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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攻占九龙半岛并进而在香港岛登陆这段混乱的日子里，我和邱茉莉失去了联系。她后来告诉我，她去当了一名志愿护士，工作地点是一所临时组建的军队医院，设在十分时髦的“香港大酒店”酒廊里。她按照医生的嘱咐，尽力去做。伤员越来越多，一个挨一个地躺在地板上，有的奄奄一息，有的痛苦不堪。我能想象她在工作时的样子——强壮的身体、不倦地劳动、对伤员无比关爱，尽管如她懊丧地对我所说，她所受到过的医疗训练只限于兽医急救，那是在雷丁农业学院学习时以及在奶牛场实际工作时所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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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时她在外表上一点也没显示出那一年早些时候那种压抑的心情。她对危险的回应是行动而不是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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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撤退安排由于香港的过快沦陷成为了泡影。我们再次相见是在日本人所设的赤柱平民拘留营，赤柱（英文名字是Stanley）位于香港岛的最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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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随同住在“山顶”区的英国人一道来的。她用讥讽的口吻告诉我，住在“山顶”这个特权地区的英国人都是官方或社会上的头面人物，他们最初曾请求日本当局允许就把他们拘留在他们所习惯的这个有名地区内，彼此以君子之礼相待。但经过几次谈判，他们的请求遭到了拒绝。所以他们成了进入赤柱营的最后一批外国平民，剩给他们的住处是条件最差的——营里的人说他们活该。但另一方面，日本人同意他们乘卡车来，所以他们带来了“席梦思”床垫、装得鼓鼓囊囊的箱子、食物，还有准备在营里买卖的各色物品。这些东西在拘留营里是不可估量的财富，因为早一些进来的人都靠步行，只能带一点点随身的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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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本来不属于这批人之内，只是因为作为一位住在“山顶”的女友的客人同她做伴，就意外地跟着这批人一块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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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眼就看见她和她的那位女友在一辆卡车上。我帮助她们卸运行李。我虽然个子小，但腰腿是硬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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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营内，我们住在不同的区域，她在英国人区，我在美国人区（我在营里用假名，并说是美国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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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逃避日本人因我们帮助中国而对我们进行报复并且希望尽快继续这一帮助中国的工作，我们共同的脱逃决心又使我们聚在一起了。初时是共同策划，后来，在经历了共同行动和共同脱险之后，我们成了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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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以后要讲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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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苏儒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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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本书作者爱泼斯坦的已故夫人的中文名字邱茉莉，是她的姓Fairfax-Cholmeley后半部分的拟音。她的英文名字是埃尔西（Elsie）。按通行的音译准则，Cholmeley应译作“乔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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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者注］皮格马利翁（Pygmalion）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国王，钟情于一座女神雕像。罗马诗人奥维德据此进行创作，将主人公改成雕刻家，钟情于他所雕刻的一位理想女性，爱神维纳斯应他之请，给予这座雕像生命。1913年，萧伯纳又据此创作了一个剧本，主人公改成教师，他把一个操伦敦土语的卖花女培养成谈吐文雅的上流社会妇女，并且爱上了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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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译者注］原文为拉丁字Internos，意为“只限我们两人之间，不得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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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四章 在哈尔滨的童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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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带着我在哈尔滨虽然只住了三四年（1917—1920），但这座城市当时的面貌仍然活生生地留在我的记里——我现在已经年过87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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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那时的气氛是俄国味道的——特别是西伯利亚味道的。不像其他许多中国城市，它没有古老的历史，而是在20年间一下子兴旺起来的。直到19世纪末期，它还只是在松花江畔的一个渔村。据说哈尔滨这个名字来自满语，意思是“晒网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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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快速的铁路建设使一座新兴城市在这里诞生。这条铁路是为了沙俄——当时侵略中国的殖民主义强国之一——的需要而兴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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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住的房子就是俄国式的，木结构，房间外有带檐的走廊。房子坐落在一个小院子里，院中大树参天，成群的乌鸦在这里栖息、喧闹。城里街道的名字都是俄文的(1)。我们的房子位于“邮车街”和“炮队街”（现名“通江街”）的交叉路口，前一个路名来自铁路兴建以前这一地区的交通工具，后一个路名则反映了近期沙俄的军事占领。还有一些反映当时情况的路名，如“哥萨克街”“警署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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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如同在当时的东部西伯利亚，多数道路在夏天都泥泞不堪。有一种俄国式的敞篷四轮马车，由鬃毛长长的老马拉着，供人雇用。到了冬天，路上积雪被压得结结实实，公共交通工具变成了马拉的雪橇，它的底部装有很大的弧形铁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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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我家不远处就是树木葱茏的“市立公园”（即现在的“兆麟公园”）。公园里的主要建筑是一座有着洋葱头式屋顶的俄国东正教教堂，此外还有一些木板搭建成的商亭，出售茶水或冷饮（有一种饮料叫“格瓦斯”，泡沫很多，是用黑面包发酵制成的）。我在公园里玩时，常常碰到一座由人做成的公园“建筑物”——一位肥胖的、满脸通红的俄国老妇人，穿着无数条裙子，因为肚子里的伏特加酒太多而站立不稳，不是靠着大树坐着，就是趴在地上打呼噜。如果大人把她吵醒了，她就嘟嘟囔囔地骂人，对小孩子们，特别是当我们叫她“老奶奶”时，她就醉眼蒙眬地对我们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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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交谈、理解和思维都是通过俄语。学英语是以后的事。尽管我们在种族上不是俄国人而是犹太人（我们以此为荣），而且我们的居住地是立陶宛和波兰（在沙皇统治下，很少有犹太人能住在俄国本土），但在我父母这一代，俄语和俄国学校教育仍然是使我们能摆脱犹太人圈子的束缚、接触外部世界进步思想的途径。我们不但通过俄语书籍读到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著作，也从俄文译本读到了卢梭、伏尔泰、左拉、雨果、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著作——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通过俄语，我们同俄国的反沙皇运动建立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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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也有过类似的情况，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是通过中文译本接触到先进思想的，而且由于他们所熟悉的外语以英语为主，所以他们正是以盎格鲁-撒克逊的语言来获得反对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统治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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