,两文都是王芸生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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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6592 《暂别上海读者》的文章开头说:“我们中国步入大时代,踏上了存亡主奴的关头。为这个时代,为这个关头,我们国家将付极高的代价,不辞任何牺牲,以争国家生存,以争民族人格。”文章中,王芸生总结了自日军占领上海后《大公报》刊行一个月的原则、经过和停版的原因:“本报津版已随国权的中断而自动停版,今天又到了本报沪版与读者告别的时候。国军是在上月12日完全退出了上海,摆在我们报面前有两条路,一是随国军的退却而停版,另一是在艰难的环境下继续撑持下去,尽可能地为我们上海的三百万同胞服务一天算一天,一直尽了我们最后的力量为止。但是有一个牢固的信条,便是: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哪一天环境不容许中国人在这里办中国报了,便算是我们为上海三百万同胞服务到了暂时的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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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6594 “特殊势力先接收了我们的新闻检查所,成立了他们的新闻检查机关。这个机关要求我们送报,我们未送;昨天又来‘通告’,说:‘自12月15日须送小样检查,而不经查检之新闻一概不准登载。’我们是奉中华民国正朔的,自然不受异族干涉。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的明训,我们的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我们在不受干涉不受辱的前提下,昨天敌人的‘通知’使我们决定与上海读者暂时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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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6596 在另一篇社评《不投降论》中王芸生高赞“不投降”:“不投降的意义非常重要。只要我们的武士不做降将军,文人不做降大夫,四万万五千万人都保持住中华民族的圣洁灵魂,国必不亡。岳武穆百战不挠,袁督师独拒强敌,这两人虽都被奸佞陷害,赍志以殁,然忠烈所被,千载之下,犹令中华子孙感奋零涕,播下复仇种子。文天祥断头菜市口,史可法战死扬州城,更给中华民族保存了浩然正气。反之,石敬塘、张邦昌、吴三桂、臧式毅、殷汝耕等辈,或投降异族,或甘做傀儡,哪一个不是毒被全族、祸及身家?凛然的历史教训,凡是中国人都应该牢记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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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6598 王芸生笔端流淌的文字感情饱满、荡气回肠,实在是写出了一曲慷慨大义的悲壮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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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6600 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706124057]
1706126601 与季鸾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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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6603 王芸生在《大公报》工作时间不长,就能迅速脱颖而出,一方面离不开自己的刻苦,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张季鸾对他的赏识。要说张季鸾是他的老师,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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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6605 不过,这师徒二人为人处事的风格大不相同。张季鸾受过正规教育,还留学过,属于谦谦君子,思想总的说来比较传统。王芸生则不一样,贫苦出身以及自学成才,使得他思想有时候是比较激进和冲动的。1940年6月,四川粮食价格暴涨,老百姓吃饭都成了问题,忧国忧民的王芸生在这种情况下写了社评《天时人事之雨》,主张杀几个囤积居奇的奸商,以平抑物价。“昔曹操行军,军心忽动,群谓某人克扣粮饷,操即传见某人,说‘借你一物,以安军心。’某人的首级一经示众而军心立平。在今日的情形之下,还不应借几个人的脑袋用用,以平民愤吗?”文章出来后,张季鸾不无忧虑地说:“我们的报纸怎么能主张杀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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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6607 张季鸾在生命最后阶段指导的两篇著名社评都是王芸生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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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6609 1939年9月17日,苏联突然出兵波兰,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因为苏联曾与波兰签过条约,声明互不侵犯,友好相处。而中苏之间又是友好关系,王芸生当时作为主笔,对这件事不知如何评论才好。正在苦苦思索,张季鸾给他出主意了,让他写文章骂波兰,骂波兰是不忠不智不义之国。王芸生深受启发,写下评论《苏联波兰欧局与远东》,这篇评论讲了三点:首先,波兰的失败是咎由自取,它不忠于国际联盟,不忠于条约;其次,苏联出兵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侨民同族,对欧洲局势发展有利;最后,中苏友好,中国最守条约,亲苏抗日,苏联不会负我。文章一出,蒋介石立即指示国民党报纸以此为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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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6611 还有一篇在《大公报》历史上更有名,叫《我们在割稻子》。这篇评论的名字有些特别,完全不像评论,而像一篇记叙文的名字。1941年8月18日,王芸生去探望已经病入膏肓的张季鸾。当时日军飞机整日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一日空袭好几回,老百姓只能躲到防空洞里避难,王芸生为此一筹莫展,不知道用怎样的文字来鼓舞人民。他对张季鸾说:“最近重庆很沉闷,我们何以报国啊?”张季鸾说:“芸生,你只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芸生道:“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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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6613 张季鸾思索片刻,忽然坐起来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就说在最近十天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黄金稻子。让敌机尽管来吧,让它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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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6615 王芸生一听觉得对啊,四川是天府之国,当时又正是收获季节,何不就此借题发挥呢!次日,文章刊出,读者纷纷赞扬这是一篇鼓舞人心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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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6617 《大公报》老记者唐振常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曾写文章说:“《我们在割稻子》是一象征用语,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坚毅精神,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不苟的气节。张、王两先生和《大公报》抓住了这一点,形象地表达了这种精神和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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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6619 可惜的是,1941年9月6日,张季鸾与世长辞。9月8日,王芸生撰写的《敬悼季鸾先生》发表在《大公报》上,文章对张季鸾的为人为文大加赞赏,文字情真意切,汪洋恣肆,从中可以看出王芸生对张季鸾的深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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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6621 王芸生和张季鸾的文章都以热情著称,容易产生感染力,有很好的读者亲和力,但比较而言,风格是有所不同的。研究者汤恒曾总结,“王芸生是冲动的热情,张季鸾是沉郁的热情;王芸生的文章色调明朗酣畅,张季鸾的文章色调流丽幽峭;王芸生用事实的分析渲染文章的气势,以情感人,张季鸾用严密的论证层层剥笋,以理服人;王芸生喜欢用骈四骊六的句式,张季鸾的文笔质朴无华,干净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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