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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期间，我曾同他在印度重逢。他在英国新闻部任职，为反对日本而努力工作，但对于“反法西斯战争”的提法仍然嗤之以鼻。“二战”后，他任香港英文《南华早报》主编，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终生同中国人民在一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当友好，特别敬慕周恩来，他从1919年天津的学生运动开始就知道了这个名字。他后来活到高龄，退休后回到西班牙，在那里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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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职培训，我在《京津泰晤士报》的工作很有好处。这张报纸每天出版16至20页（包括广告及已打好的纸型），编辑部一共只有七名工作人员。我那时18岁，看校样、做标题、排版式、写本地新闻（从婚嫁、丧葬到警察和法院办案），还要担当体育报道和音乐戏剧评论的任务。有时彭内尔身体不适或外出，我甚至于还要代他写社论——在我写的社论中显示出我的一些已经颇为激进的观点。例如在较早写的一篇关于美国罗斯福政府的社论中，我提出疑问：“是谁的新政？”是要离弃造成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那种经济体制，还是想努力保住它？在另一篇评论“技术官僚政治”（被认为是另一种克服经济衰退的万应灵药）的文章中，我批评它对社会力量的忽视。1932年，古巴的马查多(2)独裁统治为巴蒂斯塔中士（他那时看起来似乎倾向于民主）所推翻，我在社论中把这次事件同俄国的十月革命相比，就因为后者也是由军士来指挥新组成的军队的。这当然是一种目光短浅的看法，巴蒂斯塔后来变成了另一个反动的、半殖民地的独裁者，在1958年为菲德尔·卡斯特罗所推翻。1933年，我在社论中对在德国新上台的希特勒进行攻击，天津的纳粹分子因为他们的“领袖”被攻击而勃然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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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内尔对我写的东西从不审查。1934年我19岁，结了婚。他把我的工资加了一倍——每月100银元，相当于50美元（仍然只是从英国国内请来的大多数低级职员工资的一个零头）。但不论是我的能力还是我的“廉价劳动”，最后都未能使我在《京津泰晤士报》待下去。报社经理有一次看到我的口袋里插着一本美国共产党的出版物，就把我开除了。彭内尔在一份为我准备的推荐信中大事夸奖我对报纸工作入门之快，但却为自己开脱道：“……爱泼斯坦的观点适宜于持自由主义或激进观点的报纸。”在半殖民地中国，这样的“推荐信”无异于一张“不宜雇用”的证明书，所以我从来没有拿出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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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津泰晤士报》工作期间，我开始同几位年轻朋友（犹太人、俄国人、德国人、英国人都有）聚会，大约每周一次，讨论马克思主义与时事。我们阅读社会主义经典著作、苏联出版物、R．帕姆·杜德的《法西斯主义和社会革命》及约翰·斯特雷奇(3)的《即将到来的权力之争》等书籍。但是，我们的圈子很小，我不记得曾专门讨论过中国和中国革命问题。尽管我们对中国和中国革命一般说来是同情的，我们的心却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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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津泰晤士报》工作的约三年时间内，我也没有专门写过关于中国的报道或社论。同中国关系较为密切的是我写的两篇书评，一篇是评论欧文·拉铁摩尔所著的《到土耳其斯坦的沙漠之路》，另一篇是评论埃德加·斯诺所著的《远东前线》。这是他们早期的著作，后来他们都成了著名作家。斯诺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是《红星照耀中国》，我同他很快建立了长达40年的友谊。我同拉铁摩尔也成了老朋友，虽然我们的交往不是那么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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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了《京津泰晤士报》之后大约有一年时间，我处于失业状态。我同一位比我年长的朋友合作，开办了一项商业性的翻译服务，主要是把俄文译成英文，天津的俄国商人很需要这项服务。我自己还翻译了一些学术性的东西出版，其中最长的是一篇关于中世纪蒙古法律（成吉思汗统治及以后一段时期）的论文，作者是一位这方面的专家、俄罗斯教授V．A．里亚萨诺夫斯基（后曾在美国俄勒冈大学任教）。这篇论文先在北京出版的《中国政治及社会科学评论》上连载，后单独成书。另一篇较短的东西是一本政治经济小册子《中国和白银》（中国刚放弃银本位并把白银卖给美国），作者是M．格里维奇，曾在莫斯科大学任讲师。40年之后，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目录索引卡片中居然发现在我的名下有这两本书的记录，使我大为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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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双语转换工作在一些新的方面扩大了我的俄语和英语词汇。但不论是我还是我的伙伴都不懂中文，所以我们没有做任何中外文的翻译——这是租界生活封闭性的又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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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身处殖民地环境，反对殖民主义的同情心促使我在越来越多的事情上站在中国和中国人一边。其中的一件事是我同《京津泰晤士报》老同事安妮·伯内特对天津的“英国市民图书馆”拒绝中国人入馆阅览和借书抗议无效，愤而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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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图书馆虽然为殖民官员们所有，但藏书丰富，管理完善。我在这里浏览了许多种百科全书，并且多年来借阅了各种各样的书刊——各种不同的政治、文学、学术流派，从左到右的政治派别，从古典到近现代都有。我不可能去购置那么多的书籍，但在这里我几乎能找到我所需要的所有书籍。它有助于我接受教育，我也认为它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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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的藏书虽然十分广泛，关于入会的规定却表现出典型的褊狭心理——中国人不准参加。在一次年会上，在中国成长的安妮要求修改这一规定，我表示支持。但我们发现我们是在同一座石墙打交道。反对的理由是可笑的，大多数还带有侮辱性。有一个身材高大的欧亚混血儿（他的母亲是中国人）甚至于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如果图书馆的书进了一个中国人的家里，谁知道会把什么样的细菌带出来传染给我们！这次会议之后，安妮和我退出了这家图书馆，她组织了一个“书虫俱乐部”来取代它。参加这个俱乐部的人拿出书来相互借阅，并开会讨论。华人会员中有黄佐临，他是关于萧伯纳和布莱希特(4)的青年专家，后来成为杰出的剧作家。外国人会员中有两位美国女青年会的秘书——莉迪亚·约翰逊和伊丽莎白·希斯，她们都有进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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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兴趣逐渐地，然而是决定性地转移到中国的事件和发展趋势上来，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中国实际上成为我写作的唯一主题。起初我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向国外出版物投稿，常用笔名，因为我“无国籍”，极易受到伤害。最早是一组简短的连续报道，发表在马尼拉的《菲律宾自由报》上，作为该报的一个流动记者，描写个人旅行中所见的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东北（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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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在纽约出版的刊物《民族》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文章，一个朋友把它译成法文，刊载在巴黎出版的一张日报《不妥协者》上。关于长征，我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消息来源，我是从蒋介石办的报纸上看出来的（因此难免有错误）。这些报纸经常刊登一些红军在某地被“击败”或“消灭”的报道，我就在地图上寻找这些地方，做上标记，从中不但可以看到红军还存在，并且还在战斗前进。历史已使我相信，中国的革命不论遭受何种挫折，总是不可摧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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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篇报道捅了一个小小的马蜂窝，几乎给我带来麻烦。但我当时一无所知。1935年初，在一份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上，发起了一场对“美国的自由主义和激进报刊”的攻击，矛头主要指向我在《民族》上发表的那篇文章。这份刊物就是由J．B．鲍威尔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它对中国是友好的，但把蒋介石看作是中国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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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斯诺挺身而出，为我辩护。他在1935年4月1日写信给《民族》和《新共和》这两个刊物，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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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们因为你们的态度而大为沮丧……正在策划使你们正确地认识到“有关中国赤党的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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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华北正在进行一场嗜血的搜捕行动，要找到这个冒名为Crispian Corcoran的人，因为他被怀疑为那个正在误导你们的最坏的坏蛋……我偶然碰到过这个年轻人……发现他是一个十分杰出的、精明的新闻记者，他的责任心是毋庸置疑的……我的印象是，他的报道是在中国当今的混乱局面中所可能得到的最可靠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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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的Crispian Corcoran是我的化名。我不久前还在阅读少年刊物《儿童报》（或《好友报》，我现在记不太准），上面有两个虚构的人物，一个叫Crispian，另一个叫Corcoran，我的化名就是用他们的名字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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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斯诺为我辩护的那封信，也许登出来了，也许没有登，我是从罗伯特·法恩斯沃斯那里知道的。这位斯诺传记的作者，在堪萨斯城的“斯诺纪念档案馆”发现了这封信的复写本。在我和斯诺数十年的友情交往中，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对斯诺来说，这是他多做好事、做了不说的性格的典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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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中国的另一家报社有了一份工作。在从事翻译和自由撰稿的同时，我成了《北平时事日报》的兼职记者（署名是“本报通讯记者”，不登姓名）。这是一张在北京（当时改名“北平”）出版的英文日报，想在天津扩大发行。虽然我的任务只需要报道天津外国人社区的活动，但我却专门写了一篇“调查报道”（也没有署名），讲述日本在天津的中国居民中有计划地、包藏政治祸心地扩大毒品贸易（主要是海洛因）。销售的渠道是一伙称为“洋行”、以“日商”名义经营的小商店——按照不平等条约，外商不受中国法律的管束。开始时，这些商店向顾客免费赠送香烟，他们在这些香烟里偷偷塞进海洛因，等到吸上瘾，就非花钱去买不可了。这些商店在门面上摆着各式各样的商品，从糖果到自行车都有，后面的一些房间则是临时性的吸毒室。我曾经到这些地方去看过，只见一排排瘾君子贪婪地吸着烟卷，这些烟卷的一头已被掏空，塞进了海洛因粉末（“白面”）。为了不让这些粉末撒掉，他们吸时要把烟卷竖立起来，所以被称为“高射炮”。这两个词随着毒焰的蔓延而成了当地的常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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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这些窝点吸毒的主要是劳动人民（体力劳动者、小职员，还有少数学生），他们很快就变得贫病交迫。较富裕的瘾君子则在家里过瘾，所吸的毒品较精致，毒性也不那么剧烈。整个散布毒品的安排据说是由日本的军事情报部门一手策划的，为了销蚀一部分中国人的意志、招募为他们服务的汉奸特务、纠集一帮以供给毒品为报偿的“支持者”，以达到他们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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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时事日报》为中国人所有，但职员大部分是外国人。编辑部对我写的报道颇为欣赏，对我提出了另一个工作建议。这张报纸的新闻主编塞西尔·泰勒是澳大利亚人，要定期回国休假。在航空运输还不发达的时代，往返旅程加上休假通常要六个月时间，而他每隔三五年就要休假一次。“你是否愿意在他离京期间代行他的职务？他在北京有一所四合院，雇着仆人，你可以住在那里。”我表示愿意。关于待遇问题——在《京津泰晤士报》时我的月薪是100银元，《北平时事日报》因我是兼职，人又在天津，只付给我半数，现在要我在北平全职工作，我要求付给我月薪300银元。报社总经理张明威（译音）代表报社老板（中国国民党人士）表示同意。于是我就在北京住下来，过着同当地一般外国记者和学者同样的生活。这座美丽的中国古都（蒋介石把政府迁到了南京）比起天津租界来更适合我，并且使我更接近中国——尽管仍然要通过同情中国的外国人。这些人中除斯诺夫妇外，还有不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在同中国有关的学术或新闻、政治方面已经或即将享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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