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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我年幼的心灵中，中国的和世界的事态一点一点地相互联系起来。我在学习选择自己的立场，并且使自己不论遇到什么挫折都要保持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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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是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一年，也是美国处死左派意大利移民、工人萨柯和万泽蒂的一年。这个案件(31)引起了全世界的抗议，因为对他们的犯罪指控并没有证据，是反共者歇斯底里把他们送上了电椅。远在天津的我把他们的照片贴在我的日记本上以示悼念，并用我自己稚嫩的文笔写下了抗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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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我在“美国学堂”念六年级或七年级时，有一天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说，缩写词IWW的原意是“I（我）Won’t（不愿）Work（工作）”，我大为气愤，因为我知道这个词是美国西部一个很有战斗力的劳工组织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缩写，这个工会的会员都是英勇可敬的（在英语里称他们为“wobblies”）。我的这一理解来自我的父母和我的朋友——体格魁梧、说话滔滔不绝的萨姆·布利伟斯，他曾经是这个工会的会员，并把工会发的一本《小小红色歌曲集》送给了我（当时在中国这大概是唯一的一本）。萨姆是俄国犹太人，后来入了美国籍，在美国各地从事体力劳动，有一段时间在威斯康辛州希博伊根铁路枢纽站上充当机车司炉工。在移民到美国之前，他是俄国“犹太劳动同盟”会员，到美国后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并参加过1919年西雅图大罢工。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说了乔·希尔(32)的名字。乔·希尔是一位工会组织者和一些优秀歌曲的曲作者，在美国犹他州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他还提到另一位工会组织者弗兰克·利特尔，在华盛顿州森特雷利亚被一伙暴徒阉割并私刑拷打。还有另外一些在美国劳资斗争中不屈不挠的牺牲者。所有这些人决不是像那位老师所说的“我不愿工作”的人，而是为了工人的权利而奋斗的劳动者和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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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特别喜欢乔·希尔创作的民歌《传教士和奴隶》(33)。大意是：“长头发的传教士每晚起来（告诉劳工们）干活和祈祷，饿了就吃草，天上有馅饼，死后可吃到。”歌曲最后有力地唱出了最强音：“这是谎言！”这首歌加强了我的无神论思想——萨姆的那种无神论思想，是从生活的血泪中产生的，而不像我父亲，他的那种无神论思想来自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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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小时候住在乌克兰一个犹太人的小村子里。有一次他推小妹妹荡秋千，小妹妹不慎从上面掉下来摔死了。他不禁对上帝狂嚎：“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本村的希伯来语宗教学校中，他又被犹太圣经教师责打，因为他老在动，不老老实实坐在木板凳上。他在时隔50年后对我讲到这件事时还感到气愤：“我怎么能不动呢？！那个教师的老婆养的鸡到处乱走，啄我光脚趾上的疮疤！”他当时想，为什么全知全能的上帝不知道这种情况，不让这个苛刻的教师发一点慈悲？起初，萨姆每一想到他在怀疑上帝，就感到内疚。直到十多岁，他接触到革命思想后，才明白过来。他说：“没有任何宗教，事情就变得清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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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时期，有一个俄国青年也对我具体地描述过类似的自我觉醒过程。他说，当他还是一个农村孩子时，每逢听到打雷，心里就怕得要命，总要跪下来画十字，祈求上帝不要为了他犯的某种罪孽把他劈死。革命干部教导他，打雷闪电都是自然现象，不是什么天神发怒示警，这样才使他解除了精神上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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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命运中的什么奇迹最后使萨姆作为一个皮货收购商来到天津，并且经常来往于美国和天津之间，我一直不知道。我也不记得在我们海阔天空地谈论生活和思想时他曾谈到过他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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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萨姆作这些谈话的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时西方列强正纷纷派兵来华，其中有在天津登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列强派兵的总的目的是想阻挡1925—1927年反对封建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中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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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大革命，我除了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外，还亲眼见到过这样一幕：在天津以前的德租界里，军阀政权那些穿着黑制服的警察失魂落魄地把枪支扔在营房外面的地上，因为当时响应革命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队正在他们后面紧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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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范围内，大革命在看似即将胜利之际，形势却突然逆转。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向左派力量开刀，大规模杀害共产党人和工农联盟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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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起来准备阻止革命浪潮席卷华北的外国军队没有施展他们的拳脚，因为他们的任务已经由中国自己的反动派代他们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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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准备进行干涉的美军部队中，甚至于有几位高级军官也对派遣他们来支持腐朽的中国军阀感到不安。驻津陆战队司令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是一位老式的平民党(34)人，他对于多次奉派到国外去制止人民反对压迫者的斗争已深感厌烦。十年之前，在俄国1917年革命后被派到西伯利亚去的美国干涉军司令格雷夫斯将军，本来应该反对“赤党”支持“白党”，但结果他对“赤党”的印象反而比“白党”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比巴特勒将军晚十年，史迪威将军发现蒋介石更热衷于囤积军火以便将来进行反共内战，而不是去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作战——共产党却在对日军进行艰苦而有效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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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美军指挥官的心中，美国自己的革命传统还留着一丝火星。但是，最后的决策权不在他们手中。直到退休之后，这三位将军才对当年要求他们达成的目标公开发表或留下他们的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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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的巴特勒将军以尖刻的语气总结了他自己的军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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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我国最机动灵活的军事力量——服现役共计三十三年零四个月，从少尉一直干到少将。我是为大企业、为华尔街效劳的打手——简言之，我是为资本主义进行敲诈勒索的歹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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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我竭力使墨西哥成为美国石油利益集团的安全地区。我竭力使海地和古巴成为花旗银行那些家伙搜刮钱财的好去处。我还竭力在1910—1912年的美国“布朗兄弟国际银行”把尼加拉瓜清洗一番。我在1916年又为了美国糖业巨子的利益使多米尼加共和国重见天日。(35)1927年，我力求做到使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的扩张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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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年里，如同那些在幕后的大亨们所说，我是一个得力干将。我被授予荣誉、勋章和更高的官阶。回顾过去，我觉得我也许能给（大流氓头子）艾尔·卡彭一点教益。他最多只能在一个城市的三个区内敲诈勒索，而我们海军陆战队却是在三大洲里行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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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的就是在外国势力统治下天津的状况。这同今天相比是何等的不一样。今天，在中国的外国儿童中，有不少人进了中国学校。不同国籍的孩子们最常用来相互沟通的共同语言是汉语。这是中国从不平等迈入平等这一伟大变革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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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在年轻时没有人教我中文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半殖民地环境的多种影响，但我父母的社会主义传统对这些影响起了抵制的作用，对我的世界观起了引导的作用，使我没有为这些影响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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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同中国的现实日益接近。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我还在上小学。后来，日本在1931年侵占中国的东北三省，使我受到震撼，这时我已16岁并已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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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在下一章关于我早期新闻工作的经历中再继续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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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苏儒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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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大法国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更名为“中正路”，1949年解放后又更名为“解放北路”；“维多利亚道”先后更名为“中正路”“解放北路”；“威廉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取消德租界，更名为“威尔逊路”，解放后又更名为“解放南路”；“旭街”在抗战胜利后更名为“罗斯福路”，解放后更名为“和平路”；“尼古拉路”后更名为“六纬路”；“伊曼纽尔路”俗称“大马路”，后更名为“建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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