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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到的作为模范的作家都是进步人士，就雪莱和布莱克而言，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革命派。布莱克有以下的传世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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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不停止我的思想斗争，也不会让宝剑在我手中沉睡，直到我们建设起耶路撒冷，在英格兰绿色的、欢愉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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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是邱茉莉一生中最喜爱的诗人。这位18世纪的伟大理想家的诗作和刻画艺术都非常有力量，只要有新的版本出版，她总会去买来，我们两人一起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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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兄弟姐妹中，邱茉莉同她父亲是最亲近的，谈话最多，吸收他的思想最多，在实践中则比她父亲走得更远。她童年时同佃农们结下的友谊一直维持到老年。她对合作社的兴趣也来自她父亲。早在1894年，即邱茉莉出生之前十年，她父亲就在本村创办了一所合作社，向农民提供车辆及其他设施，以帮助他们把奶牛场的产品远销出去（这所合作社在一个多世纪之后依然存在）。邱茉莉在中国抗战时期也参与了“工合”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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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们父女对英国统治制度都持尖锐的批判态度。他们一起阅读由克劳德·科伯恩主编的《周报》。这是一张激进派的“时事通讯”报（一种小型的、仅在有限范围内流通的小报），常以事实为根据，揭露上层社会中反动的、亲法西斯倾向。但到30年代末期，年逾七旬的父亲认为内维尔·张伯伦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有希望“在我们这个时代缔造和平”，女儿邱茉莉却强烈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尽管她对“老爸乔姆利”的爱从未减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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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邱茉莉的成长同我一样，也是受到同一时代世界潮流的推动，虽然从地理上或社会地位上说，我们的出发点是很不同的。1929年后波及全球的经济大萧条毁掉了她在约克郡所经营的奶牛场。她在伦敦学习文秘专业，但仍找不到长期稳定的工作。出于对日益增加的英国失业大军的同情，她参加过几次他们的抗议示威游行。因为在英国，妇女的就业机会比男人更少，男女同工不同酬。她曾想移居美国或者苏联，那里对妇女的歧视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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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她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到许多国家旅行的机会。这个机会来自她的家庭同上层社会的关系，但却使她更加坚定地左倾，最后使她来到中国，来到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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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父亲曾托他的一些有办法的朋友为她找份工作。有一个朋友正参加接待“太平洋关系学会”全球考察团。这个学会虽然在范围上是国际性的，实际上却是美国主办的。它的秘书长爱德华·C．卡特为了改变一下它的形象，想找一个英国人来参加工作。他听说邱茉莉出身英国乡绅家庭，而且又是双姓（美国人往往很看重这一点，因为它表示门第高贵），觉得可能是适当人选。但他先要他的夫人艾丽丝·卡特见一见她。这位上了年纪的夫人看见邱茉莉身材高挑、容貌端正、没有娇气和架子、有教养而又坦率，觉得挺合适，就点头了。邱茉莉有点挖苦地告诉我说，这次重要的会见是卡特夫人在伦敦一家美容院里做头发的时候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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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济上碰到了一点困难。按照“学会”的规定，雇员本人要负担一部分旅费，但邱茉莉和她父亲都付不起。幸亏一位富有而热心的姑妈出手援助，她才算得到了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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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受雇后就陪同这个代表团继续它的全球旅行——到日本、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这些国家都有附属于这个学会的团体。后来她成为这个学会设在纽约的“国际中心”的正式工作人员，具体职务是学报《太平洋事务季刊》的秘书，这个学报当时由著名的美国远东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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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意外的、足迹几及全球的远征扩大了她的视野。在印度，她看到了大英帝国华丽外表下本地居民的苦痛；在中国，她看到在外国和本国统治阶级压迫下，人民如牛马般地劳动。在日本，虽然军国主义势力正在崛起，她遇到了谨慎而坚决地反对这一进程的人士，如学识渊博的康夫博士和来自贵族阶层的西园寺公一——后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二战”以后他住在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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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以及在学会的国际会议上（这次会议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旅游胜地“优山美地”举行），她结识了为学会工作的两位杰出的中国学者——冀朝鼎博士和陈翰笙博士。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但不公开身份，因为在蒋介石统治下，中共党员不但不能出国，还随时有可能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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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本开始了企图征服中国的全面战争。在美国，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反侵略、反法西斯的力量站在中国一边。邱茉莉成了妇女界抵制日货运动的积极分子。日货主要是丝，用于制造女用长筒丝袜（那时尼龙尚未出现）。日本对美出口丝的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油、废钢铁和其他军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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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参与了“美国救济中国战争孤儿委员会”以及支援西班牙共和国的工作（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看来，西班牙和中国是同一斗争的两个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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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学会内部帮助成立工会。前面提到过的秘书长爱德华·卡特像许多雇主一样，原来是同情职工的，但一旦职工的行动侵犯到他们自身的利益时就变了。他感到他那种家长式统治被触动了，由此认为邱茉莉——这位由他雇来的出身高贵的“英国小姐”——不知恩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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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陈翰笙和他的夫人顾淑型（英文名字叫“苏西”）去香港，名义上是为“学会”做出版工作，实际上主要是帮助宋庆龄（孙中山夫人）工作，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争取国际援助，特别是为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争取援助。因为中共虽然与执政的国民党结成了战时统一战线，但它的部队不但得不到军用物资，甚至连医药用品也没有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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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邱茉莉同陈氏夫妇已成为最好的朋友。她取得了“学会”委任她的一项任务，到中国内地去研究传统的农业工具和耕作方法。这在战时是很难进行的，所以她到香港后并没有去内地而是在陈翰笙领导下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工作。“工合”运动是使日本占领区内的技术工人连同他们的工具转移到抗日地区。她还同陈翰笙合作创办了一份时事通讯报，报道中国的军事政治情况，初名《内部参考》(3)，后改名《远东公报》，主编者用了“伊迪丝·克伦威尔”的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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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香港，通过上面说到的一些共同参与的工作，我们相识了。最初我们只是因工作关系而认识的一般朋友。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脸色苍白、金发的英国妇女，比我高出一头，工作勤奋，不大爱说话，年纪大概三十多岁（我才二十多岁）。据她后来告诉我，她觉得我只是一个矮个子、有点害羞的年轻人，“眼睛长长的，老往上翻”（可能因为她比我高很多，所以我要往上看）。除了好奇之外，我们彼此心里都没有其他的想法。我同第一个妻子仍然保持着婚姻关系，她也有她自己的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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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对她动心是1941年在香港街头同她的一次邂逅。她满脸愁容，蓝色的眼睛深陷在黑眼圈中。她刚经历过一段热恋——据她后来告诉我，不但是她一生中欢乐的巅峰，并且看来已达到了彼此的理解——最终发现被人欺骗了，被粗暴地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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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对这个女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她平时看来是非常能够自持的，现在却使人意外地感到她是如此的脆弱和伤心。但我当时仍没有想到或察觉到我们以后会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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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引发了太平洋战争，同时进攻香港。在此之前，我们在志愿为中国战时救济服务的工作中重逢。她的情绪显然已全恢复正常，在“中国平准基金会”找到了一份新的正式工作。这是由中、美、英三国联合组成的一个机构，任务是维持中国正在贬值的通货，使之免于崩溃。她到那里去工作是由于冀朝鼎的推荐。冀朝鼎同当时的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是同乡，他家的一个老朋友又同孔有关系，因此他成了这个“基金会”的中国代表之一。邱茉莉在她这个新的工作岗位上的表现使英国代表霍尔-帕奇大为恼怒，因为她不是站在英国代表一边，而是支持中国代表和美国代表曼纽尔·福克斯和所罗门·艾德勒——他俩都是拥护罗斯福新政的进步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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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天的香港之战中，她不止一次到南华早报社来看我，我当时任该报副主编。每次她都需镇静、勇敢地从“山顶”高级住宅区——她从原住处搬到这里来同一位女友做伴——弯弯曲曲地一路下坡，这一带经常受到敌人的炮击。那时她参加了战时工作，帮助中国的进步新闻工作者出版一种名为《香港战时快报》的新闻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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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一起谈到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置“平准基金会”的文件。这个机构的领导人员已匆匆乘飞机撤往重庆，冀朝鼎临行前给邱茉莉留了个条子，嘱咐她办这件事。我陪她到冀所住的“香港大酒店”房间里，把他来不及销毁的片纸只字都放进一个钢制废纸篓中烧掉。她还偷偷地告诉我，她和她那位住在“山顶”区的女友把一个马口铁箱子埋在花园肥料堆的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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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谈到如何使“中国工合”的档案不落入日本人手中——由她和同事们加以销毁。我还帮助“保卫中国同盟”同事柳无垢烧毁了一部分“保盟”的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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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就讨论香港陷落——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之后，我们如何才能逃脱日本人对我们的报复，因为我们为中国的抗战效劳，日本人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据我们了解，中共地下组织有一个帮助统战对象及积极分子撤退的应急计划。香港的自由主义报纸《大公报》的文学编辑杨刚是地下党员，她会告诉我们撤退的时间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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