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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希特凡格（Lion Feuchtwanger，1884—1958），德国小说家和剧作家，以写作历史传奇闻名，生于犹太人家庭，1940年逃亡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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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塞尔曼（Jacob Wasserman，1873—1934），德国小说家，在20世纪20—30年代声名显赫。1928年出版的《毛里求斯案件》久享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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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译者注］卡芬雅克（Louis Eugene Cavaignac，1802—1857），法国将军，1848年革命期间的最高行政官，因对巴黎起义工人实行镇压被称为“六月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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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译者注］加利费侯爵（Marquis de Gaston-Alexandre-Auguste，1830—1909），法国将军，1871年奉命镇压巴黎公社起义，以残酷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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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译者注］萨柯-万泽蒂案（Sacco-Vanzetti Case）由1920年发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起抢劫案引起，他们两人被控参与抢劫并杀人，1921年7月由陪审团裁定有罪，社会党人提出抗议，认为陪审团是因两人信奉无政府主义而定罪的。案件拖延到1927年4月，两人被判死刑。世界各地纷纷示威抗议，但州长富勒拒绝赦免，两人终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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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译者注］乔·希尔（Joe Hill，1879—1915），出生于瑞典，“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组织者，流行歌曲作曲家。1914年1月因涉及一起抢劫凶杀案，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被判死刑，上诉无效，于1915年11月被处决。1925年，为纪念他，诗人海斯写了以他的名字为题的著名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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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多年以后，我曾听我的朋友、出身工人家庭的美国激进派作家史沫特莱深情地唱过这首歌。更晚一些时候，我又听美国海员范内斯唱过。我同范内斯在太平洋战争后曾一同被关进香港赤柱拘留营，后来又一起出逃成功，结下了深厚友谊（详见本书后面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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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译者注］平民党（Populist）是19世纪后期美国中西部及南部农业改革者的政治联盟，谋求通过各种立法，促进农民利益，1896年与民主党联合竞选总统失败后渐趋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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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译者注］美国在1916年出兵占领多米尼加，至1924年撤军；1965年再次出兵占领，镇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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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据当时报刊所载巴特勒将军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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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六章 初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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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记事时起，我就想当一名记者。我们家里有许多报纸。我第一次高兴地看到我写的东西登在报纸上是在我11岁或12岁的时候。我从天津发出的一封读者来信刊载在纽约出版的犹太日报《前进》“儿童专栏”里。这张报纸我父亲订阅了多年，编辑部工作人员中有不少是他在革命前的俄国“犹太劳动同盟”的同事。报纸主要用的是依地语，但“儿童专栏”用的却是英语，因为像我一样，许多犹太移民的后代不会读写依地语。这个专栏的编辑是吉恩·利西茨基，她因为能收到一封充满异国情调的、来自一个在中国的犹太孩子的信件而十分喜欢。我看到自己写的东西发表出来，大喜过望，所以至今仍记得她的名字，但她究竟作何评论、我所写的内容是什么，却忘得一干二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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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或15岁时，我同“天津公学”的校刊有了些关系。我在校刊上写了一首打油诗，跟一个同学开玩笑，还帮助做些编辑和版面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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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父亲给我买了一台改装过的、当时最有名的Underwood牌打字机，又“雇用”我给他长期主办的一本商业性月刊《东方皮货贸易》帮忙。供这本刊物用的有些材料是不懂英文的人写的，有些已译成英文，但质量很差。我的“任务”是润色文字，父亲给我的报酬很慷慨——每月墨西哥“鹰洋”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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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使用的银元也称“墨西哥鹰洋”，这里有一段有趣的历史故事。中国银元的重量和含银量同墨西哥的“比索”银币相同，而墨西哥的“比索”银币又是照著名的西班牙“八里尔”银币仿制的。奥地利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同西班牙有密切关系，西班牙“八里尔”银币在奥地利称为thaler，这个词被“美国化”后成为dollar。美国改行金本位制后，中国的银元定价为相当于二分之一美国金元——按此计算，我当初的工资值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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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公学”上学时，我赢得了作文和知识比赛奖，是由英国人创办的《京津泰晤士报》主编威尔弗雷德·V．彭内尔评定的。他是我家的老相识、老邻居，所以他打算将来雇用我，一是我写东西不费劲，又写得快，二是我可以作为“当地雇员”——外国人“当地雇员”的待遇虽然比中国人雇员多一倍，但只及从英国雇来的“本国雇员”的六分之一。还有，所有在海外雇用的人员，他们来华的旅费要报社承担，还可按规定享受定期的“带薪回乡假期”——如果雇用我，这些就都可以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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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情况是，我最早的——然而是短暂的——“成人”新闻工作却不是在一家英文报社，而是在天津一家名为《晨报》的俄文日报。我的工作是把路透社及其他通讯社的英文新闻稿译成俄文。当时在天津已另有两家“白俄”流亡者的报纸，但《晨报》同它们不同，持谨慎的亲苏立场。这家报纸的主编是一位俄罗斯犹太人，名叫列夫·马尔科维奇·比霍符斯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的太太却是态度生硬、要求严格，戴一副夹鼻眼镜，天天坐在报社的入口处检查所有雇员是否都按时上班（我有时因为迟到挨了她好一顿批）。唯一的一个排字工人名叫罗森茨韦克，体格魁梧，脸色红润，说话很慢，干起活来却很利索——他完全靠手工操作。这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犹太人体力劳动者。印刷机是中国造的平版机，报纸只发行几百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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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的常客是一位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的中年俄罗斯人，名叫斯克伏尔卓夫，他还常牵着他那条法国种的狗。他为“英亚通讯社”工作，这是一家苏联的企业，有一个英国合作伙伴。另一位来宾是天津德文报纸《德华新闻报》主编沃尔德马·巴特尔斯。他留着小胡子，人很瘦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被控从事反对德日两国的活动，死于日本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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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内尔雇用我为《京津泰晤士报》工作是在1930年底或1931年初，当时俄文《晨报》关了门，我实足年龄刚过15岁。这张报纸为天津英租界上层人物所有，是他们的喉舌。从1914年到1930年，它的主编是H．G．W．伍德黑德，一个顽固分子，对中国的蔑视是根深蒂固的（英租界上层人物中绝大多数都是如此）。他的继任者彭内尔在内心里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是较为尊重的，实际上还有点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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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黑德和彭内尔代表了在华英国新闻从业人员的两代人。前者于1902年来华，那时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刚被外国武装镇压下去。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个时代里成长起来的，并且非常留恋那个时代。彭内尔则是在出现许多新变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个时期。看一看他们两人的经历就可以知道这种历史背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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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黑德认为中国在1911年从帝制改为共和是一个错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力图使中国摆脱中立，站到协约国一边，后来中国果然“参战”，其实中立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由于他在这方面的劳绩，英王授予他“不列颠帝国勋章”。他坚决维护领事裁判权和外国人在华享有的其他特权，对中国的民族和社会革命恨之入骨（他尖刻地讽刺孙中山，把孙中山看成是魔鬼，是中国民族和社会革命的化身）。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正是这样一个人，他前后20年中主编的《中国年鉴》英文版（每年出版厚厚的一册）被绝大多数西方人当作最标准的、最可靠的有关中国的手册。他从理论上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行径，特别是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扶植为“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评功摆好。但是，一度依附于英国的盟邦日本早就处心积虑要把英国的势力逐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这个他曾为之吹捧的日本让伍德黑德饱尝了铁窗之苦，而不是像其他敌国平民那样只是关进拘留营。最后他是在交换战俘中被遣回的，已被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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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内尔同伍德黑德的经历迥然不同。他于1912年来华，才21岁，这时中国刚从帝制改成共和。他1916年到《京津泰晤士报》工作，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在他主持编务期间，他表现出对中国革命、对孙中山、对国民党左派，有时甚至对中国红军的同情。同伍德黑德相反，他站在中国一边，反对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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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英国国内政治中，他却异想天开地支持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1)，从工党左翼到“英国法西斯同盟”——这个组织宣称支持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所赞成的“合作国家”因而吸引了他，但他并不全盘接受纳粹的种族主义（彭内尔夫人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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