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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里没见过中国兵。”一个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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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里的建筑物都很坚固。中国人会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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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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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中国的司令官，我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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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成为轰炸一所世界著名学府的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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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南开大学是一个反日基地。我们必须摧毁所有反日基地……南开的学生都是反日亲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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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尉，现在正放暑假，校园里没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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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日军上尉真的光火了。“诸君，我是一个军人。我告诉你们，我们正在摧毁南开大学。这是一个反日基地。所有中国的大学都是反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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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日本人要摧毁所有中国的大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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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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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天津那些穿黑制服的武装警察（“保安队”），尽管老百姓在平时一点也不喜欢他们，他们的作战却是英勇的，提高了市民的士气，也使敌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深厚的民族精神。虽然总的来说在人数和装备上都远不如敌人，有一支保安队包围了火车站上的日军，直到日本援兵开来把他们救出。还有一支保安队勇敢地冲进飞机场，企图摧毁敌机，牺牲了半数人。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让侵略者丧胆。在战斗进行中，那个年轻的、会说英语的日军司令部发言人对我们这些外国记者说：“我们今天晚上也许会被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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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队在抗击中得到许多学生和其他青年的支援。许多人被日军枪杀，其中有的纯属无辜。战死的中国士兵脸色黝黑、中弹处各不相同，而这些人脸色苍白、中弹处都在头部，显然是被枪决的无辜牺牲者。这是可怕的、更是令人愤慨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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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津的600名战士在奋战时，另一场战斗在距北京城仅几公里的通州爆发。这是1933年国民党签署了投降主义的“塘沽协定”之后，日本人一手炮制的“冀东自治政府”所在地。在这里，日本人所组织的保安队对他们的主子实行起义，杀死了几百名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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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曾经把通州的伪政权吹嘘为华北在日本监护下实行“自治”的范例，所以这次起义对他们的打击特别沉重。在天津，日本发言人近乎歇斯底里地叫喊：“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通州保安队反抗的对象是他们在几小时前还宣称要为之服务的国家（日本）以及用友谊的纽带同他们联结在一起的人民（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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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早已听说，在通州城里原有一小队象征性的中国驻军，日本人解除他们武装之前曾说要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但解除他们的武装之后就把这些失去抵抗能力的人全部枪杀了。在保安队里有爱国分子在秘密活动，保安队同中国驻军常常在一起吸烟聊天，所以日本人残杀中国驻军的暴行，使保安队无法再对日本人表示“忠诚”，而是要为被害的中国兄弟们报仇雪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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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人来说，他们尝到的苦果是：他们决不能期望中国人为了他们而不再做中国人。通州的起义队员撤出城外，消失在乡村之中。天津的日本侵略军邀请外国记者到通州去现场观察他们那些被“残暴屠杀”的同胞——那些人的尸体没有按日本习俗立即火化，而是仍然存放在那里展览。他们没有提到以前被杀的那些解除了武装的中国驻军士兵，那些士兵的尸体早已被匆忙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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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连绵的阴雨加上夏季暑热，日本人后来自行取消了这次让外国记者观察尸体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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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7年7月底，日本人已占领了天津——西方国家的租界除外，其中面积最大的英租界成了不愿意生活在日本占领下的人们的主要避难所。从这里，人们乘外国航轮，可以先到敌军尚未占领的沿海港口，然后去大后方。由于这一情况，在租界里找住处很困难，买船票就更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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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斯诺夫妇介绍几个学生来找我帮忙寻住处。接着，斯诺本人和贝特兰乘火车从日本占领下的北京来到天津。他们护送来两位年纪较大的妇女和一位男士，他们告诉我，这三位都是想离开日占区的爱国人士。如果有中立国家的外国人同他们一起走，他们装作是这些外国人的雇员或随从，可以免去被车上的日本宪兵扣留或遭遇更大不幸的危险。事实上，这几位中国人的地位比我所知道的重要得多，他们处境的危险也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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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较大的那位妇女是邓颖超——周恩来的妻子，她本人也是中共中央的一位高级干部。她秘密到北京来治疗肺结核病（长征时所得）。斯诺为他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收集材料时认识她，那时她穿着八路军的制服。日本人占领北京后，有一天她穿着城里时髦妇女的服饰来到斯诺家里找他，斯诺一下子认不出她来了（在来天津的路上，她改穿最朴素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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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矮矮胖胖、穿着西装的中年人是王世英。斯诺说他是一位大学教授，实际上他是一位在国民党地区活动的、饱经风霜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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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些的妇女是张晓梅，也是中共党员。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她是邓小平第一位夫人（为国民党杀害）的妹妹。他们三人当时用的都是假名，我对他们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光知道他们是需要帮助的爱国人士，这就足够了。我把王世英安顿在我当时的岳父母家中，他们正好回美国度暑假去了。他们是美国公民，受治外法权的保护，所以他们的住处较为安全。我为两位妇女在一家印度人开的旅馆——孚中饭店找了个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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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问我能否帮他们买到去上海或其他未沦陷港口的外轮船票。正好我也想走，因为我写反日文章的事已经公开，我又无国籍，出了事得不到任何保护。幸运的是，我父亲的业务中有一项是为出口货物办理保险，所以同英国的太古洋行(8)关系不错。我把他们三人说成是同行的职员，买了和我同一条船的船票。那个年轻的英国售票员倒确实是问了我一句：“你肯定他们不是坏人吗？”说时露齿一笑。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但我不说话，也只对他笑了一笑，他就不再问下去了。也许他还乐于让日本人受一回骗，因为日本人对于一向居于主导地位的英美势力正在步步紧逼，引起后者越来越强烈的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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