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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已经85岁了，但我仍然能够一下子就想起在我十岁以前看过的那么多电影的名字和场面，可见这种传播媒介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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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看电影是相当便宜的，特别是儿童票，虽然影院的开销里边还要包括对院内乐师的演奏报酬。我几乎总是在周末去看中午或下午的廉价场。除了满足思想上的需求，影片还总使我感到欲罢不能——下一集会怎么样？那时演的还都是无声片，观众听不到剧中人物的对白，所以也不要求院内安静。我们看到银幕上出现英雄时就欢呼，出现坏人时就斥骂，出现谈情说爱的无聊场面——在我们孩子眼里是如此——就嘲笑，也没人来干涉。我们不但觉得银幕上那些滑稽动作很好玩，自己也干一些恶作剧来寻开心。我们这些男孩子常常从二楼票价便宜的座位上，把纸折的小飞机或飞镖（头上粘了嚼过的口香糖）向楼下观众的秃头上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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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岁时，有一次我在去电影院的路上，因为满脑子想的都是银幕上将要出现什么样的情景，有点神思恍惚，被一辆路过的汽车撞倒，左边大腿股骨断成三截。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意外事故改变了我的一生。在卧床的几个月中，我成了一个如饥似渴的读者——最后成为一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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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美国在电影业中的霸主地位相对照，文化领域的其他“进口货”仍然要数欧洲的水准最高。剧院经理A．斯特鲁克邀请许多世界闻名的音乐家到天津和其他中国城市的外国租界来演出，其中有小提琴家海菲茨、克莱斯勒、埃尔曼和津巴利斯特，钢琴家莫伊塞维奇(20)和利奥·西罗塔，歌唱家阿米莉达·加利·柯希（女高音）、夏里亚宾(21)（著名俄国男低音）等。俄语社区的人对夏里亚宾非常崇拜，即使音乐会的票价对他们来说十分昂贵，也要成群结队地去听他演唱。对犹太人来说，如果来演出的艺术大师也是犹太人（这样的情况很多），那么去出席他（她）的演唱会就几乎像参加一种典礼、一种可以提高自己身价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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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夏里亚宾，我还记得他的魁梧身材、萧萧白发和戏剧性的动作，虽然他的嗓音已不如年轻的时候，但他所唱的《伏尔加船夫曲》和《跳蚤之歌》依然震撼人心。我当时还听到过关于他和著名俄国作家高尔基的一段轶事。这两个农村青年曾一同在旧俄罗斯各地流浪，他们身无分文，真的当过“伏尔加船夫”，在这条大河上给逆流而上的船只背纤，累得筋疲力尽。在一处市镇上，他们有机会得到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一位当地传教士正为他的教堂唱诗班招募歌手。但在试听发声后，传教士只录取了高尔基，却不要后来成为全球声乐大师之一的夏里亚宾。这两个青年朋友不愿分离，于是继续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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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的音乐和艺术教育方面（包括钢琴、小提琴、舞蹈），俄国教师可以说是包揽了全局。“天津公学”英国女生佩吉·胡卡姆师从俄国老师沃伊腾柯夫人学习芭蕾舞，后来以“芳廷”(22)的艺名享誉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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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从8岁到14岁（或15）学过钢琴，老师霍拉奇金娜夫人曾就学于彼得格勒音乐学院，师从著名的钢琴家莱谢蒂茨基(23)。有三四次，她让我在年度学生汇报演出中登台，主要是演奏肖邦的序曲，我很喜欢这些曲子，她也认为我在演奏这些序曲时表现出了一些音乐家的天赋和技巧。但我的其他兴趣和经历使我长久地远离音乐，现在我完全不会弹了——但我仍然保留着一点音乐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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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子哥儿”在文化知识方面远远不如我们这些来自东欧的穷光蛋们。他们最典型的兴趣所在，除了做生意和社交之外就是体育运动。我有一个美国同学老是对我讲美国的棒球联赛，虽然我向来同棒球不沾边，很快也会随口说出一些棒球明星和明星队的名字，如鲁思、科布、马修森、霍恩斯比(24)和一些著名的球队如“道奇队”“扬基队”“圣路易斯红鸟队”（红鸟队有一年获世界联赛冠军，使我大感兴趣，因为我有表兄妹住在圣路易斯）等。但当我对那位美国同学谈起“作曲家”时，他却问我：“那是什么？”我解释说，“写乐曲的人，像莫扎特、贝多芬、肖邦都是。”最后他老实承认：“这些名字从来没听说过。你是说像保罗·怀特曼这样的人吗？”这一次轮到我问他“那是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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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的大多数同学和朋友对音乐都这样无知，却也有非常突出的特例，那就是我在“美国学堂”三年级的同班同学和朋友约翰·赫赛。他在天津出生，父亲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他了解他所喜爱的作曲家，跟当地一位俄国老师学小提琴，一心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奏家。虽然后来他转而爱好文学并且成为一位第一流的小说家，他对音乐的热爱却始终如一。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安东尼亚塔》所描写的就是伟大的小提琴制作家斯特拉迪瓦里(25)为达到他的艺术巅峰——一把真正完美无缺的小提琴——所投入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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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的是，赫赛把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向同我在疗养腿伤期间的兴趣转向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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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半个世纪以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他在我养伤期间到床边来陪伴我的情形。他说，虽然我的身材“很小”，看起来却“精神焕发”，“一个高高的前额”仿佛是“一座奇妙的思想堡垒”。对于这样一种高度颂扬和夸大其辞的评价，我自己从未想到过。但我既然给了他这样一种形象，那就无怪他把我病床上的牵引架描绘成“一架神奇机器”。在这架机器里，我的伤腿“打着石膏……挂在一根精巧地连着滑轮和重锤的绳子上”——看到这些，使他“真希望自己变成艾培”。他接着写道：“过了几天，我的妒忌心达到几乎无法抑制的地步，因为我从天津的英文报纸《华北星报》上看到了这样一个标题：《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编写两卷本世界历史》。我下决心也要把腿撞断，以便成为一个作家。”（写世界史的事是我想入非非地告诉这家小报专写社会花絮的记者的。）为了赶上我，赫赛打算写一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传记。当然，我们两个人的写作计划都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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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赫赛确实成了一位作家，并且是一位具有如此优秀品质的作家，如果我有助于促进他的转变，我会为之高兴。他的《广岛原子浩劫记》是一部世界性的新闻报道和反核斗争的经典作品。他的《大墙》所描写的是在华沙犹太人集中区的抵抗运动，对纳粹暴行进行了凌厉的控诉，对犹太人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的英勇抗争表示了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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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赛的这种态度也许是由于他幼小时所得的一种印象。他曾这样记述道：“有一天，我和艾培在院子里玩跷跷板，他告诉我关于犹太人的一些事情。我有许多《旧约全书》，都是教会的‘主日学校’里分发给我的，但第一次使我心里出现这一被剥夺的流浪种族的活生生的形象的则是艾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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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讲俄语，也贪婪地大读俄文作品。虽然我没有受过正规的俄语教学，但我母亲教会了我，此后我也一直没有丢掉过。我很早就下定决心，凡是俄国人的作品，只要我能找到原著就决不读译文。我坚持这个原则，从儿童读物开始，然后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先是短篇《高加索的囚徒》、《塞瓦斯托波尔故事》，最后是《战争与和平》（我养成一个习惯，每隔五年就读一遍这部作品，每次都有新的认识）、《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和《克莱采奏鸣曲》。后来我继续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26)等人的作品。再后来是列宁、斯大林和许多苏维埃作家的作品，还有其他一些俄文出版物。绝大多数俄文书都是从天津犹太人俱乐部（KUNST）的很好的图书馆里借来的，这个俱乐部的文化委员会主席长期由我父亲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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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阅读的英文书，属于自己的很少，大多是从图书馆借阅的。在“美国学堂”的图书馆里，我经常埋头阅读附有大量插图的20卷《知识全书》，这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儿童百科全书，还有当时美国出版的青少年杂志《圣尼古拉斯》和《青年之友》。在学校图书馆里，我第一次为一些美国作家所吸引，其中有华盛顿·欧文、爱德加·爱伦·坡、费尼莫尔·库珀和马克·吐温，我也——很不幸地——为赞恩·格雷(27)的作品迷住，他写了许多对印第安人的战争，把这些种族灭绝的暴行写成英雄的行为。有一次，老师要求把格雷的作品从书架上搬下来，一些男同学表示抗议，我也参加了。后来我才懂得，我们错了，那位老师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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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我们到北戴河去避暑，那里也有两个图书馆。一个是传教士们办的，但其中的儿童读物却是G．A．亨戴之类所写的一些非基督教义的（更准确一点说，是宣扬帝国主义——基督教义的）冒险故事，这些作者的殖民者心态不亚于格雷。另一个是北京市立图书馆的假期阅览室，它同前面说的那个图书馆形成了对比，是很不错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去那里借阅的时候更多。我借了不少大部头著作，消磨空闲时间，其中有查尔斯和玛丽·比尔德的《美国文明史》，威尔·杜兰特的《哲学史》，美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厄普顿·辛克莱和西奥多·德莱塞的小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英译本），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和海因里希·曼、莱昂·福伊希特凡格、雅各布·瓦塞尔曼等人的作品（英译本）。(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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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读书和学习的范畴中没有中国的作品，这在半殖民地时代的在华外国人中是很典型的事。我从美国各州的地形上，一眼就能说出这个州的州名，也能顺序或倒序背出美国历任总统的名字，却说不全中国的朝代和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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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的现实开始冲击我，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亲眼目睹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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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十岁之前，中国连年内战和饥馑，我看到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难民涌进天津。有的流着眼泪讨一口饭吃，有的出卖亲生孩子，因为给人家当奴婢总比活活饿死强。一个寒冬的早晨，我在上学的路上，在一家门洞里看到一个同我差不多年纪（12岁）的孩子的尸体，他蜷缩着，已经冻僵。他想在这门洞里躲避刺骨的冬夜寒风，但躲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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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时，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发生了由孙中山领导的、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下发动的大革命。根据孙中山同苏俄达成的协议，在苏俄顾问和武器的支援下，革命军从它的基地广州出发北伐。当时提出的口号有：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耕者有其田、改善劳工地位等，因此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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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家认为这次革命是正义的、必要的——在天津的外国人家庭中持这样观点的极为罕见。还有一层，在我父亲看来，孙中山本人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同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我父亲一直强调他自己的理想是具普遍性的，很早他就告诉我，世界上有两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中国人，在现代是孙中山，在古代是宋朝11世纪时主张经济和社会改革的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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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时，我父亲告诉我，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因为黑暗的、血腥的叛变行为是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卡芬雅克将军(29)是法国1848年革命的指挥官，但当支持他的工人们起来要求社会和公民权利时他就下令屠杀他们。加利费将军(30)也是以在革命中诞生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名义镇压1871年巴黎公社的，他不分青红皂白，对男女老幼进行无情杀害。更近一些，意大利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原来也是社会党人，他用行刺、毒打、灌蓖麻子油等残暴手段来对付他以前的同志。但父亲教导我说，从长期来看，残酷镇压阻挡不了历史的进步。他从不对我长篇大论地说教，他的话总是很简洁，但紧密联系历史和现实，我可以按照他那些少而精的话语自己去读书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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