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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社转派我到武汉——位于长江中游的中国临时首都。我乘坐政府包租的一艘船前往武汉。按照设计，这艘船只能载客几百人，但却上了3000人。中级官员四五个人挤在双铺船舱里，更低级的官吏则挤在简陋的隔间里和甲板上。在统舱里，伤兵们乱七八糟地躺着，你压着我，我挤着你，由于高烧、疼痛或寒冷，呻吟之声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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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凑合着住在船上一间邮政局的小办公室里，同屋还有来自马达加斯加的一位国民党侨领和他七岁的小女儿。这个小姑娘不停地起劲儿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现在已广泛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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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拥挤不堪，以至于甲板上的一位乘客站在船边小便时，不幸被挤得掉进了汹涌的江水里。幸而我们没有挨炸，因为天气一直雨雪纷纷，雾蒙蒙的。寒气袭来，冻得人发抖，所以人们宁愿冒空袭的危险，希望天气放晴，太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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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当时没有乘坐这艘船的话，也许会像合众社的年轻同事维尔登·詹姆斯那样，坐美国的“帕奈”号小炮艇离开。人们原以为它可能比较安全一些，其实不然，它也挨了日机的轰炸，造成了许多伤亡。日美两国当时还不是交战国，这次突然袭击，使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然而这并没能制止美国为了获得丰厚的利润而向日本出售进行战争所需的废铁和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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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同样也空袭了英国的“瓢虫”号军舰，造成的损失比较少，伦敦作出的反应甚至比华盛顿更加温和。日本是故意发出信号，试探它们的反应，意思是：不要挡我的路。这些低调的反应可能使日本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以把英美两国推一边去，它们最多不过抱怨几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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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陷落于日军铁蹄之下，日本人有计划地对它进行烧杀奸淫。大约30万放下武器的俘虏和手无寸铁的平民惨遭杀戮：日军用绳子把他们捆在一起，用机枪对他们进行扫射；把他们扔进长江淹死；把他们砍头或活埋；把他们作为练习刺杀的靶子。总之，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杀害他们。在我认识的日本“南京大屠杀”美国见证人中间，包括：南京大学教授塞尔斯·贝茨和刘易斯·斯迈思、基督教青年会的乔治·菲奇和《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当时在中国的纳粹分子中有一个著名的商人，名叫约翰·拉贝，他也大为震惊并采取了抗议行动。他当时担任由外国人组成的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给柏林写了一份暴露真相的报告。由于这份报告，他受到了德国当局的斥责，因为当时正在酝酿德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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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驻南京的外国人的记录，包括长期保密的拉贝日记，以及当时的新闻报道、信件和图片，都是“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审判日本主要战犯时援引了大量中国人的第一手证据，对主要责任人判处了死刑。然而，时至今日，日本右翼的诡辩家们仍然力图缩小或否认所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日本的一些参与者挺身出来，为这些可怕的事实作证并表示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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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简单地谈谈那个时期在南京的外国媒体。当时来自美国的有美联社、合众社和《纽约时报》，来自英国的有路透社，来自苏联的有塔斯社，还有德国的通讯社。总的来说，所有的媒体人员，包括德国人（他们还没有被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所取代），都支持中国抗日。他们彼此之间很友好。其中有些人是长期的单身汉，有些人是暂时的单身汉，包括我在内。大家在《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的公寓里的一个集体食堂吃饭。德丁的房间有一架钢琴。他会弹琴，我们跟着合唱。在轰炸还不很厉害的时候，我们有时凑份子到中国饭馆“打牙祭”。我们常去的一家饭馆位于夫子庙地区，它的汤很有名，据说，它的汤锅不断续汤，一直煨着，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这有点像伦敦的切希尔奶酪咖啡馆的牛肉腰子馅饼，报馆聚集的“舰队街”的新闻工作者非常喜欢吃它。由于我们都无法跑遍所有的地方，所以我们常常交流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情况。当然遇到有独家新闻时，我们就秘而不宣，等到抢发以后才会谈论。如果空袭警报响了，而我们还在外面吃饭，大家便会跳进各自的汽车，迅速返回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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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些常驻外国记者中间，最有意思的是塔斯社记者罗果夫。他三十来岁，出身于哥萨克家庭，体格魁梧，老是乐呵呵的。他小时失学，直到12岁才上小学，革命以后上的大学，后来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的第一个专业是经济地理学，接着又学了中文。顺便说一句，当时俄国记者的英语很差，西方的同仁往往瞧不起他们。但他们都会中文，因为必须学会中文，才可能派到中国来，而大多数西方记者则不懂中文。在外国人中间，这个喜欢交朋友、有说有笑的罗果夫却同一般的苏联人不一样。我开车是个新手，技术很差，一不小心，把合众社汽车的一个轮子陷到了沟渠里，体格强壮的他二话没说，跳下去，把肩膀放在底盘下面，一下子就把车子扛到了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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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时派来采访的记者中，有一位吉拉宁勋爵，这个红头发的小伙子是爱尔兰贵族。他被派来主要不是因为他的记者业绩，而是沾了那个头衔的光，因为对某些读者来说，“勋爵”的头衔是颇有吸引力的。实际上，他为人是很谦逊的，尽管陪他一起来工作的东欧籍助手总是称呼他“勋爵老爷”。吉拉宁后来引人注目之处是，他当上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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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也是贵族出身的来访记者是安东尼·詹金森爵士。他的世袭爵位可追溯到16世纪，当时他的一位同名祖先是英国早期派驻俄罗斯的使节之一，传说沙皇伊凡雷帝有意向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求婚，要他把这个信息带回英国，但是没有成功。他长得瘦而高，脸盘很小。他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像当时的许多学生一样，思想“左”倾。若干年后，他参与创办了《联合劳动新闻》并兼任主编，直言不讳地坚持反帝立场。后来我也曾为该报工作。当时我们都直呼其名“托尼”，省去了他的贵族头衔。他作为快艇运动员，成绩不凡，曾经同世界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弟弟莱斯特·海明威一起围绕加勒比海航行一圈，在报道中对当时这个地区盛行的右翼独裁统治进行了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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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除了政府各部门和外国使馆外，我们经常去打听新闻的外国人中还有端纳。他在中国待的时间很长，有些人干脆把他叫做“中国的端纳”。他是澳大利亚人，一个老新闻工作者，早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时期他就已经是战地记者了。1937年，他担任蒋介石和蒋夫人的顾问。一年以前，他由于协助解决“西安事变”而引起国际上的注意。在“西安事变”中，少帅张学良和另一位将军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经过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的调停，在蒋介石承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后，他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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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京以后，我这个22岁的愣小子，竟然要求端纳安排我单独采访蒋介石。那里的老记者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端纳把话岔开，引导我采访了他自己。我们一边吃茶点，一边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向我讲述了他为中国做的许多事情。他特别谈到他是如何隐姓埋名，尽量不抛头露面的。他一一讲述了曾经准备颁给他的许多荣誉、奖章和勋章，但都被他谢绝了。我从来没有听人如此详细地谈论过自己的谦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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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讲的事实大概是准确的，端纳不是那种虚张声势、爱说假话的人。应该肯定，他是诚心诚意支持中国抗日的。1940年，当国民党内的失败主义者倾向于同日本屈膝媾和并企图恢复内战的时候，他辞去了已担任多年的顾问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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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的经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在发生“珍珠港事件”的那一天，他同他的中国籍秘书李小姐一起，正乘坐自己的小游艇，泛舟于茫茫的太平洋上——这是他喜欢的休息方式。这时，一直在海上巡逻的日本海军舰艇抓到了他。日本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如实地讲了。抓到这样一个人物，似乎应该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因为给中国大人物当顾问的这个著名的澳大利亚人肯定是日本最希望抓到的人之一。然而，日本人以为，端纳应该是在中国大陆或香港，或者在外国的某地访问。不论是日本军舰的舰长，还是日本的整个情报系统，都不会想到他竟然在大洋上驾船消遣。上岸以后，他被交给日本在菲律宾的一个平民集中营看管起来。登记注册时，他用的仍然是真名——日本人以为他同“中国的端纳”同名同姓，没有查出他就是真正的“中国的端纳”。日本投降后，他被释放。后来，他患了癌症，在夏威夷的病床上平静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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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宗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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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八章 战地记者（二）：武汉、台儿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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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到武汉的转移是地理上的撤退。但是，许多人认为，这标志着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进步。根据我的经验，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继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之后，南京也陷落了。中国遭遇到它漫长历史上最深刻的危机。但是，“危机”一词在中文里是由“危险”的“危”和“机会”的“机”两个字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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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面临着“机会”：国家和人民有着团结起来、求得生存、最后夺取胜利的潜在能力。这种信心铸造了自尊心，它不仅表现在国家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个人的言行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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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昂扬向上的“武汉情绪”在国民党区域里只存在了几个月的时间，但它却被人们长期怀念着，不仅中国人怀念它，而且亲身经历过那段时期的外国人也怀念它，包括用英文写作的大部分驻中国的外国记者，从左派的史沫特莱到中间派和右派的外国大媒体记者都是如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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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不仅怀念武汉，而且希望在别的地方找到民族希望的中心。他们更加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这些根据地主要是通过游击战在敌占区的后方从日本人手中夺取的。武汉的气氛比南京要自由得多。在南京，由于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制度，人们不大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和他们所取得的胜利。而在武汉，情况大不一样。1938年是国共两大政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第一年，也是形势最好的一年。武汉的书店公开出售中国人和外国人写的关于长征和红区的著作，如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著作，特别是关于抗日战略的著作，可以公开购买和讨论，而过去有这样的书是可能掉脑袋的。年轻人尤其喜欢这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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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集武汉的不仅有来自南京的官员，而且还有来自北京和上海的教授、学生、进步作家和编辑。他们在武汉市建立了许多开明的和左翼的出版机构。他们出版的图书，质量优良，充满朝气，备受读者青睐，而国民党或保守派、唯美派的官方和半官方出版物由于毫不涉及当前的紧迫问题，因而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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