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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界巨子鲁迅（周树人）先生昨晨病故于上海，这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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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是世界文坛上的有数人物，对于中国文艺界影响尤大。自《呐喊》出版，他的作品曾风靡一时。他那不妥协的倔强性格和嫉恶如仇的革命精神，确足以代表一代大匠的风度。他那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中国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青年不少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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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的，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许多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与他接近的人们，不知应该怎样爱护一个人，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怂恿一个需要休息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生命消耗了。这是我们所万分悼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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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措辞显然不合时宜。上海文艺界看到这文字简直炸了锅，报社内时任文艺版编辑的萧乾也不干了。萧乾后来回忆说：“那天的《大公报》出版后，上海文艺界当然群情愤慨。我除了愤怒之外，还感到背后被人捅了一刀。放了报纸我就去找老板（胡政之）质问，并表示这个文艺版我编不下去了。老板说他实在不知情，要我冷静一下，容他去调查。当时巴金自然也十分气愤，他给我以支持，说辞职不会叫你饿饭，可以给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屠格涅夫。下午，老板找我们谈话了。……他承认短评写得不对，但不肯透露是谁执笔的，只说短评是凌晨看大样的人根据当时新闻临时凑的，并不像社论那样事先经过周密的讨论研究；说追究既往于事无补，你辞职也不是办法。我遂即提出由报馆在显著位置刊登启事道歉，他表示很为难，而且不好措辞。最后我提出在文艺版刊登一篇不署名的——即是也带有社论性质——悼念文章，他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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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芝琛说，王芸生晚年说他之所以那样写短评的原因是因为“鲁迅先生对梅先生不恭”。王芸生是个京剧迷，对梅兰芳很欣赏，而鲁迅恰恰从来对京剧都兴趣不大，他写的杂文里也不乏讽刺京剧甚至梅兰芳的文字。无论如何，王芸生因个人好恶对鲁迅做出不公允的评价，确实不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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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因为这篇短评，王芸生在历次运动中都作“检查”，“文革”期间还不断地“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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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到上海工作仅仅一年多时间，战局就非常严峻了。这时，他的小儿子王芝琛刚出生不久，尽管报馆离住所不远，他却很少回家。《大公报》同人后来回忆说，王芸生还有个“流鼻血”的毛病，他们经常看见王在报馆里半躺在椅子上，头上敷着一条湿毛巾。即使这样，王芸生也奋战在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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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本军方通知上海租界各家报纸，自15日起，须送小样接受日方检查。总经理胡政之召集王芸生等人商议后，一致决定，宁可停刊，绝不接受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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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大公报》上海版同时刊登两篇社论，一篇是《暂别上海读者》，一篇是《不投降论》，两文都是王芸生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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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别上海读者》的文章开头说：“我们中国步入大时代，踏上了存亡主奴的关头。为这个时代，为这个关头，我们国家将付极高的代价，不辞任何牺牲，以争国家生存，以争民族人格。”文章中，王芸生总结了自日军占领上海后《大公报》刊行一个月的原则、经过和停版的原因：“本报津版已随国权的中断而自动停版，今天又到了本报沪版与读者告别的时候。国军是在上月12日完全退出了上海，摆在我们报面前有两条路，一是随国军的退却而停版，另一是在艰难的环境下继续撑持下去，尽可能地为我们上海的三百万同胞服务一天算一天，一直尽了我们最后的力量为止。但是有一个牢固的信条，便是：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哪一天环境不容许中国人在这里办中国报了，便算是我们为上海三百万同胞服务到了暂时的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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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势力先接收了我们的新闻检查所，成立了他们的新闻检查机关。这个机关要求我们送报，我们未送；昨天又来‘通告’，说：‘自12月15日须送小样检查，而不经查检之新闻一概不准登载。’我们是奉中华民国正朔的，自然不受异族干涉。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的明训，我们的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我们在不受干涉不受辱的前提下，昨天敌人的‘通知’使我们决定与上海读者暂时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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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篇社评《不投降论》中王芸生高赞“不投降”：“不投降的意义非常重要。只要我们的武士不做降将军，文人不做降大夫，四万万五千万人都保持住中华民族的圣洁灵魂，国必不亡。岳武穆百战不挠，袁督师独拒强敌，这两人虽都被奸佞陷害，赍志以殁，然忠烈所被，千载之下，犹令中华子孙感奋零涕，播下复仇种子。文天祥断头菜市口，史可法战死扬州城，更给中华民族保存了浩然正气。反之，石敬塘、张邦昌、吴三桂、臧式毅、殷汝耕等辈，或投降异族，或甘做傀儡，哪一个不是毒被全族、祸及身家？凛然的历史教训，凡是中国人都应该牢记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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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笔端流淌的文字感情饱满、荡气回肠，实在是写出了一曲慷慨大义的悲壮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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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季鸾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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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在《大公报》工作时间不长，就能迅速脱颖而出，一方面离不开自己的刻苦，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张季鸾对他的赏识。要说张季鸾是他的老师，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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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师徒二人为人处事的风格大不相同。张季鸾受过正规教育，还留学过，属于谦谦君子，思想总的说来比较传统。王芸生则不一样，贫苦出身以及自学成才，使得他思想有时候是比较激进和冲动的。1940年6月，四川粮食价格暴涨，老百姓吃饭都成了问题，忧国忧民的王芸生在这种情况下写了社评《天时人事之雨》，主张杀几个囤积居奇的奸商，以平抑物价。“昔曹操行军，军心忽动，群谓某人克扣粮饷，操即传见某人，说‘借你一物，以安军心。’某人的首级一经示众而军心立平。在今日的情形之下，还不应借几个人的脑袋用用，以平民愤吗？”文章出来后，张季鸾不无忧虑地说：“我们的报纸怎么能主张杀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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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在生命最后阶段指导的两篇著名社评都是王芸生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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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7日，苏联突然出兵波兰，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因为苏联曾与波兰签过条约，声明互不侵犯，友好相处。而中苏之间又是友好关系，王芸生当时作为主笔，对这件事不知如何评论才好。正在苦苦思索，张季鸾给他出主意了，让他写文章骂波兰，骂波兰是不忠不智不义之国。王芸生深受启发，写下评论《苏联波兰欧局与远东》，这篇评论讲了三点：首先，波兰的失败是咎由自取，它不忠于国际联盟，不忠于条约；其次，苏联出兵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侨民同族，对欧洲局势发展有利；最后，中苏友好，中国最守条约，亲苏抗日，苏联不会负我。文章一出，蒋介石立即指示国民党报纸以此为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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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篇在《大公报》历史上更有名，叫《我们在割稻子》。这篇评论的名字有些特别，完全不像评论，而像一篇记叙文的名字。1941年8月18日，王芸生去探望已经病入膏肓的张季鸾。当时日军飞机整日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一日空袭好几回，老百姓只能躲到防空洞里避难，王芸生为此一筹莫展，不知道用怎样的文字来鼓舞人民。他对张季鸾说：“最近重庆很沉闷，我们何以报国啊？”张季鸾说：“芸生，你只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芸生道：“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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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思索片刻，忽然坐起来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就说在最近十天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黄金稻子。让敌机尽管来吧，让它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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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一听觉得对啊，四川是天府之国，当时又正是收获季节，何不就此借题发挥呢！次日，文章刊出，读者纷纷赞扬这是一篇鼓舞人心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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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老记者唐振常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曾写文章说：“《我们在割稻子》是一象征用语，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坚毅精神，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不苟的气节。张、王两先生和《大公报》抓住了这一点，形象地表达了这种精神和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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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1941年9月6日，张季鸾与世长辞。9月8日，王芸生撰写的《敬悼季鸾先生》发表在《大公报》上，文章对张季鸾的为人为文大加赞赏，文字情真意切，汪洋恣肆，从中可以看出王芸生对张季鸾的深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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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和张季鸾的文章都以热情著称，容易产生感染力，有很好的读者亲和力，但比较而言，风格是有所不同的。研究者汤恒曾总结，“王芸生是冲动的热情，张季鸾是沉郁的热情；王芸生的文章色调明朗酣畅，张季鸾的文章色调流丽幽峭；王芸生用事实的分析渲染文章的气势，以情感人，张季鸾用严密的论证层层剥笋，以理服人；王芸生喜欢用骈四骊六的句式，张季鸾的文笔质朴无华，干净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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