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127640
1706127641
尽管如此，而且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已经是50年来的历史事实，他所预见到的复杂问题仍然存在。只有通过与巴勒斯坦人及阿拉伯世界共存和共同发展，解决这些问题，以色列才能平静地进行建设。
1706127642
1706127643
※ ※ ※
1706127644
1706127645
虽然我父母没能教会我依地语，但母亲常唱的一些东欧犹太穷人的依地语民歌，我至今还记得。有一首歌《我送给他们一条羽绒被》讲的是一个贫穷的妇女送给一家富亲戚她能买得起的最好的结婚礼物，却仍然受到怠慢冷落，因而发出如泣如诉的歌声。歌末的合唱词中说：“贫穷不是好事，贫穷不是好事，但让我们不要为一脉相承的自己的躯体感到羞耻。”
1706127646
1706127647
在政治上，我知道犹太劳动同盟的依地语盟歌《贫穷劳苦的兄弟姊妹们……》，它最后的反复句大意是：工人的红旗，用他们的鲜血浸染，悲愤地挥舞着，号召我们去战斗！
1706127648
1706127649
犹太人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被看作是所有为创造一个新世界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我所学过的革命歌曲也是多民族的，其中有一首是用俄语唱的1905年革命进行曲：
1706127650
1706127651
我们要同旧世界一刀两断，从我们脚上扫清它的尘垢，一切涂金的偶像都对我们怀有敌意，沙皇的宫殿多么可恨！我们要同受苦受难的兄弟们站在一起，我们要走向贫苦饥饿的人们，使他们的咒骂指向作恶的人，唤起他们同敌人战斗！
1706127652
1706127653
当然，我很早就听到过，后来学着唱过《国际歌》——最响亮的革命号角。
1706127654
1706127655
※ ※ ※
1706127656
1706127657
我带着以上所说的这些思想影响，在1922年七岁时转到“天津美国学堂”上学。我父母之所以选择这所规模很小、由社区居民主办的学校，大概因为他们认为在天津外国人办的学校中，它最民主、最少殖民主义气息和狭隘的地方观念。在我这个孩子眼里，这里有许多新东西。学校里挂着华盛顿和林肯的像。我父母向我介绍说，一位是使美国人获得独立的领导人，另一位取消了奴隶制度，他们都是革命者。在我父母的价值天平上，这是最高的评价。但在教室墙上装饰的美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如“鹅妈妈”“兔兄弟”），那时我看不懂，我父母也看不懂。(12)
1706127658
1706127659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天平上，英国和其他老牌国家在华的影响已逐步为美国所取代。这一点也反映在天津的外国人社区内，儿童也不例外。
1706127660
1706127661
像我这样的少年儿童，还从未到过美国，有的也许永远不会去美国，但我们已在经历远距离的“美国化”过程，“化”的程度仅次于已在美国的移民。美国货如潮而至，其品牌声名大著。有些家庭虽然以前同美国毫无来往，也学着美国传教士和商人的一贯做法，向“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订购货物，这个公司是当时从太平洋彼岸进货的主要邮购供应商。
1706127662
1706127663
美国影片这时已在本地影院中处于主流地位，它们把美国的价值观和形象灌输给青少年——这些青少年有着完全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并且才开始学习英语。戴维·格里菲思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宣扬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美化三K党。卓别林和杰基·库根的《寻子遇仙记》散布了欢笑和温情。当我看到卓别林这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躺在街上读纽约出版的依地文日报《前进》（我们家订阅这种报纸）时，内心激动不已（有人因此说卓别林是犹太人，其实不是）。喜剧演员哈罗德·劳埃德和巴斯特·基顿让我们笑得肚子疼。看鲁道夫·瓦伦蒂诺主演的影片时，我们这些小男孩一见那些煽情的爱情场面就嘘他，姑娘和妇女们却很开心（瓦伦蒂诺在20世纪20年代被崇拜为“伟大情人”）。朗·钱尼的《歌剧院的幽灵》是恐怖影片的先导，我们看得毛发直竖。玛丽·璧克馥、道格拉斯·范朋克、基什姐妹、格洛里亚·斯旺森、波拉·内格里的名字和面孔我们都很熟悉(13)。那些惊险故事系列片每一集总是在危急关头或出现一线生机时结束，这样就可以使孩子们非看下一集不可。我们常去的影院有恩派亚、巴埃奥格拉菲等等。那里的日场票价只要一毛钱。(14)
1706127664
1706127665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来源的影片，如法国影片《马西斯特》，它是同英语片《人猿泰山》(15)同时映出的；还有从德国来的莱辛的影片《智者纳旦》(16)，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影片（伊万·莫斯佐金主演）。苏联影片是后来才来的。这些影片都是无声的黑白片。
1706127666
1706127667
过了几年，有声电影来了，引起了轰动，如乔尔森的《爵士乐歌星》(17)。彩色片的出现则更晚一些。
1706127668
1706127669
好莱坞的许多影片不是平庸就是迎合低级趣味或者简直就是“文化垃圾”，但它也确实曾给天津银幕一些有思想、有启发作用的片子。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些影片：《西线无战事》《小人物》《光荣的代价》《军士格里萨的案件》以及《百老汇旋律》和它的插曲《记住我那被遗忘的人》《兄弟你能不能省下一毛钱》。这些都是有深度的作品，反映了时代，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进行反思。
1706127670
1706127671
我们看到的苏联优秀电影有：《生活的道路》——讲述革命胜利后对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的收容教养；《夏伯阳》——关于俄罗斯内战时期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军游击英雄政治上成熟起来的复杂经历；艾森斯坦的历史性巨制《“波特金”号战舰》，这部电影所叙述的俄国1905年革命发生地同我的家史有关，所以使我的印象加倍深刻。在档次较低的苏联影片中有一部给我思想上冲击较大，片名为《寻觅幸福的人们》，叙述犹太人在新建的比鲁比詹苏维埃自治区的情况——这一实验看起来似乎是成功的，其实不然。
1706127672
1706127673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看过的外国影片如此之多，却想不起来曾经看过——哪怕只有一部——中国影片。中国电影院里外国影片充斥，但在供外国人娱乐的电影院里从不放中国影片。
1706127674
1706127675
在美国影片中，在后来那部制作态度相当严肃的《大地》之前（此片根据赛珍珠(18)同名小说改编，由保罗·茂尼(19)和路易斯·雷娜联合主演），中国人都被描绘成邪恶的（如“傅满洲大夫”）或是可笑的。有一个可称是“半”正面人物——大侦探“陈查理”，却是由一个西方人华纳·奥兰扮演的。华裔美国女演员安娜·梅·黄（黄耐霜）虽然既不邪恶也不可笑，但她只能演一些二等角色，并且场景是西方的。
1706127676
1706127677
我现在已经85岁了，但我仍然能够一下子就想起在我十岁以前看过的那么多电影的名字和场面，可见这种传播媒介的威力。
1706127678
1706127679
那时，看电影是相当便宜的，特别是儿童票，虽然影院的开销里边还要包括对院内乐师的演奏报酬。我几乎总是在周末去看中午或下午的廉价场。除了满足思想上的需求，影片还总使我感到欲罢不能——下一集会怎么样？那时演的还都是无声片，观众听不到剧中人物的对白，所以也不要求院内安静。我们看到银幕上出现英雄时就欢呼，出现坏人时就斥骂，出现谈情说爱的无聊场面——在我们孩子眼里是如此——就嘲笑，也没人来干涉。我们不但觉得银幕上那些滑稽动作很好玩，自己也干一些恶作剧来寻开心。我们这些男孩子常常从二楼票价便宜的座位上，把纸折的小飞机或飞镖（头上粘了嚼过的口香糖）向楼下观众的秃头上投去。
1706127680
1706127681
在八岁时，有一次我在去电影院的路上，因为满脑子想的都是银幕上将要出现什么样的情景，有点神思恍惚，被一辆路过的汽车撞倒，左边大腿股骨断成三截。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意外事故改变了我的一生。在卧床的几个月中，我成了一个如饥似渴的读者——最后成为一个作家。
1706127682
1706127683
※ ※ ※
1706127684
1706127685
同美国在电影业中的霸主地位相对照，文化领域的其他“进口货”仍然要数欧洲的水准最高。剧院经理A．斯特鲁克邀请许多世界闻名的音乐家到天津和其他中国城市的外国租界来演出，其中有小提琴家海菲茨、克莱斯勒、埃尔曼和津巴利斯特，钢琴家莫伊塞维奇(20)和利奥·西罗塔，歌唱家阿米莉达·加利·柯希（女高音）、夏里亚宾(21)（著名俄国男低音）等。俄语社区的人对夏里亚宾非常崇拜，即使音乐会的票价对他们来说十分昂贵，也要成群结队地去听他演唱。对犹太人来说，如果来演出的艺术大师也是犹太人（这样的情况很多），那么去出席他（她）的演唱会就几乎像参加一种典礼、一种可以提高自己身价的活动。
1706127686
1706127687
关于夏里亚宾，我还记得他的魁梧身材、萧萧白发和戏剧性的动作，虽然他的嗓音已不如年轻的时候，但他所唱的《伏尔加船夫曲》和《跳蚤之歌》依然震撼人心。我当时还听到过关于他和著名俄国作家高尔基的一段轶事。这两个农村青年曾一同在旧俄罗斯各地流浪，他们身无分文，真的当过“伏尔加船夫”，在这条大河上给逆流而上的船只背纤，累得筋疲力尽。在一处市镇上，他们有机会得到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一位当地传教士正为他的教堂唱诗班招募歌手。但在试听发声后，传教士只录取了高尔基，却不要后来成为全球声乐大师之一的夏里亚宾。这两个青年朋友不愿分离，于是继续流浪。
1706127688
1706127689
在天津的音乐和艺术教育方面（包括钢琴、小提琴、舞蹈），俄国教师可以说是包揽了全局。“天津公学”英国女生佩吉·胡卡姆师从俄国老师沃伊腾柯夫人学习芭蕾舞，后来以“芳廷”(22)的艺名享誉全球。
[
上一页 ]
[ :1.7061276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