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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从8岁到14岁（或15）学过钢琴，老师霍拉奇金娜夫人曾就学于彼得格勒音乐学院，师从著名的钢琴家莱谢蒂茨基(23)。有三四次，她让我在年度学生汇报演出中登台，主要是演奏肖邦的序曲，我很喜欢这些曲子，她也认为我在演奏这些序曲时表现出了一些音乐家的天赋和技巧。但我的其他兴趣和经历使我长久地远离音乐，现在我完全不会弹了——但我仍然保留着一点音乐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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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子哥儿”在文化知识方面远远不如我们这些来自东欧的穷光蛋们。他们最典型的兴趣所在，除了做生意和社交之外就是体育运动。我有一个美国同学老是对我讲美国的棒球联赛，虽然我向来同棒球不沾边，很快也会随口说出一些棒球明星和明星队的名字，如鲁思、科布、马修森、霍恩斯比(24)和一些著名的球队如“道奇队”“扬基队”“圣路易斯红鸟队”（红鸟队有一年获世界联赛冠军，使我大感兴趣，因为我有表兄妹住在圣路易斯）等。但当我对那位美国同学谈起“作曲家”时，他却问我：“那是什么？”我解释说，“写乐曲的人，像莫扎特、贝多芬、肖邦都是。”最后他老实承认：“这些名字从来没听说过。你是说像保罗·怀特曼这样的人吗？”这一次轮到我问他“那是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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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的大多数同学和朋友对音乐都这样无知，却也有非常突出的特例，那就是我在“美国学堂”三年级的同班同学和朋友约翰·赫赛。他在天津出生，父亲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他了解他所喜爱的作曲家，跟当地一位俄国老师学小提琴，一心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奏家。虽然后来他转而爱好文学并且成为一位第一流的小说家，他对音乐的热爱却始终如一。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安东尼亚塔》所描写的就是伟大的小提琴制作家斯特拉迪瓦里(25)为达到他的艺术巅峰——一把真正完美无缺的小提琴——所投入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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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的是，赫赛把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向同我在疗养腿伤期间的兴趣转向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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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半个世纪以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他在我养伤期间到床边来陪伴我的情形。他说，虽然我的身材“很小”，看起来却“精神焕发”，“一个高高的前额”仿佛是“一座奇妙的思想堡垒”。对于这样一种高度颂扬和夸大其辞的评价，我自己从未想到过。但我既然给了他这样一种形象，那就无怪他把我病床上的牵引架描绘成“一架神奇机器”。在这架机器里，我的伤腿“打着石膏……挂在一根精巧地连着滑轮和重锤的绳子上”——看到这些，使他“真希望自己变成艾培”。他接着写道：“过了几天，我的妒忌心达到几乎无法抑制的地步，因为我从天津的英文报纸《华北星报》上看到了这样一个标题：《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编写两卷本世界历史》。我下决心也要把腿撞断，以便成为一个作家。”（写世界史的事是我想入非非地告诉这家小报专写社会花絮的记者的。）为了赶上我，赫赛打算写一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传记。当然，我们两个人的写作计划都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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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赫赛确实成了一位作家，并且是一位具有如此优秀品质的作家，如果我有助于促进他的转变，我会为之高兴。他的《广岛原子浩劫记》是一部世界性的新闻报道和反核斗争的经典作品。他的《大墙》所描写的是在华沙犹太人集中区的抵抗运动，对纳粹暴行进行了凌厉的控诉，对犹太人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的英勇抗争表示了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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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赛的这种态度也许是由于他幼小时所得的一种印象。他曾这样记述道：“有一天，我和艾培在院子里玩跷跷板，他告诉我关于犹太人的一些事情。我有许多《旧约全书》，都是教会的‘主日学校’里分发给我的，但第一次使我心里出现这一被剥夺的流浪种族的活生生的形象的则是艾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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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讲俄语，也贪婪地大读俄文作品。虽然我没有受过正规的俄语教学，但我母亲教会了我，此后我也一直没有丢掉过。我很早就下定决心，凡是俄国人的作品，只要我能找到原著就决不读译文。我坚持这个原则，从儿童读物开始，然后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先是短篇《高加索的囚徒》、《塞瓦斯托波尔故事》，最后是《战争与和平》（我养成一个习惯，每隔五年就读一遍这部作品，每次都有新的认识）、《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和《克莱采奏鸣曲》。后来我继续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26)等人的作品。再后来是列宁、斯大林和许多苏维埃作家的作品，还有其他一些俄文出版物。绝大多数俄文书都是从天津犹太人俱乐部（KUNST）的很好的图书馆里借来的，这个俱乐部的文化委员会主席长期由我父亲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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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阅读的英文书，属于自己的很少，大多是从图书馆借阅的。在“美国学堂”的图书馆里，我经常埋头阅读附有大量插图的20卷《知识全书》，这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儿童百科全书，还有当时美国出版的青少年杂志《圣尼古拉斯》和《青年之友》。在学校图书馆里，我第一次为一些美国作家所吸引，其中有华盛顿·欧文、爱德加·爱伦·坡、费尼莫尔·库珀和马克·吐温，我也——很不幸地——为赞恩·格雷(27)的作品迷住，他写了许多对印第安人的战争，把这些种族灭绝的暴行写成英雄的行为。有一次，老师要求把格雷的作品从书架上搬下来，一些男同学表示抗议，我也参加了。后来我才懂得，我们错了，那位老师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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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我们到北戴河去避暑，那里也有两个图书馆。一个是传教士们办的，但其中的儿童读物却是G．A．亨戴之类所写的一些非基督教义的（更准确一点说，是宣扬帝国主义——基督教义的）冒险故事，这些作者的殖民者心态不亚于格雷。另一个是北京市立图书馆的假期阅览室，它同前面说的那个图书馆形成了对比，是很不错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去那里借阅的时候更多。我借了不少大部头著作，消磨空闲时间，其中有查尔斯和玛丽·比尔德的《美国文明史》，威尔·杜兰特的《哲学史》，美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厄普顿·辛克莱和西奥多·德莱塞的小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英译本），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和海因里希·曼、莱昂·福伊希特凡格、雅各布·瓦塞尔曼等人的作品（英译本）。(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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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读书和学习的范畴中没有中国的作品，这在半殖民地时代的在华外国人中是很典型的事。我从美国各州的地形上，一眼就能说出这个州的州名，也能顺序或倒序背出美国历任总统的名字，却说不全中国的朝代和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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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的现实开始冲击我，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亲眼目睹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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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十岁之前，中国连年内战和饥馑，我看到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难民涌进天津。有的流着眼泪讨一口饭吃，有的出卖亲生孩子，因为给人家当奴婢总比活活饿死强。一个寒冬的早晨，我在上学的路上，在一家门洞里看到一个同我差不多年纪（12岁）的孩子的尸体，他蜷缩着，已经冻僵。他想在这门洞里躲避刺骨的冬夜寒风，但躲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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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时，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发生了由孙中山领导的、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下发动的大革命。根据孙中山同苏俄达成的协议，在苏俄顾问和武器的支援下，革命军从它的基地广州出发北伐。当时提出的口号有：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耕者有其田、改善劳工地位等，因此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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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家认为这次革命是正义的、必要的——在天津的外国人家庭中持这样观点的极为罕见。还有一层，在我父亲看来，孙中山本人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同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我父亲一直强调他自己的理想是具普遍性的，很早他就告诉我，世界上有两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中国人，在现代是孙中山，在古代是宋朝11世纪时主张经济和社会改革的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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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时，我父亲告诉我，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因为黑暗的、血腥的叛变行为是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卡芬雅克将军(29)是法国1848年革命的指挥官，但当支持他的工人们起来要求社会和公民权利时他就下令屠杀他们。加利费将军(30)也是以在革命中诞生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名义镇压1871年巴黎公社的，他不分青红皂白，对男女老幼进行无情杀害。更近一些，意大利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原来也是社会党人，他用行刺、毒打、灌蓖麻子油等残暴手段来对付他以前的同志。但父亲教导我说，从长期来看，残酷镇压阻挡不了历史的进步。他从不对我长篇大论地说教，他的话总是很简洁，但紧密联系历史和现实，我可以按照他那些少而精的话语自己去读书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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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我年幼的心灵中，中国的和世界的事态一点一点地相互联系起来。我在学习选择自己的立场，并且使自己不论遇到什么挫折都要保持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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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是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一年，也是美国处死左派意大利移民、工人萨柯和万泽蒂的一年。这个案件(31)引起了全世界的抗议，因为对他们的犯罪指控并没有证据，是反共者歇斯底里把他们送上了电椅。远在天津的我把他们的照片贴在我的日记本上以示悼念，并用我自己稚嫩的文笔写下了抗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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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我在“美国学堂”念六年级或七年级时，有一天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说，缩写词IWW的原意是“I（我）Won’t（不愿）Work（工作）”，我大为气愤，因为我知道这个词是美国西部一个很有战斗力的劳工组织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缩写，这个工会的会员都是英勇可敬的（在英语里称他们为“wobblies”）。我的这一理解来自我的父母和我的朋友——体格魁梧、说话滔滔不绝的萨姆·布利伟斯，他曾经是这个工会的会员，并把工会发的一本《小小红色歌曲集》送给了我（当时在中国这大概是唯一的一本）。萨姆是俄国犹太人，后来入了美国籍，在美国各地从事体力劳动，有一段时间在威斯康辛州希博伊根铁路枢纽站上充当机车司炉工。在移民到美国之前，他是俄国“犹太劳动同盟”会员，到美国后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并参加过1919年西雅图大罢工。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说了乔·希尔(32)的名字。乔·希尔是一位工会组织者和一些优秀歌曲的曲作者，在美国犹他州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他还提到另一位工会组织者弗兰克·利特尔，在华盛顿州森特雷利亚被一伙暴徒阉割并私刑拷打。还有另外一些在美国劳资斗争中不屈不挠的牺牲者。所有这些人决不是像那位老师所说的“我不愿工作”的人，而是为了工人的权利而奋斗的劳动者和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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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特别喜欢乔·希尔创作的民歌《传教士和奴隶》(33)。大意是：“长头发的传教士每晚起来（告诉劳工们）干活和祈祷，饿了就吃草，天上有馅饼，死后可吃到。”歌曲最后有力地唱出了最强音：“这是谎言！”这首歌加强了我的无神论思想——萨姆的那种无神论思想，是从生活的血泪中产生的，而不像我父亲，他的那种无神论思想来自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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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小时候住在乌克兰一个犹太人的小村子里。有一次他推小妹妹荡秋千，小妹妹不慎从上面掉下来摔死了。他不禁对上帝狂嚎：“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本村的希伯来语宗教学校中，他又被犹太圣经教师责打，因为他老在动，不老老实实坐在木板凳上。他在时隔50年后对我讲到这件事时还感到气愤：“我怎么能不动呢？！那个教师的老婆养的鸡到处乱走，啄我光脚趾上的疮疤！”他当时想，为什么全知全能的上帝不知道这种情况，不让这个苛刻的教师发一点慈悲？起初，萨姆每一想到他在怀疑上帝，就感到内疚。直到十多岁，他接触到革命思想后，才明白过来。他说：“没有任何宗教，事情就变得清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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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时期，有一个俄国青年也对我具体地描述过类似的自我觉醒过程。他说，当他还是一个农村孩子时，每逢听到打雷，心里就怕得要命，总要跪下来画十字，祈求上帝不要为了他犯的某种罪孽把他劈死。革命干部教导他，打雷闪电都是自然现象，不是什么天神发怒示警，这样才使他解除了精神上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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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命运中的什么奇迹最后使萨姆作为一个皮货收购商来到天津，并且经常来往于美国和天津之间，我一直不知道。我也不记得在我们海阔天空地谈论生活和思想时他曾谈到过他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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